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凯的办公桌上总摆着两样东西:一顶磨得发亮的藤编安全帽,和一本边角卷翘的记账本。自从去年深秋接下秦家村的安全帽订单,这两样物件就没离开过他的视线——安全帽是样品,记账本上则密密麻麻记着“秦家村,200顶,100元”“李家庄,野猪肉20斤,35元”“王家坳,山鸡12只,24元”……墨迹晕染的纸页里,藏着钢渣厂后勤处这大半年来最扎实的变化。
一、藤条串起的产业链
“周处,秦家村的货到了。”仓库老张敲开办公室门时,肩上扛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藤条的清香混着阳光的味道涌进来。周凯放下手里的报表,起身帮忙卸袋——200顶安全帽码得整整齐齐,每一顶的藤条都泛着油亮的光泽,边缘用细藤缠出的花纹比上个月更精巧了。
“老张,数数看,是不是又多了5顶?”周凯笑着拿起一顶,手指摩挲过帽檐的加固绳。他记得第一次去秦家村时,婶子们编的安全帽总有些松垮,岳母拿着样品在祠堂教了三天,指尖被藤条勒出红痕;如今不用开箱检查,单看这紧实的纹路就知道合格。
“不多不少205顶!”老张数完直咂舌,“秦家村的娘们儿是开窍了,知道多编5顶当‘添头’——上周我去拉货,见她们把藤条泡在米汤里煮,说是这样更结实。”
周凯心里暖烘烘的。他掏出105块钱递给老张:“记得告诉王婶,多的5顶按市价算,别让她们吃亏。”这是他定的规矩:村里多送的“添头”绝不白拿,一来二去,秦家村编得更上心,连邻村的妇女都找上门来学手艺。现在周边三个村子都加入了编帽队伍,每月800顶的量,足够钢渣厂的工人轮换着用。
记账本上“秦家村”那一页,早已从最初的“100元”添上了“缝纫机2台”“藤条切割机1台”的备注——那是上个月用厂里的报废钢材换的,现在秦家村的祠堂改成了“藤编坊”,墙上挂着周凯画的简易图纸,角落里堆着泡藤条的大缸,婶子们坐成三排,手里的藤条翻飞如蝶,笑声能传到二里地外。
“周处,这账得改改了。”老张递过入库单,“财务科说,咱们这‘以物换物’得折算成现金入账,不然审计过不了。”周凯接过单子,笔尖在“藤编坊设备”那行顿了顿——他知道财务科的规矩,但更清楚秦家村的难处:村里的小学漏雨,婶子们正打算用这笔钱买瓦片,折算现金的话,除去税费,到手的钱怕是要差一半。
“我来跟财务科说。”周凯在单子上签下名字,“就说设备是后勤处的‘技术投资’,将来从安全帽回款里慢慢扣——咱不能让村里白忙活。”老张看着他把记账本往抽屉里锁,忽然笑了:“周处,您这哪是管后勤,分明是当村长呢。”
周凯没反驳。抽屉最底层压着张秦家村小学的照片,是岳母上个月送来的:漏雨的屋顶已经铺上了新瓦,孩子们在操场上追着滚铁环,背景里的藤编坊飘着炊烟。这比任何“副处长”的头衔都让他踏实。
二、野味里的供需密码
“周处!李家庄送肉来了!”保卫科的小王掀帘而入时,怀里抱着个盖着麻袋的竹筐,腥甜的肉香顺着缝隙钻出来。周凯起身掀开麻袋,半扇野猪肉赫然在目,肥瘦相间的肌理上还凝着细碎的冰碴。
“王大叔又蹲了三宿?”周凯拿出弹簧秤,指针指向25斤——比约定的多了5斤。小王嘿嘿笑:“可不是嘛!说前儿夜里零下八度,他在山坳里守着陷阱,冻得直跺脚,愣是没敢回棚子——这野猪肉,金贵着呢。”
记账本上新添了“李家庄,野猪肉25斤,45元”。周凯让食堂的傻柱来领肉,特意叮嘱:“肥瘦分开炖,瘦的做肉丁炸酱,肥的炼油炒菜——工人师傅们最近赶工期,得让他们吃点实在的。”
这规矩是去年冬天定下的。那会儿周凯带着人去秦家村拉安全帽,见二叔蹲在村口抽烟,脚边的麻袋动个不停——原来是只肥硕的野鹿。“这东西在山里跑了三天,我跟它耗了两宿。”二叔搓着冻裂的手,“给厂里的兄弟们补补,他们抡大锤的,比咱辛苦。”
那天的鹿肉炖得酥烂,连平时最挑剔的总工程师都多盛了一碗。周凯看着工人们埋头扒饭的样子,忽然想通了:厂里的饭堂总抱怨“肉票不够用”,村里却有的是野味,只是没处卖;工人缺肉吃,村民有肉换不到票——这不就是症结所在?
