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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袤的敌后，八路军、晋绥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全力“消化”着“连线”战役带来的巨大红利。
广阔的新解放区需要巩固。
党的组织、民主政权、民兵武装如同雨后春笋般在曾经的敌占区建立起来。
减租减息、恢复生产、兴修水利、组织合作社等等，一系列措施紧锣密鼓地推行，旨在将军事上的胜利转化为政治、经济和民心的坚实基础。
但在太行山基地周围八路军的区域，却出现新的麻烦，太行山基地辖区的繁荣出现“吸虹效应”。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当一些原本生活在八路军控制区边缘、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百姓，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举家迁往传闻中的基地辖区，
并在不久后托人捎回口信，证实了那些传闻并非虚妄之后，一股暗流开始涌动。
一股“人往高处走”的趋势，很快引起了八路军地方干部的注意，开始向上打报告。
面对太行山基地的“虹吸效应”及其背后那套迥异于传统苏式计划经济模式的实践，
在延安内部激起的波澜，远比表面上看起来要深邃和汹涌。
延安存在着一个数量可观、且拥有相当理论水平和影响力的群体，
他们大多有留苏背景，或长期在共产国际框架下工作，是坚定的“国际派”或深受苏联模式影响的干部。
尽管以毛委员为代表的“本土实践派”逐渐掌握了领导权，
但这些“苏联背景”的干部依然分布在宣传、理论、党务乃至部分军事岗位上，
他们或许不掌握核心决策权，但他们的声音、他们的看法，却足以在党内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
当关于“东山模式”的详细报告
（尤其是其“包产到户”、“地摊经济”和“物质激励”等具体做法）
在党内一定层级传开后，这个群体首先感到了理论上的震惊和困惑。
在一次非正式的理论研讨会上，一位戴着深度眼镜、曾留学莫斯科的理论干部扶了扶眼镜，语气严肃地发言：
“同志们，我们必须保持清醒！
东山地区的某些做法，比如将土地实质上划归农户长期使用，鼓励小商小贩，
这与我们一贯主张的集体化、计划经济方向是否存在原则性的背离？
这会不会滋长小农意识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
这符合我们革命的最终目标吗？”
他的发言引起了不少在场人员的低声议论和点头附和。
另一位宣传工作的干部补充道：
“是啊，我们一直在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强调集体力量。
现在东山那边靠‘单干’和‘市场’搞活了经济，
老百姓用脚投票，
这让我们下面的宣传工作很难做，有些基层同志甚至产生了思想混乱。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和解释这种现象？”
这些质疑和担忧，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了中央领导的案头。
这不仅仅是关于经济政策的争论，更触及了意识形态的纯正性和革命路径的根本问题。
面对来自内部的压力，核心领导人的处理方式，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务实精神：
毛委员并没有压制这些声音，反而在一定的会议上引导讨论：
“有争论是好事嘛，说明我们的同志在思考。对于东山同志的做法，我们不要急于扣帽子、打棍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他们那边粮食增产了，武器造出来了，群众拥护我们抗日，这就是最大的道理。
我们首先要看的，是有没有利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周副主席在多次内部讲话中巧妙地为“东山模式”定性：
“柯明义同志的做法，是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域，为了最大限度动员一切力量进行抗战而采取的特殊策略。
这不同于一般的经济政策，更不是我们未来的方向，而是一种战时非常手段。
它的成功，恰恰证明了我们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灵活性和包容性。”
中央通过内部指示和高级干部会议，明确传达：
“东山模式”是战术层面的创新，服务于战略层面的抗日目标。
我们党的总路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没有丝毫动摇。
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理论干部，要从抗战全局的高度理解和支持这种探索，避免陷入教条主义的争论。
对于那些提出质疑但有真才实学的“国际派”干部，中央并非弃之不用，而是巧妙地引导其发挥长处。
这场内部的争论和博弈，并没有导致分裂，反而在核心领导层的引导下，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
“本土实践派” 更加坚定了实事求是、灵活应对的路线，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清理了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残余。
“苏联背景”干部 虽然内心可能仍存疑虑，但在组织纪律和抗战大局面前，基本保持了服从。
其中一部分务实者，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将苏联的宏观规划经验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对于“东山模式”，延安在官方层面保持了“不宣传、不推广、不禁止”的模糊态度，
但在实际操作中，默许甚至鼓励其管辖下的地区，根据自身情况，有限度、有选择地借鉴那些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
“东山模式”的影响，绝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吸虹”，更在延安内部引发了一场深刻的思想涤荡。
它迫使包括“苏联背景”干部在内的所有人，去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路径，
使得延安的决策层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变得更加务实和灵活。
这股暗流，为日后更独立自主的政策制定，埋下了重要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