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众庶吉士外出遇雨，欲入朝房躲避，却被守吏拒之门外。双方争执之下，庶吉士们仗着身份，竟殴打了守吏，强行闯入。
事后守吏禀报兵部尚书杨博，杨博震怒，亲至翰林院质问。
当时，宋儒便当场将主责推诿到熊敦朴身上，而赵用贤、吴中行等人或因畏惧担责，或因别有用心，竟也随声附和，指认熊敦朴。
熊敦朴平白受此大亏，与宋儒的仇怨自然更深。
熊敦朴生气，无非是当面斥责甚至动手。
而宋儒则阴险得多，他暗中记录熊敦朴在翰林院的言行，
但凡其话语中涉及朝中高官，或带有粗鄙口吻，便添油加醋地散布给其他官员。
若实在抓不到把柄，便不惜捏造。
目的就是持续不断地抹黑、孤立熊敦朴。
历史上，宋儒便是跑到张居正面前诬告，称熊敦朴私下撰写奏疏，意图攻击新政。
张居正听闻后，未及细查，便迅速将熊敦朴贬黜。
朱翊钧深知此段公案，对两人是非曲直可谓洞若观火。若他早得知情，定能防患于未然。
岂料申时行竟隐瞒不报，导致事态发酵，最终酿成今日伏阙之祸！
直到弹劾申时行的奏疏纷至沓来，事态扩大，朱翊钧才从焦头烂额的申时行口中得知事情始末。
据申时行辩解，他是在一次外出饮宴时，偶遇庶吉士争斗，宋儒当场揭发熊敦朴大逆不道之言。
申时行惊骇之下，为控制影响，防止那些涉及宫闱、诋毁皇帝的污言秽语传播开来——
尤其是不能让那些不堪入耳的具体内容为外界所知——
才当机立断，次日便将熊敦朴迅速贬出京城，以期快刀斩乱麻。
事情若到此为止，官员升贬本是常事，申时行若能将手尾处理干净，倒也罢了。
可近日，突然有同科庶吉士出面，奔走呼号，声称熊敦朴是被冤枉的！
加之正值考成法推行关键时期，此事立刻被反对新政者拿来大做文章。
他们不管真相如何（风闻奏事本是言官特权），先集中火力弹劾申时行，指责他“独断专行，
未明案情便轻贬大臣，视吏部如私邸，罔顾规制，肆无忌惮”，言辞激烈，大有不罢免申时行绝不罢休之势。
更有甚者，借此引申，攻击吏部在申时行主持下已无资格推行考成法。
为免更多官员遭受“吏部欲加之罪”，理应在罢免申时行后，彻底整顿吏部，再议考成之事。
奏疏递入内阁，张居正一看便知这是冲着新政来的，岂能答应？
当即利用首辅职权，将那些要求罢免申时行的奏疏留中不发，强行压了下去。
内阁强硬，下面对抗亦升级。
更多官员上疏，附议弹劾申时行。
事态愈演愈烈。
坊间开始流传各种谣言：张居正结党营私，申时行攀附首辅，二人内外勾结，把持内阁与吏部，架空皇帝；
或称考成法不过是张居正借助吏部揽权、排除异己的工具；
张居正为庇护申时行，不惜颠倒黑白，让熊敦朴蒙受不白之冤，便是明证。
舆论汹汹，声称再不处置，恐酿成大患。
终于，在今晨，这场风波达到了高潮。
以赵用贤、吴中行为首的十余位庶吉士、翰林院官员，悍然串联，在文华殿前伏阙上书，誓要为此事讨个“公道”！
而朱翊钧，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堵在了文华殿内，不得不亲自出面，为申时行，也为张居正和新政，收拾这片狼藉。
面对皇帝的诘问，申时行面色惨淡，满腹苦水却难以倾吐。
他为何要独断专行？
还不是因为当时宋儒揭发的内容太过骇人听闻！
他能直说吗？
难道要禀报皇帝：“陛下，外面都在疯传您凌辱嫡母（指与李太后有染）的谣言？”
这种话，莫说对皇帝，即便对张居正，他也难以启齿。
他特意寻了其他理由办理贬谪手续，就是为了捂住盖子，避免皇室声誉受损，沦为天下笑柄。