他跟李怀德打了份报告:“以工会名义采购,公对公转账,税费咱认,只求让工人吃上肉。”李厂长看着报告上“每月一次,定点采购”的字样,指着他笑:“你这后勤处,快成供销社了。”批是批了,却撂下句话:“出了岔子,你担着。”
周凯还真担起了责任。他带着保卫科的人去山里验过陷阱,确保不是偷猎;跟供销社的老会计学了“土法子”:野猪肉按“统肉”算,山鸡按“家禽”入账,实在不好归类的,就记成“工会福利”。三个月下来,厂里的饭堂飘出肉香的日子越来越多,连医务室的感冒病例都少了三成。
“周处,王家坳的老陈说,明儿送10只山鸡来。”小王凑过来说,“他儿子想进咱厂当学徒,托我问问……”周凯在记账本上圈出“王家坳”:“让他把山鸡送来再说——进厂得考试,但只要够格,优先录取。”他知道,这些山货里藏着乡亲们的盼头,不能让人空欢喜。
三、“大官”的名声与实在的暖
“周处,秦家村的王婶来了,在传达室等着呢。”下午刚上班,通讯员就来报信。周凯赶到门口时,见王婶背着个布包,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纸条,见了他就往怀里掏:“凯子,这是这个月的工钱,你点点。”
展开纸条一看,是用铅笔写的名单:“张翠兰8元,李桂香7元5角……”总共105元,用麻线捆着,有毛票有角票,还有两张带着体温的五元纸币。“婶子,不是说直接打您存折上吗?”周凯赶紧接过钱,指尖触到她皲裂的手背,粗糙得像老树皮。
“村里的老人们不会用存折,就信现金。”王婶笑得眼角堆起褶子,“她们让我给您带点东西——自家腌的咸菜,还有娃们摘的山枣。”布包里滚出个玻璃罐,咸菜的酸香混着枣子的甜气漫开来。
正说着,传达室的老李凑过来:“王婶,你们村可沾周处的光了!我亲家在邻村说,秦家村的娘们儿编帽子能挣钱,小伙子能进厂,这都是托了‘京城大官’的福。”王婶听了直摆手:“啥大官呀,就是咱村的女婿——当初他跟他媳妇第一次回村,穿着布鞋,帮俺家挑了两担水呢。”
周凯耳根发烫。他知道这“大官”的名声是怎么传的——上个月秦家村通了自来水,是他找厂里的水暖班帮忙铺的管子;李家庄的小学修窗户,是他拉了车报废的角钢过去;王家坳的小桥塌了,他让维修队顺路修好了……这些事搁在厂里不算啥,到了村里,却被传成了“周副处长一句话,钢渣厂的人就来帮忙”。
“凯子,你别听他们瞎传。”王婶往他兜里塞了把山枣,“俺们都记着好呢。这是刚晒的枣干,你泡水喝,败火。”她指的是上个月周凯上火,嘴角起了燎泡,王婶特意在太阳底下晒了三天枣干送来。
送走王婶,周凯回到办公室,把105元钱仔细分好,装进信封,信封上写着每个人的名字——张翠兰8元,李桂香7元5角……都是按编帽的数量算的,一分不差。他想起刚才王婶说的:“村里的拖拉机修好了,能拉藤条了”“翠兰家的娃考上初中了,学费够了”,心里比喝了蜜还甜。
窗外的梧桐叶落了又长,记账本越翻越厚,边角卷得更厉害了。周凯翻开第一页,那行“秦家村,200顶,100元”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底下添的“1965年3月,添缝纫机2台”“1965年5月,修校舍”“1965年7月,通自来水”却一笔一划,清晰得很。
他拿起那顶磨亮的安全帽,往头上一扣——大小正好,藤条贴着头皮,暖烘烘的。远处的车间传来“哐当哐当”的声响,那是工人们在赶制钢渣,也是好日子在慢慢成形的动静。周凯知道,自己这个后勤副处长当得不算“风光”,但看着记账本上的墨迹越来越深,听着饭堂里越来越响的笑声,就觉得比任何“大官”的名声都实在。
毕竟,能让乡亲们的腰包鼓一点,能让工人们的饭碗香一点,这才是后勤处该干的事——至于那些“京城大官”的传言,就让它随着山风飘吧,反正秦家村的藤条记得,钢渣厂的肉香记得,最要紧的是,人心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