民国二十七年春，岭东县政府新来了个文员，名叫周子墨，一手蝇头小楷写得极好，便被安排进了文书科，专管档案抄录与公文起草。
文书科的办公室设在县政府后院一栋二层木楼里，那楼有些年头了，据说前清时是县衙的书吏房。周子墨的办公桌紧靠西窗，窗下摆着个老旧的紫檀木笔架，上面悬着几支大小不一的毛笔，最显眼的是正中那支朱笔，笔杆暗红如血，笔尖却崭新如初。
科长姓黄，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第一天便指着那支笔嘱咐：“子墨啊，这里别的笔随你用，唯独这支朱笔碰不得，切记切记。”
周子墨虽觉奇怪，但初来乍到也不好多问，只点头应下。倒是科里老文书刘伯，趁着没人的时候悄悄告诉他：“那支笔邪性，民国初年有个姓郑的文员不信邪，偏用它批公文，不出三月，人就疯了，整天念叨什么‘朱笔勾命，阎王簿上不留情’，后来失足掉进后院那口老井里，捞上来时手里还死死攥着这支笔。”
“那笔怎么还在？”周子墨问。
刘伯压低声音：“黄科长本要烧了，可第二天它又好端端出现在笔架上。后来请城隍庙的老道士来看，说是这楼里住着位‘司笔仙’，专管文书记录，那支朱笔就是他的法器，凡人不可擅动。”
周子墨听得将信将疑，他是个读过新式学堂的，对这些鬼神之说向来不以为意。只是见刘伯说得严肃，也就姑且听着。
日子久了，周子墨发现这文书科确实有些古怪。每逢初一十五，黄科长总要亲自在墙角香炉里上三炷香；办公室里永远备着上好的宣纸和徽墨，说是“那位”用得上；最奇的是，凡经手的公文，若有半点虚报瞒骗，不出几日必会出纰漏，相关人等轻则丢官，重则横祸。
科里有个姓王的科员，仗着和县长沾亲，常虚报些采买费用。一次他做假账，明明算盘打得好好的，誊写到公文上却凭空少了三十大洋。王科员不信邪，重写三遍，每次都是同样数目。最后只得自掏腰包补上缺口，事后大病一场，再不敢弄虚作假。
这些事周子墨看在眼里，心里那点疑虑渐渐成了好奇。
转眼到了七月半中元节，县里要上报一份年度赋税统计。时间紧迫，全科人加班加点。那晚月黑风高，周子墨独自留下整理最后的数据。子夜时分，他正困倦，忽闻一阵纸张翻动声，抬眼看去，只见自己刚整理好的档案无风自动，页页翻飞。
周子墨一惊，定睛再看，一切如常。他摇摇头，以为是自己眼花，伸手去取毛笔，却不慎碰落了笔架上那支朱笔。
笔落纸上，竟自行直立，在空白的宣纸上写下三个朱红大字：“数有误。”
周子墨头皮发麻，强自镇定检视账目，果然发现一处计算错误。他颤声问：“是哪位仙家？”
无人应答，唯见那支朱笔缓缓滚回笔架原处。
次日，周子墨将此事告诉刘伯。刘伯叹道：“你倒是造化，那位肯指点你。不过切记，仙家可以敬，却不可深交，人鬼殊途啊。”
周子墨嘴里应着，心里却动了念头。他想起老家祖父曾说过，有些地仙若能得人真心供奉，可保一方平安。倘若自己能得这位“司笔仙”青睐，岂不是……他不敢深想，但这个念头一旦生出，便如藤蔓般疯长。
此后数月，周子墨每逢加班，总要多备一份纸墨，恭恭敬敬摆在西窗下。起初并无动静，直到立冬那晚，他在整理一桩陈年冤案卷宗时，忍不住叹息：“如此明显的破绽，当年竟无人察觉，可怜那蒙冤之人。”
话音刚落，朱笔无人自动，在卷宗空白处批下数行小字，将案中疑点一一标出。周子墨又惊又喜，连声道谢。
自此，他与这位“司笔仙”有了默契。凡遇疑难文书，只需恭敬请教，便可得朱笔批注指点。靠着这份“仙缘”，周子墨处理的公文从无错漏，连县长都对他刮目相看。
人的贪念总如水涨船高。周子墨开始不满足于仅仅得到公务上的指点。某日，他得知县里要在城西新建一所小学，招标在即，便动了心思——他表弟正是个包工头。
深夜，周子墨将招标文书铺在桌上，恭敬上香，低声道：“仙家在否？此事关乎孩童教育，还请指点，何种标书可中？”
朱笔悬空而起，在纸上写下：“公正为先。”
周子墨不甘心，又道：“我那表弟为人实诚，工程定会做好，只是这标书写法……”
朱笔顿了顿，缓缓写出：“今夜所言，吾已记录在案。”
周子墨心里一紧，忙道：“仙家恕罪，是在下唐突了。”说罢匆匆收起标书，不敢再提。
然而欲望的闸门一旦打开，便难再关上。年终考评将至，周子墨觊觎副科长之位已久，而最大竞争对手正是科里的老科员李慎之。李为人耿直，曾多次指出县长某些安排不合规程，惹得上头不快。
周子墨思前想后，终于在一个雨夜，将李慎之近年经手的所有公文摊开，对着空荡荡的办公室说：“仙家明鉴，李科员办事多有不周，这些文书若细查，必有疏漏。可否……可否稍作批注，以便上司审阅？”
话出口，他自己都吓了一跳。这已不是请教，而是请求仙家构陷同僚了。
房间里死一般寂静。良久，朱笔缓缓升起，在每份公文上写下同样两个字：“无咎。”
周子墨面红耳赤，却还不死心：“仙家，人无完人，李科员他……”
话音未落，朱笔突然飞起，在他面前的白纸上重重写下：“心术不正，必有灾殃。”
