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天京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曾国藩便已感到从帝国心脏北京吹来的风，带着刺骨的寒意。封侯拜相的煌煌谕旨墨迹未干，暗流已然涌动。
朝廷的猜忌几乎不加掩饰。首先是在封赏上做文章：曾国藩封一等侯，爵号“毅勇侯”；而弟弟曾国荃仅封一等伯（威毅伯）。兄弟功勋虽有差别，但如此刻意区分，明显是帝王术中的“分而化之”，意在曾氏兄弟间制造微妙芥蒂。接着，朝廷以“善后”、“休养”为名，将曾国荃麾下攻城最勇、劫掠最甚的几员悍将如李臣典（不久暴病而亡，传言纷纷）、萧孚泗等调离或明升暗降，开始肢解直接攻克天京的“吉字营”核心。
更让曾国藩警惕的是言官的奏章。都察院的御史们仿佛一夜之间苏醒，开始弹劾湘军纪律问题，特别是天京劫掠的惨状，字字句句，虽未直接点他之名，但矛头直指曾国荃，进而牵连他这位统帅。甚至有传言，朝中已有人私下议论“东南半壁，尽在曾氏，非国家之福”。
这还不算完。曾国荃本人因多年苦战、压力巨大，加之封赏未达预期，破城后又遭舆论攻击，愤懑难平，竟在返回湖南休养前，赌气上奏，以“病体难支”为由，请求开缺回籍。这无疑是给朝廷和曾国藩将了一军。朝廷顺水推舟，迅速批准。这等于变相剥夺了曾国荃的兵权。
曾国藩看在眼里，凉在心头。他知道，对九弟的开刀只是开始。飞鸟未尽，朝廷已在思量良弓；狡兔刚死，猎犬已嗅到烹油之味。历史上的一幕幕在他脑中闪过：韩信、彭越、年羹尧……功高震主者，罕有善终。
此刻的湘军，总兵力已膨胀至三十余万，控制着长江中下游数省，粮饷自筹，将领皆出其门。在朝廷和天下人眼中，这已不是国之干城，而是一头庞大无比、可能反噬的卧榻旁的猛虎。曾国藩自己，就是这头猛虎的驭手，也是最可能被虎伤及的主人。
必须有所行动，而且必须是雷霆万钧、让朝廷彻底放心的行动。
一个大胆、痛苦但也必须执行的计划，在曾国藩心中逐渐清晰：主动、大规模裁撤湘军。
他找来心腹幕僚赵烈文、李鸿章（已任江苏巡抚）等人密议。李鸿章闻言大惊：“老师，湘军乃根本，遽然裁撤，岂不自毁长城？万一天下有变，或长毛余烬复燃，何以制之？”
曾国藩缓缓摇头，神色凝重：“少荃，你只知其一。湘军是长城，也是悬在我项上的刀。今日朝廷所惧者，非残余之贼，乃坐大之湘军也。我若恋栈兵权，祸不旋踵。唯有裁湘军，保淮军，方可两全。”
他的策略非常明确：
1. 自剪羽翼，以释君疑：率先大规模裁撤自己的直系部队（曾国荃部已散，续裁其他陆师），尤其是那些骄悍难制的老营，向朝廷表明绝无拥兵自重之心。
2. 扶植淮军，预留后路：全力支持李鸿章的淮军，将其打造为新的国家支柱。淮军源自湘军，但领袖已是李鸿章，这既延续了湘淮系的影响力，又将朝廷的注意力部分转移，为自己和集团留下缓冲区和继承人。
3. 妥善安置，避免生乱：对裁撤官兵，发放足额欠饷和遣散费，鼓励回乡置产，避免其流落为匪，同时保举有功将领出任地方官，化军事势力为政治资源。
同治四年（1865年）春，曾国藩正式上奏《裁撤湘军及处置善后事宜折》。奏折写得极其恳切，大意是：天下已定，巨款养兵徒耗国力；湘军久战疲敝，思乡情切；且主帅（指自己）精力已衰，难再统驭。因此请求裁撤湘军大部，只留少量精锐镇守要地，余皆遣散归农。
此折一上，朝野震动。紫禁城里的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正绞尽脑汁想着如何削弱曾国藩兵权而不激起变故，没想到对方竟主动把刀柄递了过来，还自己划定了下刀的路线！惊喜之余，更深感曾国藩识大体、知进退，其忠诚似乎无可挑剔。朝廷立刻准奏，并大加褒奖。
然而，裁军过程绝非奏折上几句话那么简单。这是刮骨疗毒，痛彻心扉。
首先要面对的是湘军内部的巨大反弹。许多将领士兵，提着脑袋厮杀十几年，刚享了几天福（天京劫掠所得），突然要他们放下刀枪，回乡种地，如何甘心？怨言四起，甚至有小规模哗变的苗头。曾国藩展现出铁腕一面，他召集主要将领，直言利害：“诸君随我，本为救国安民，非图富贵终身。今大功已成，若贪恋权位，必致鸟尽弓藏，你我皆无葬身之地。主动裁撤，可得朝廷优容，保全身家功名，泽及子孙。执迷不悟，则是取祸之道！” 同时，他尽力筹措巨款，发放丰厚遣散费，并承诺为将领们谋取出路。
