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的“阳谋”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死水,激起千层浪。全国的目光都聚焦到了武汉,等待着这座孤城的最终命运。
然而,预想中的悲壮突围或是惨烈攻城并未发生。战场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静默。
日军前线部队接到了含糊其辞的命令:“加强监视,伺机而动,避免重大伤亡。”
于是,鬼子兵们依旧蹲在战壕里,偶尔打几发冷炮,或是派小股部队进行战术侦察,但师团级别的重炮群和坦克部队始终按兵不动。
城内的国军则开始了有条不紊的“战略转移”。这更像一场精心导演的舞台剧。
报纸和广播里,充满了“依依惜别”、“誓死掩护”、“保存火种”的悲情报道。
一队队市民在军队的“保护”下,携家带口,沿着事先规划好的路线,缓慢向西南方向撤离。汉阳兵工厂的机器被拆解装车,由最精锐的部队押运,率先离开。
日军侦察机在头顶盘旋,将这一幕尽收眼底。指挥部里,军官们争论不休。
有人主张立即出击,哪怕只截下部分物资也好;但更多人担心,一旦全力攻击,二十万困兽犹斗的军队必然拼死抵抗,即便获胜,伤亡也将难以承受,更会坐实“屠杀”的恶名,给国际社会以口实。
“让他们走。”
最终,一道来自更高层、带着几分无奈的命令定下了基调,“占领一座空城,也好过用帝国勇士的鲜血去填满它。我们的目标,是消化已占领的区域,为未来的战略积蓄力量。”
命令是下来了,但小鬼子的军官么,虽然没有下克上,但幺蛾子也是少不了的。
联队长松井太郎盯着地图,手指在上面戳来戳去:“八嘎!蒋介石的撤退速度太快了!命令第三大队,立刻出发,沿着长江北岸追击,能抢多少物资就抢多少,要是遇到国军的殿后部队,不用硬拼,打几枪就撤!”
旁边的参谋脸色犹豫:“联队长,总部说不能发动大规模进攻,要是咱们跟国军打起来,会不会……”
“怕什么!”松井太郎拍了桌子,“咱们只是‘例行巡逻’时遇到了撤退的敌人,难道还不能还手?记住,别把事情闹大,只要能让蒋介石知道,想安安稳稳撤走,没那么容易!”
另一边,重庆黄山官邸里,老蒋正看着最新的电报,嘴角勾起一抹笑。电报里说,日军只是派了小股部队骚扰,并没有发动强攻,而且西方记者的报道已经发往国外,全是夸赞国军“人道主义撤退”的内容。
“辞修,做得好。”老蒋把电报递给陈诚,“告诉武汉那边,加快速度,争取在半个月内把主要人员和设备都撤出来。另外,让戴笠多派些人,盯着那些从武汉撤出来的技术人员,别让他们跑到‘东山’或者延安去!”
陈诚点头应下,心里却犯嘀咕,这些年,戴笠的人跟“东山”的情报网斗了不少次,从来没占过便宜,这次想拦住那些心灰意冷的技术员,怕是没那么容易。
果不其然,三天后,一艘从武汉开往重庆的货船在途经宜昌时,突然遇到“水匪”。等国军的巡逻艇赶过来,船上的五个汉阳兵工厂技术员已经没了踪影。
戴笠接到消息时,气得把杯子摔在地上:“一群饭桶!连几个人都看不住!肯定是‘东山’的人干的!给我查!就算把宜昌翻过来,也要把人找回来!”
可他心里清楚,这事儿八成是没戏了。“东山”的人做事向来干净利落,既然能把人带走,就绝不会留下痕迹。
好在,小鬼子还算懂事,没搞出大乱子。
于是,历史上惨烈的武汉会战,以一种近乎“默契”的方式走向了终点。
1936年深秋,当最后一批殿后的国军部队悄然撤出武汉防线时,日军才小心翼翼地开进了这座华中重城。他们得到的,主要是一座几乎空无一人的城市和大量无法带走的固定工事。
消息传到重庆,老蒋在日记中写下:“武汉虽失,然精华犹存。此乃以空间换时间之要义,国际社会当能明鉴。”
他成功地将这杯苦酒,酿成了悲情英雄的壮歌,尽管其中滋味,只有他自己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