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与西辽紧急求援的消息同时,另一条来自西域的奏报,为笼罩在临安的凝重气氛带来了一抹亮色与暖意。
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地区)国王尉迟僧乌波(于阗王族姓尉迟,此为虚构名),派遣其弟尉迟萨伐摩为正使,携国书、贡品及重礼,抵达河西都护府驻地甘州,正式向南宋表示归附,请求册封与保护。
于阗,这个丝绸之路南道上历史悠久的佛国,以盛产美玉(和田玉)闻名天下,自汉唐以来便与中原交往密切。
蒙古西征的狂飙虽未直接席卷其地,但北方高昌的归附南宋、东方河西宋军的强势存在、西方西辽的岌岌可危,以及南方吐蕃各部的复杂态势,都让这个以玉立国、相对富庶但军力不强的小国感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继续孤立,很可能在未来的大变局中被任意一方吞噬。
尉迟僧乌波与其重臣们反复权衡。
向北,蒙古凶名太盛,且信仰迥异(此时蒙古上层信仰萨满,对佛教暂无特别尊崇),归附无异于羊入虎口。
向南,吐蕃分裂,难以依靠。向东,南宋虽远,但其富庶文明的形象通过商队早已深入人心,近年来在河西、高昌的经略也显示出其实力与决心。
更关键的是,宋使(以商队、僧侣为掩护)早已秘密抵达于阗,带来了宋帝的问候与承诺:若归附,可保其国社稷、佛法,并以公平之价,大量购买于阗美玉,且提供必要之军械援助以自保。
玉,是于阗的命脉。
能与南宋这个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建立直接、稳定、受保护的贸易通道,其诱惑力是巨大的。
而“保社稷、护佛法”的承诺,则直击了王室与佛教贵族(于阗国教为佛教)的核心关切。
相比之下,南宋提出的“奉正朔、受册封、称藩属”等条件,显得并无侵犯性,反而是一种寻求强大靠山的传统做法。
于是,于阗的归附,水到渠成。
在甘州,刘子羽按照赵构的指示,先行接待了于阗使团,接受了其国书(表示永为藩属)和贡品(包括极品羊脂白玉璞数块、玉雕精品、于阗绸、地毯等),并代朝廷赐予尉迟僧乌波“归德王、于阗都督”的封号及相应的冠服、印信(需皇帝正式用印),同时签署了《通商互市章程》,规定于阗美玉可由官方组织,经于阗-且末-若羌-沙州的南道,直输宋境,宋方则提供丝绸、瓷器、茶叶、铁器等作为交换,并承诺在于阗遭受攻击时提供必要援助。
消息与于阗进贡的首批美玉样品一同,以六百里加急送至临安。
当那些温润如脂、洁白无瑕的玉料呈现在垂拱殿时,即便是见多识广的赵构与重臣们,也不禁为之赞叹。
这不仅仅是珍宝,更是西域南道关键一国归附的实体象征和战略信物。
赵构当即允准了刘子羽的先行处置,并正式下诏,派遣中使携正式册封诏书、金印前往于阗。
同时,命令将作监、文思院等机构,准备“善价”收购于阗玉石,并遴选一批精通琢玉的工匠,准备随下一批官方使团前往于阗,进行技术交流,并“协助”于阗王室建立更规范的玉器作坊。
于阗的归附,意义重大。
首先,它使得南宋的影响力沿着丝绸之路南道向西延伸了上千公里,与高昌在北道的进展遥相呼应,对塔里木盆地形成了南北夹峙的战略态势。
其次,于阗作为重要玉源地,其归附使得美玉这一战略资源(不仅是奢侈品,在宋代也是重要的礼器、印信材料和财富象征)的输入变得更加稳定和可控,有利于内帑充实和赏赐臣僚。
再者,于阗位于吐蕃与西域之间,其归附有助于南宋牵制、安抚吐蕃某些部落,并获取关于青藏高原西缘的情报。
最后,在西辽岌岌可危的时刻,于阗的来归,无疑是一剂强心针,向高昌及其他观望的西域势力表明,投靠南宋,确有实利可图,且有安全保障。
很快,在官方主导下,首批大规模的于阗玉料商队,在于阗军队和宋军小队的联合护送下,经南道东行。
与此同时,满载着丝绸、茶叶、瓷器的宋国商队,也开始络绎不绝地西向于阗。
一条新的、更加安全顺畅的“美玉之路”被正式打通,将于阗与汴梁(临安)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西域的棋局上,南宋再落一子,而且是一颗闪烁着温润光泽、却分量十足的关键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