其次，是应对潜在的军事风险。当时太平天国余部（如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与北方捻军合流，在中原声势复炽。曾国藩在裁军同时，必须精心计算，保留足够精锐（如鲍超“霆军”、刘松山部等）交由可信将领统带，以应对剿捻等后续战事，并向朝廷证明他“裁军不为私，实为公”。
这个过程，曾国藩如履薄冰。他一方面要快刀斩乱麻，避免夜长梦多；另一方面又要细致安抚，防止变生肘腋。他日夜操劳，亲自核定裁撤名单、发放饷银，接见即将离散的旧部，言之谆谆，有时乃至泪下。这些毕竟是他一手带出来、同生共死了十多年的子弟兵。
至同治四年夏，湘军陆师已裁撤十之八九，仅余水师和少量精锐留用。庞大的湘军集团，这个曾左右中国命运的军事巨兽，在它的缔造者手中，被主动、有序地解散了。曾国藩用自己的威望和手腕，完成了一场凶险的“自我手术”。
朝廷的疑虑随着湘军的消散而大大缓解。慈禧太后对曾国藩的“懂事”极为满意，信任度反而有所回升。曾国藩则用一种近乎自残的方式，换取了政治上的相对安全。
当最后一批湘军老兵领了饷银，叩别大营，踏上归乡之路时，曾国藩独自站在金陵官署的高台上，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久久无言。江风吹动他花白的鬓发，身影显得格外孤独。他亲手缔造的传奇，又亲手为它画上了句号。心中除了如释重负，恐怕也有无尽的怅惘与悲凉。
他知道，猛虎已去，自己这个“驯虎人”对朝廷的威胁已然大减。但新的挑战——剿灭飘忽不定的捻军——已经摆在了面前。只是这一次，他手中的工具，已不再是如臂使指的湘军子弟，而是需要重新磨合的复杂局面了。
客观评价
曾国藩主动裁撤湘军，是其政治生涯中堪称“神之一手”的决策，深刻体现了他的历史洞察力与现实智慧。
1. 对“功臣困境”的清醒认知与超前破解：曾国藩深谙中国政治传统中“功高震主”的必然悲剧。他没有心存侥幸，也没有像历史上许多功臣那样试图进一步巩固权力以自保（那只会加速毁灭），而是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主动、大规模地自我削弱。这需要极大的勇气、魄力和对时局的精准判断。他看透了“兔死狗烹”的历史规律，并用自己的方式跳出了这个循环。
2. 以退为进的政治智慧：裁军看似“退”，实则是更高级的“进”。它彻底打消了清廷最高统治者最大的心病，赢得了慈禧太后等人的关键信任，将潜在的毁灭性政治冲突化解于无形。此举不仅保全了他个人和家族的荣华富贵，也为他此后继续担任疆臣领袖、推行洋务等事业，扫清了最大的政治障碍。用一时的兵权，换取了长久的政治安全和发展空间。
3. 集团利益的战略转移：“裁湘留淮”是极具远见的布局。湘军是他的“亲儿子”，但势力太大，已成众矢之的。淮军是“学生军”，处于上升期，且领袖李鸿章对他有师生之谊。扶持淮军，等于将湘淮集团的力量进行了转移和延续，确保了该政治军事集团在后曾国藩时代依然能主导清朝国运。李鸿章和淮军，成为曾国藩政治遗产的继承者和守护者。
4. 对晚清军政格局的深远影响：湘军的裁撤，标志着清朝军事力量的主导权，从地方汉族武装（湘军）部分回归到中央试图掌控的新式军队（淮军，以及后来北洋系的雏形），但也正式确立了汉人督抚掌控实权的局面。曾国藩开启的“兵为将有”传统，经由淮军，深刻影响了袁世凯乃至北洋军阀，改变了晚清乃至民初的政治生态。
这一章展现了曾国藩作为成熟政治家的顶峰之作：在极端复杂的功成身退关头，他做出了最理性、也最符合传统政治智慧的选择。急流勇退，需要的不只是勇气，更是对人性、权力和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曾国藩做到了，这也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数能够“功成、名遂、身退”的顶级功臣之一。
自剪羽翼，政治警报暂除。然而，朝廷的“厚望”并未因此减轻。北方捻军铁骑纵横，严重威胁京畿，朝廷环顾四周，能战之帅、可用之兵竟寥寥无几。这道剿捻的难题，如同一个烫手的山芋，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抛到了这位刚刚卸下铠甲、已感疲敝的老臣手中。曾国藩将如何用他那套“结硬寨”的陆战之法，去应对捻军“疾如风”的流动作战？他的剿捻之路，是重铸辉煌，还是英雄末路的无奈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