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曾国藩刚刚完成裁撤湘军那场惊心动魄的“大手术”，喘息未定，一道新的、更烫手的谕旨就从北京飞到了金陵：命他立即北上山东，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全力剿灭捻军。
捻军，不是太平天国那样有明确政权和固定根据地的力量。他们更像是流动的骑兵风暴，纵横于华北平原，行踪飘忽，避实击虚，“疾如风，掠如火”。清廷最精锐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骑兵，就在追剿捻军时中了埋伏，全军覆没，僧格林沁本人也被砍了脑袋。朝廷震惊，环顾四海，能打的、能信任的，似乎又只剩下曾国藩了。
曾国藩接到命令，心中五味杂陈。剿捻，是君命，也是他作为“中兴第一名臣”无可推卸的责任。但他深知其中的难处：首先，他赖以成名的湘军陆军已裁撤殆尽，身边只剩下少数警卫和老弱；其次，他的战术法宝“结硬寨，打呆仗”，是对付有固定城池的太平军的利器，可用来对付“打不着、追不上、摆不脱”的捻军骑兵，好比用沉重的铁锤去砸四处飞溅的水银，有力无处使；第三，此次作战区域在华北，人生地不熟，后勤补给、地方协调，比起在湖南江西自家地盘，困难何止十倍。
然而，圣旨已下，不容犹豫。他奏调了部分未裁的湘军精锐（如刘松山老湘营），又整合了僧格林沁的残部，以及山东、河南等省的地方部队，拼凑起一支成分复杂、号令不一的混合大军。同治四年五月，他硬着头皮，离开熟悉的江南，北渡黄河，进驻山东济宁，设立大营。
一开始，曾国藩还是试图用自己熟悉的方法。他仔细分析了捻军的特点和僧格林沁失败的原因，认为不能再盲目尾追，提出了一套新的战略：“以静制动，划河圈地。”
具体来说，就是利用华北平原上的黄河、运河、沙河等天然水道，在关键地段构筑长墙堡垒（史称“河墙”或“壕墙”），并派兵分段驻守，建立防线。同时，组建精锐骑兵作为“游击之师”，在防线内搜寻、驱赶捻军。目标是把流动的捻军逐步压缩、限制在某个区域（比如山东运河以东），然后聚而歼之。这可以看作是他“结硬寨”思想在更大地理尺度上的应用，想给捻军这个“流寇”编织一个巨大的、缓慢收紧的罗网。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得硌人。
第一难，是“河墙”工程浩大，劳民伤财，效果却有限。 千里防线，需要征调无数民夫，耗费巨资。墙体夯土而成，并不坚固，捻军骑兵很容易找到薄弱处突破，甚至故意引诱清军来追，然后从别处从容越过防线。常常是这边墙还没修好，那边捻军早已扬长而去。地方官员和百姓怨声载道。
第二难，是部下不听指挥，各自为政。 此时的曾国藩，权威已远非当年统领湘军时可比。他麾下除了少数湘军旧部，多是骄悍的准军（如刘铭传、潘鼎新等，虽名义上听他调遣，但实际更听李鸿章遥控）、绿营残兵和地方团练。这些部队各有山头，保存实力，对于曾国藩那种需要高度协同、紧密配合的“划地围堵”战术，执行起来大打折扣。常常是规定某部严守某段河墙，结果捻军一来，该部或畏战退缩，或擅自出击争功，导致防线洞开。
第三难，是朝廷和地方的不耐烦。 北京城里的慈禧太后和朝臣们，盼着曾国藩能像平定太平天国那样，再创奇迹，迅速解决捻患。然而一年多过去了，只见巨额军费花出去，只见一道道土墙垒起来，却不见捻军被消灭，反而活动范围似乎更广了。言官又开始上书，批评曾国藩“老师糜饷”、“措置乖方”。地方督抚也对他这个“客帅”需要钱粮人力支持颇多抱怨和掣肘。
曾国藩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他每天忙于协调各方、督促修墙、调兵堵截，疲于奔命，却总像是用巨网捞小鱼，每每落空。捻军首领张宗禹、任化邦等人，都是机敏过人的草莽英雄，他们很快就摸清了曾国藩这套“筑墙堵水”的打法，利用骑兵机动优势，牵着清军鼻子走，专挑薄弱环节打击。
同治五年（1866年）秋，捻军主力竟一举突破曾国藩精心布置的沙河、贾鲁河防线，长驱直入，威胁湖北。这意味着曾国藩苦心经营一年多的“划河圈地”战略，基本宣告失败。
朝廷的耐心终于耗尽。指责的奏章雪片般飞向北京，连一直支持他的恭亲王奕欣也感到失望。更重要的是，此时有一个人，在江苏巡抚任上，一边看着老师左支右绌，一边默默编练了一支更精锐、更适应机动作战的准军，并且对剿捻有了新的想法。他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通过自己的渠道，向朝廷委婉提出了不同的剿捻方略，核心是 “以动制动”，用精锐骑兵对骑兵，用机动部队进行快速拦截和追击，而不是消极地筑墙防守。这套思路，显然更对症。