本是一片维护君父的苦心，如今却成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见申时行嗫嚅难言，朱翊钧冷哼一声，索性替他挑明，语气冰冷如铁：
“是不是因为牵扯到那些污蔑朕烝母（指与母辈有乱伦关系）的荒唐秽语？！”
此言一出，石破天惊！
申时行脸色瞬间惨白如纸，神情变幻，如同骤经风雨。
他猛地反应过来，伏地连连叩首：“臣……臣万死！臣有罪！”
朱翊钧语带讥讽：“你有何罪？侍奉君父，报喜不报忧，不正是尔等臣子的本分么？”
“若天下事都需要朝臣告诉朕，朕还要设立锦衣卫何用？！”
这话极重，近乎直指申时行欺君。
申时行面如死灰，猛地摘下头上官帽，双手捧过头顶，声音凄怆：“臣罪孽深重，不可饶恕！
恳请陛下……罢黜臣职，以正典刑！”
朱翊钧冷冷地俯视着伏地请罪的申时行，既不立刻准奏，也不出言安抚，
只是任由那股无形的压力笼罩着对方，间或教训一两句。
“那宋儒说什么，你便信什么吗？！”
不过，与申时行此刻内心的煎熬不同，朱翊钧对他并未真正达到怒不可遏的地步。
历史上连张居正都曾在宋儒这等小人手上栽过跟头，如今换做申时行中招，也算情有可原。
他的恼怒，更多是源于事态失控带来的麻烦。
事实上，朱翊钧意在借此良机，狠狠敲打一番这位张居正内定的接班人。
申时行才华有余，但性格尚不够沉稳练达，存在缺陷。
若不在其年轻时加以磨砺，养成遇事隐瞒君主、自行其是的习惯，将来入主内阁后，
很可能成为一个只会“和稀泥”的裱糊匠，而非勇于任事的栋梁。
（历史上，李三才得罪了申时行，万历皇帝欲替申时行出头，将李三才连贬三级。
结果顾宪成上门为李三才求情，以“雅量”之说游说申时行。
申时行觉得有理，竟前脚默认皇帝贬谪，后脚便暗中操作，将李三才“朦胧推升”，调往富庶的南直隶休养。
此种行为，可谓典型的“两面讨好”，缺乏政治原则。）
为了让申时行走上“正道”，养成“大事禀报”的良好习惯，
朱翊钧可谓用心良苦，决定借此机会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树立正确的“君臣观”。
殿内，一人长跪不起，捧冠请辞；
一人负手而立，沉默不语。
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
过了许久，朱翊钧才长叹一声，语气复杂地道：“申卿啊，你瞒着朕，
初衷是为了调和内外，保全朕与两宫太后的声誉，这片苦心，朕何尝不知？”
“然则，”他话锋一转，痛心疾首，
“如今外间皆借此攻讦吏部处事不公，质疑考成法之根本！
为了保全于你，元辅不惜开罪言路，朕今日亦遭臣子伏阙逼宫！”
“如此行事，岂非是陷元辅于不道，陷朕于不义？令小事酿成大祸，卿之好意，反倒办了坏事啊！”
这番话，如同锥子般刺入申时行心中。
他本是伏地请罪，闻言身子猛地一颤，竟抑制不住地抽噎起来，
显然是被说中痛处，自责、委屈、懊悔种种情绪一齐涌上心头。
“臣……臣知罪！罪该万死！恳请陛下降下重罚！”
朱翊钧见打压得差不多了，火候已到，这才俯身，亲手将申时行搀扶起来。
他脸上带着沉重与勉为其难：“如今正值考成法推行之关键时节，朝廷正是用人之际，岂容你轻易引咎求去？”
“起来吧，戴罪立功，将功补过，方是正理。”
说到此处，朱翊钧语重心长，带着一丝期望：
“朕只盼申卿能引以为戒，日后遇事，多与朕交心，坦诚相待，莫要再事事隐瞒。
这，远比任何惩罚都更让朕欣慰。”
申时行闻言，哽咽得更厉害了，肩膀微微耸动，显是触动极深。
朱翊钧见状，心中满意，差点没控制住表情。
他轻咳一声，转向一直侍立在侧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张宏，问道：“那宋儒，可曾带到？”