周子墨恼羞成怒，脱口而出：“你不过是一支笔，真当自己是判官了？我敬你才供着你，莫要不知好歹！”
此言一出，办公室内气温骤降。所有纸张无风自动，哗啦作响。那支朱笔凌空而立，笔尖渗出猩红如血的墨汁，在墙上写下八个大字：
“口舌招尤，笔墨记仇。”
写完最后一笔，朱笔“啪”地一声掉落在地，笔尖折断。
周子墨惊出一身冷汗，仓皇逃离办公室。那一夜，他噩梦连连，梦见自己被无数文书淹没，每张纸上都是血红的批注。
次日回到办公室，一切如常。朱笔仍挂在笔架上，只是笔尖真的断了。周子墨稍稍安心，以为不过是场噩梦。
诡异之事却接踵而至。
先是他起草的公文频频出错，不是漏字就是错数；接着他发现，凡经他手的文件，第二天总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朱批，有时是指出错误，有时是些看不懂的符号；最怪的是，他晚上在家写私信，第二天信纸上也会出现红色批注。
科里开始传言四起。有人说夜半经过文书科，听见里面有人翻书；有人说看见周子墨的公文自己会翻页；黄科长找他谈话，委婉提醒他最近状态不佳。
周子墨有苦难言，他知道是那“司笔仙”在作祟，却不敢明说。这日，他硬着头皮找到城隍庙的老道士，将事情和盘托出。
老道士听罢，捻须长叹：“年轻人，你可知‘司笔仙’是何来历？”
周子墨摇头。
“前清时，这县衙里有个主簿，姓文，为人刚正，凡经他手的案卷，必反复核查，不使一人蒙冤。某年大旱，知县贪墨赈灾款，文主簿实名上告，反被诬陷下狱，冤死狱中。临终他发下毒誓，愿化作笔仙，永世监察文书，不使奸佞欺心。”
老道士盯着周子墨：“这位仙家最恨的就是文牍作假、构陷他人。你倒好，两样都占了。”
周子墨面色惨白：“求道长救命！”
“救不了。”老道士摇头，“仙家已在你命簿上批了红字，此劫难逃。唯有一法：从此之后，秉公办事，诚心悔过，或许能减轻几分。”
周子墨失魂落魄回到县政府，刚进后院，就见一群人围在那口老井边。挤进去一看，黄科长正指挥人打捞什么。
“怎么回事？”周子墨问。
刘伯把他拉到一边，低声道：“今早保洁发现，所有办公室的废纸篓里都塞满了写满红字的纸，内容全是……全是历年文书中的不实之处，涉及不少人。黄科长怕事态扩大，正在打捞销毁。”
正说着，打捞的人叫起来：“捞到了！是个铁盒子！”
那铁盒锈迹斑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叠泛黄的状纸，正是当年文主簿上告知县的副本。每一页都有朱笔批注，力陈冤情。
黄科长翻看片刻，忽然抬头看向周子墨，眼神复杂：“这些批注的笔迹……和你最近公文上出现的很像。”
众人目光齐刷刷射来。周子墨浑身冰凉，张口欲辩，却发不出声。
当夜，周子墨梦见自己站在无尽的文书堆中，那支朱笔悬在半空，一个清癯的老者虚影执笔而立，缓缓道：“老夫生前见惯文牍害人，死后发愿监察文书。你初时勤勉，老夫本欲助你；谁知你渐生邪念，竟欲以笔墨构陷同僚。今日起，你每说一句虚言，笔下必出纰漏；每起一次恶念，文书自现批红。好自为之。”
周子墨惊醒，衣衫尽湿。
自那以后，他果真再不能说半句假话。一次县长开会，问及某项违规支出，周子墨本想含糊其辞，话到嘴边却变成：“此事确有违规，原始凭证在此。”气得县长当场摔杯。
更奇的是，但凡他经手的公文，若有半点不实，必会自行浮现红字批注，将问题标得清清楚楚。不出三月，县政府上下一片哗然，不少陈年旧账被翻出，牵扯甚广。
周子墨成了众矢之的，最后只得辞职。离县那日，只有刘伯来送他。
“你知道那支朱笔后来如何了吗？”刘伯问。
周子墨摇头。
“你走后的第二天，笔架上的朱笔不见了。有人在老井边看见它断成三截，旁边用朱砂写着：‘笔折则去，望后来者慎之’。”
周子墨苦笑：“是我辜负了仙家期望。”
刘伯叹道：“仙家留笔，本为警示世人：文书之事，关乎民生，笔墨之间，皆是因果。你当牢记此训。”
周子墨点头，背着行李孤身离去。据说他后来去了偏远小镇当小学教员，教书之余，义务为乡民代写文书，分文不取，凡经他手的文书，从无差错。
而岭东县政府那栋木楼，至今仍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新来的文员第一课，便是听老人讲“朱笔批命”的故事。那支朱笔再未出现，但偶尔有人在深夜路过，还能听见楼上传来隐约的翻书声，仿佛有位 invisible的老者，仍在秉烛夜阅，不使一字欺心。
后院那口老井早已封填，井口石碑上刻着一行小字：
“文书重千钧，笔墨判是非。朱批一点赤，皆是苍生泪。”
这故事在岭东一带流传甚广，老人们总爱用它告诫后生：做人要实在，作文要用心，举头三尺有神明，案头一支笔，也能通幽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