终于，同治五年十一月（1866年12月），朝廷下旨：曾国藩因“剿捻无功，病难速痊”，着回两江总督本任，休养调理；钦差大臣关防及剿捻军务，交由李鸿章接办。
这道旨意，说得客气，是让他回去养病。但实际上，就是撤职。将他从剿捻前线统帅的位置上拿了下来，由他的学生取代。
接到谕旨时，曾国藩正在河南周口大营。那一刻，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人，心中涌起的，恐怕不仅是失落和羞愧，更有一种深深的无力与解脱交织的复杂情绪。他想起了自己当年在江西困顿、守孝时的那种挫败感，但这次，似乎更加彻底。他毕生信奉的“拙诚”和“硬寨呆仗”，在捻军这种全新的对手面前，撞上了天花板。
他没有抱怨，也没有辩解。平静地交接了关防印信，将残存的部队和糟糕的局势留给了李鸿章。在给朝廷的谢恩折中，他诚恳地承认自己“剿办经年，未能藏事，实属愧怍”，并赞扬李鸿章“才大心细，必能统筹全局”，请求朝廷全力支持新帅。
同治五年底，曾国藩带着一身疲惫和风尘，黯然南返，回到金陵，重掌两江总督的旧印。来时的踌躇（尽管是无奈的）与肩负的重任，此刻都已消散，只剩下一个功勋卓着却在新挑战前败下阵来的老臣背影。
长江还是那条长江，金陵城也依稀如旧。但曾国藩知道，属于他的、在战场上一呼百应的时代，已经随着湘军的裁撤和剿捻的失败，正式落幕了。
客观评价
曾国藩剿捻的失败，是他军事生涯的谢幕演出，也折射出个人才能的局限性与时代变迁的必然。
1. 路径依赖与时代错位：曾国藩的成功深深植根于对抗太平天国的特定战争模式（阵地战、攻坚战）。他的整套军事思想、组织方式和战术体系，都是为这种模式量身定做的。当面对捻军这种高度机动的骑兵流寇时，他的“成功经验”反而成了包袱。他试图用“结硬寨”的逻辑去构建宏观地理封锁（河墙），是战术思维的惯性延伸，却忽略了流动战最核心的机动性与主动权问题。这体现了即使是杰出人物，也难以超越自身经验框架的局限。
2. 权威的消散与体系的变迁：剿捻时的曾国藩，已不是湘军时代的曾国藩。湘军是他亲手缔造、如臂使指的“子弟兵”，指挥体系高度统一。而剿捻部队是拼凑的杂牌军，内部利益纠葛，他依靠的不再是个人魅力和宗族纽带，更多是朝廷赋予的官职权威。这种权威在打硬仗、啃硬骨头时，效力大打折扣。同时，李鸿章淮军的崛起，标志着新一代更具适应性的军事力量正在取代湘军，曾国藩的军事时代无可挽回地过去了。
3. “儒将”的极限：曾国藩本质上是“儒将”，他的军事思想带有浓厚的理学色彩和务实精神，但缺乏天赋的战术奇谋和闪电般的临机决断。对付有坚固阵地和意识形态的太平军，这种稳重刚毅是优势；对付灵活狡黠的捻军骑兵，则显得笨重迟缓。他的失败，某种意义上也是传统儒家军事思想在应对新型战争模式时的力不从心。
4. 失败的正面意义：尽管个人受挫，但曾国藩的剿捻并非全无价值。他初步构建的防线体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捻军的活动范围，消耗了其力量。更重要的是，他的失败为李鸿章的登场铺平了道路，完成了湘淮军事集团内部的权力交接。李鸿章吸取了老师的教训，采用更灵活的战术，最终在曾国藩奠定的物质和人事基础上，完成了剿捻任务。这可以看作是他们这个政治军事集团一次不成功的“内部试错”和成功的“代际更替”。
剿捻的无奈，是英雄迟暮的必然。它标志着曾国藩从开创新局面的“创业者”，回归到镇守一方、从事建设的“守成者”角色。对他个人而言，这或许是一种失落；但对历史而言，这为他生涯最后、也是影响最深远的篇章——推动洋务运动——腾出了舞台和精力。
剿捻无功，黯然南归。头顶“中兴名臣”的光环似乎蒙上了一层阴影，手中的权柄也似乎不如往日炙手。然而，回到两江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并未在失落中沉沦。他将目光从动荡的北方原野收回，投向了烟波浩渺的万里海疆，投向了机器轰鸣的厂房。一场以“自强”为名、旨在修补帝国千疮百孔躯干的运动——洋务运动，正等待这位最具声望的汉臣来擎起大旗。他会如何将自己的理学根基与冰冷的西方技术结合？又能在这条“师夷长技”的崭新而陌生的道路上，走出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