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元年,春。
汴梁城的柳梢刚染上新绿,融融春意尚未完全驱散新旧王朝交替带来的肃杀之气,一队风尘仆仆却仪仗鲜明的使团,便沿着官道,迤逦行至京师。他们身着不同于中原的服饰,色彩明丽,纹饰独特,旗帜上绣着祥云托月的图案,正是来自西南边陲大理国的使节。
消息传入宫中,赵匡胤正在批阅关于整顿禁军、汰弱留强的奏章。闻听大理遣使来朝,他搁下朱笔,深邃的眼眸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大理,那个地处西南、佛国风韵的国度,对他而言,有着一层特殊的意义。他想起了那位气度恢弘、武功深不可测,为追寻武道极致而飘然远去的兄长——段思平。
“宣。”赵匡胤沉声道,声音在空旷的殿内回荡。
翌日,崇元殿上,百官肃立。当大理国正使,一位名为高智升、气度雍容的中年文官,手持象牙笏板,率领副使及随从,依礼缓步上殿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支来自苍山洱海的队伍上。他们举止从容,不卑不亢,既有对天朝上国的礼敬,也保持着藩国自身的尊严。
高智升行至御阶之下,依足礼仪,代表大理国王段思英,向大宋皇帝赵匡胤献上国书与礼单。内侍接过,恭敬地呈于御前。
礼单之上,所列之物颇为丰厚,除却大理特产的骏马、犀角、象牙、珍贵药材之外,更有精心挑选的滇玉佛像、以独特工艺织就的绚丽扎染、以及数卷以贝叶记录的佛经,既显诚意,亦合大理崇佛之风。
然而,真正引起赵匡胤注意的,是那封以汉文工整书写的国书。国书开头,自然是例行的客套与恭贺,祝贺大宋开国,皇帝登基。但读到后面,赵匡胤的目光微微凝住。
国书中段写道:“……敝国太祖(指段思平)昔年云游中土,尝与陛下有一面之缘,归国后常念及陛下雄姿英发,气度非凡,曾言‘中原气象已更,潜龙将兴’。今闻陛下顺天应人,正位宸极,开创大宋基业,实乃印证太祖当日之言。思英(段思英自称)遥望北阙,不胜欣忭。愿效仿太祖遗风,与大宋永结盟好,各守封疆,睦邻善邻,使边民乐业,商旅畅通……”
“段思平……兄长……”赵匡胤心中默念,指尖在御案上轻轻一点。这国书措辞极为巧妙,并未直接点明段思平与赵匡胤的私谊,而是以“一面之缘”、“常念及”、“曾言”等语,含蓄而清晰地传递了几个重要信息:其一,大理知晓段思平与赵匡胤相识;其二,段思平此前对赵匡胤极为看重,甚至预见了他的崛起;其三,如今大理新君段思英,愿秉承其父的意志,与大宋建立并维持友好关系。
这并非简单的朝贺,更是一种基于过往情谊的、对未来两国关系的郑重承诺与期许。段思平虽已去追寻那虚无缥缈的武道巅峰,但他留下的这份善意与认可,却在其子手中,化为了实实在在的邦交基石。
赵匡胤抬起眼,目光落在殿中恭敬肃立的高智升身上,脸上露出一丝真正的、带着追忆的笑意。他并未当场提及与段思平的旧事,那是属于他和那位超然兄长的记忆,无需在朝堂之上宣之于口。但他对高智升的态度,明显温和了许多。
“大理国主美意,朕心甚慰。”赵匡胤开口,声音洪亮,带着帝王的威仪,亦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暖意,“段氏镇守西南,素来安分守己,教化一方,朕亦早有耳闻。今既遣使来朝,愿永敦睦谊,朕自当准奏。自今以后,大宋与大理,当如兄弟之邦,各守疆界,互通有无,共保西南安宁。”
他当场下令,以隆重的礼节接待大理使团,回赠的礼物甚至比大理进献的更为丰厚,包括中原的丝绸、瓷器、经典典籍以及茶叶,并明确表示愿开放边境榷场,促进双边贸易。
退朝之后,赵匡胤在偏殿单独召见了高智升,询问了些许关于大理风土人情、以及段思平晚年情况的琐事,言语间透着对故人的关切。高智升应对得体,虽未明言段思平去向,但也暗示太祖陛下一切安好,仍在追寻大道。
大理使团的到来,如同一股清泉,流入初建的大宋朝堂。它不仅带来了西南邻国的承认与祝福,更因那段思平留下的隐晦纽带,为宋理两国关系奠定了一种超越寻常藩属的、更加牢固的友好基础。在北方契丹虎视、内部百废待兴的背景下,一个稳定、友好的西南边疆,对赵匡胤而言,无疑是解除了一个潜在的后顾之忧。
望着高智升告退的背影,赵匡胤独立殿中,仿佛又看到了那个青衫磊落、毅然西去追寻武道的兄长身影。庙堂之高,江湖之远,终不敌心中之道。而自己选择的这条帝王之路,能得故人如此认可与祝福,亦算是这孤寂征程中的一丝慰藉。大宋与大理的友好篇章,便在这春意盎然的时节,悄然掀开了第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