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榜画卷徐徐展开，乾隆皇帝御极之初的二十年光景呈现在万朝时空之前。
这位自诩“十全老人”的帝王，其统治开端便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象。
乾隆元年正月，新帝登基甫始便下诏“朕惟治国之道，莫先于爱民”，向天下释放出宽仁信号，刻意摆脱其父雍正严苛之治的阴影。
与此同时，他即下令启动《圆明园四十景图》工程，这套图绘远早于圆明园建设的最终完成，实为青年君主通过文化生产实施的政治突袭：在园林实体未竟之时，以艺术先声建构“盛世已成”的视觉图景。
这一举措彰显了乾隆深谙文化象征在政治统治中的重要性，他通过视觉艺术构建“康乾盛世”的合法性叙事，确立“文治”形象，并以园林图谱为媒介实施文化权力的空间化控制。
乾隆对圆明园景观的命名与重构充满政治象征意义。
他将雍正时期简称为“菜圃”的地方命名为“杏花春馆”，将“鱼池”升华为“坦坦荡荡”，把“勤政殿”扩建并更名为“勤政亲贤”，在“勤政”基础上增加“亲贤”二字，表明“明君贤臣共治”的政治理想。
更将呈“卍”字形的建筑“万字房”改名为“万方安和”，寓意“天下四方，安定和谐”，将一座形状独特的建筑提升为象征国家治理理想的政治宣言。
这些命名差异生动体现了雍正与乾隆父子二人在审美情趣、统治风格和政治表达上的显着差异，乾隆似乎在有意彰显天朝盛世的宏大气势，并以此表达他的治国风范和政治理想。
在文化工程大力推进的同时，乾隆初年的对外贸易展现出既控制又务实的特征。
清政府延续限制海外贸易的政策，但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却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
乾隆八年，针对暹罗、安南等国进口大米，清政府制定了详细的免税规则：带米一万石以上者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五，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十分之三。
这一政策基于福建地方官员周学健的奏请，当时闽省缺米严重，从内地其他省份运米面临路途艰险、运费高昂的困难，而暹罗食米来华贩卖更为便捷。
乾隆十一年，清廷又对运米不足五千石者补充规定免其税银十分之二，显示出清朝制订相关规定逐步完整规范的轨迹。
在西北陆路贸易方面，乾隆皇帝展现出对细节的密切关注。
根据清朝档案记载，乾隆年间到恰克图贸易的商人分成两种类型：一是内务府买卖人，乾隆皇帝出资派官员或买卖人到恰克图采购毛皮；二是以山西商人为主，加上少数的北京和张家口商人。
乾隆十九年，乾隆皇帝开始派遣买卖人到恰克图采办毛皮，一直到乾隆四十三年，一方面了解中俄贸易状况，另一方面添增皇室服饰所需的毛皮。
这些皇家商队由内务府郎中、员外郎带领会做生意的回民前往恰克图，如乾隆二十五年派员外郎留保住与金宝带领三十名回族人，带银一万两前往贸易。
乾隆对贸易商品的选择与价格极为关注。
档案记载他特别传谕询问。
“俄罗斯所带之金丝缎、银丝缎、金壳问钟、磁面问钟是否有购买者？若有，购买者系何等之人？出价多少？着询问清楚”。
中国货物在恰克图的销路也很明确，俄罗斯商人特别青睐江宁缎子，乾隆三十三年一次贸易就带去江宁缎子3，071匹，每匹估价五两二三钱，价值一万六千二百余两。
这些绸缎根据俄罗斯市场的需求定制，甚至生产印有俄国国徽标记的织物。
面对西北准噶尔势力，乾隆前期的贸易政策兼具战略考量。
乾隆四年，清准双方划分边界，准噶尔游牧不得越过阿尔泰山梁，喀尔喀部则仍居扎布堪等处。
划界成功后，清朝允许准噶尔入藏熬茶以及与内地贸易。
在贸易中，清廷虽然屡屡亏损，但作为和平的成本，仍比庞大的军费开支划算。
乾隆皇帝通过对贸易的控制，既满足了准噶尔部分需求，又为维护西北和平创造了条件。
乾隆十六年，皇帝开始了第一次南巡，此举不仅是视察水利，更是以文化为媒介整合江南的政治举措。
南巡期间，乾隆通过赐书赐画、题楹联匾额等书画互动形式，与江南士人建立联系。
在苏州，他遇见了画家张宗苍呈献的《吴中十六景》图册，大为赞赏，随即命其入都供职内廷。
张宗苍进入宫廷后专门在如意馆作山水画，乾隆常在其画作上题诗钤印，认为他的画风“莫道山房无长物，宗苍画可匹倪黄”，甚至称赞“他人之画画其法，宗苍之画画其理”。
这种对江南文化的吸纳与赞赏，体现了乾隆通过文化手段巩固政治统治的智慧。
在北方边疆，乾隆二十七年修建科布多城，在城南建买卖城，且设置官房，推动蒙古地区的贸易发展。
科布多的商人分成“京庄”与“西口庄”两帮，前者来自北京与直隶地区，经营高级丝绸、烟具和日用瓷器；后者主要是山西商人，提供军需之日用，如军服衣帽、皮靴、砖茶等。
这些商人与官员、蒙古王公往来密切，替科布多参赞大臣变卖牲畜、承买米粮，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边疆贸易体系。
乾隆初年还对南洋贸易展现了务实态度。
虽然推行限制海外贸易政策，但对于南洋商贸的处理却灵活应变，将对洋米和黑铅等物资的管理纳入国家正常物资调配体系。
这体现了18世纪中叶中国在对外政策上的理性以及对海路来华货物的依赖。
经过近二十年的经营，到乾隆二十年左右，清帝国已然呈现出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的景象。
乾隆皇帝通过《圆明园四十景图》等文化工程，将儒家理想、帝国治理与皇权美学熔铸于绢帛之上；通过恰克图贸易与西北边疆的开拓，展现了清帝国在亚洲贸易网络中的中心地位；通过南巡与江南士人的互动，实现了政治整合与文化认同的双重目标。
这一时期的乾隆统治，既延续了康熙、雍正奠定的基业，又以独特的文化政治理念开创了自己的一代盛世格局，为后续数十年的“乾隆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万朝时空的观者们，目睹这二十年间的文治武功，已然感受到一个不同于前代的盛世气象正在东方大地上升腾，而那更为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才刚刚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