张宏连忙躬身回禀：“皇爷，人早已带到，此刻正在偏殿候旨。”
朱翊钧点了点头，这才对情绪稍平的申时行道：“走吧，随朕一同出去，见见那些在殿外‘为民请命’的庶吉士们。”
申时行连忙用衣袖拭去眼角痕迹，抬头只见皇帝已越过他，迈着沉稳的步伐向殿外走去。
一句低沉却清晰的话语，随风轻轻送入他的耳中：
“朕虽年幼，德薄能鲜，或许寡恩。但为新政大业，为推行国策的臣子遮风挡雨一二，这点担当，朕还是有的。”
申时行闻言，浑身一震，抿紧了嘴唇，脸上神色复杂至极，既有办事不力带来的难堪，又有被皇帝如此维护而产生的感激与折服。
最终，所有的情绪化为一声无声的叹息。
他迅速将官帽重新戴正，整理了一下袍服，快步跟上了皇帝的步伐。
大明朝的官场升迁，自有其一套心照不宣的规则，其中有三样东西，被许多官员视为进阶的“法宝”。
这第三等的“法宝”，乃是进士出身。
所谓“学而优则仕”，有个正经的进士功名自然是极好的根基，但为何只列第三？
只因它虽是敲门砖，却并非万能。
君不见，那严世蕃不过一介监生，不也官至工部左侍郎，手握实权？
再看如今的大理寺少卿罗凤翔，仅是举人出身，靠着攀附兵部尚书杨博这棵大树，不也与一甲探花郎出身的陈栋平起平坐？
可见，出身虽重要，却非绝对。
故而，这第二等的“法宝”，便是党朋提携。
朝中有人好做官，若能得权贵赏识引荐，自然平步青云。
然而，贵人青眼乃是可遇不可求的机缘，似严嵩、杨博这等大佬，自有子侄、门生、故旧需要照拂，寻常官员哪能轻易攀附得上？
既然出身天定，贵人难遇，那有没有一种“法宝”，能靠自己搏来呢？
有！
那便是名望！
本朝虽无前朝举孝廉、荐茂才之制，但“名望”二字，却在官场演化出了新的魔力。
名望高者，有时甚至能凌驾于官阶制度之上。
你看那王世贞，因其文坛盟主的赫赫声名，先帝穆宗也不得不卖他个面子，赦免了他那犯事的父亲。
再看那吏部尚书陆树声，屡召不应，常年告病，却能稳坐天官之位，靠的便是几十年来积累的“清流”声望，无人敢轻易指摘。
历史上他更是因“登第六十四年，其官两都不及一纪”（做官时间极短），而被士林引为佳话，推崇备至。
自然，也有海瑞这等“道德完人”，以近乎偏执的刚直和敢于骂皇帝、劾权臣的胆魄，
将自己塑造成了官场的“良心”符号，使得即便权倾朝野者，亦不敢轻易触其锋芒。
这些人，或凭文采，或倚清名，或仗风骨，皆以不同方式将“名望”这张牌打得风生水起。
一旦拥有了足够的名望，即便暂时沉寂，也总会被同僚在“荐举遗贤”时想起，名字终有一日会出现在皇帝的御案之上。
正因如此，如何快速有效地积累名望，便成了许多意欲更进一步的官员苦心钻研的课题。
有如礼部侍郎汪道昆那般，热衷于举办文会、结社联社，以文会友，扩大影响力；
亦有如鸿胪寺卿屠羲英那样，高呼“官可一日便弃，学不可一日不讲”，俨然以学问道德化身自居。
当然，此二者门槛太高，非一般官员所能效仿。
于是，一条更为“普惠”且“高效”的捷径便应运而生——迎合同僚，以皇帝和权臣为垫脚石，刷取声望！
王世贞讥讽严嵩，海瑞直谏嘉靖，之所以能获得巨大声望，正是因为官场乃至民间，存在着欣赏乃至崇拜这种“犯上”行为的土壤。
于是，“廷杖削籍，声震天下”，几乎成了这个时代言官清流们刷声望的标准流程。
能“犯上”的，才是真英雄，真好汉！
本事小点的，便寻廷臣的错处。
诸如谭纶、王国光、赵贞吉等实干官员，便常是靶子。
皇帝生病他们竟敢赴宴？
廷议时因身体不适咳嗽、打瞌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