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随便写写。”英子说。
常松把水杯放在书桌上，看了看英子略显疲倦的脸。“这段时间晚上我看你妈和你弟，你好好睡觉。过完年就开学了，得养足精神。”
他从裤兜里掏出两个东西。一个红包，还有一个巴掌大的方形丝绒盒子。
“这个，是我给你的红包。”他把红包放在桌上，“你奶奶给的压岁钱，你妈给你放枕头底下了。这个，”他拿起那个丝绒盒子，打开，“叔给你买的。”
盒子里，黑色丝绒衬垫上，躺着一块手表。梅花牌，银色表链，表盘是白色的，极简洁，镶着一圈细细的银边，两根黑色的指针，一个小的秒针盘在下方。很精致，很秀气。
英子愣了一下。“叔，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你给我妈戴吧，我是学生，戴这个……不方便。”
常松拿起手表，拉过英子的手，不由分说地给她戴在左手腕上。表带稍微松一点，但刚好。衬得她纤细的手腕更白了。
男人的爱分两种：一种像打气筒，光喊响没实际；一种像这块表，沉默地箍在你手腕上，用每一秒的走动告诉你：日子有我撑着。
“你马上就是大学生了，可以戴。”常松说，声音有点粗，但很温和，“我买了两块，你一块，你妈一块。”他顿了顿，看着英子，“英子，这些天，辛苦你了。叔心里都有数。你安心备考，什么都别想。不管你想考到哪里，叔都……全力以赴支持你。”
后爹的深情就像过季的羽绒服——保暖是真的，但总让人觉得哪里不合时宜，仿佛在弥补一个不该由他负责的寒冬。
他拍了拍英子的肩膀，很轻，但很有力。然后转身，走到门口。
“常叔。”英子叫住他。
常松回头。
英子看着他的眼睛，很认真地说：“新年快乐。”
常松看着她，眼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他嘴唇动了动，最终咧开一个有点难看的笑容，声音有点哑：“新年快乐……闺女。”
那声“闺女”叫出口时，常松自己先红了眼眶。
这个男人啊，扛得起生活的重担，却扛不住这一声称呼里的千斤情义。血缘是什么？有时候是枷锁，有时候是借口。而真情是什么？是我明知你不是我生的，却愿意把最好的都给你，还怕给得不够多、不够好。
他拉开门，走了出去，轻轻带上门。
英子坐在椅子上，抬起手腕，看着那块表。秒针悄无声息地走动。她看了很久。
表针一圈圈地走，像在量一个女孩长大成人的距离。从“叔”到“爸”，从学生到大人，从这间屋子到外面的世界——每一步，都有人用沉默的方式，为你垫着脚。
一墙之隔，红梅卧室里只开着一盏小夜灯。小年刚喂过奶，又睡了。红梅靠在床头，常松躺在她旁边，手臂环着她的肩膀。
“老婆，辛苦了。”常松低声说。
红梅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才开口：“你给英子买那么贵的手表干嘛？现在小孩奶粉、尿不湿，哪样不要钱？马上英子考大学，更是花钱的地方。两块表，又得一两万吧？不行……退了吧？”
常松手臂紧了紧：“我挣钱，不就是给老婆闺女花的吗？儿子有儿子的，你别操心这个。”
红梅沉默了一下，又说：“对了，大娘今天硬塞了五千块钱，我不要，她非给。我想着……这钱，要不还是还给她吧？”
常松愣了一下。他过了一会儿才说：“别还了。她既然给了，就不会再要回去。”他叹了口气，“就是……别让我姐知道。我姐她……挺不容易的。我大伯那个人，重男轻女。我大娘……也有点。别看她是我姐亲妈，其实……也不怎么疼她。小时候我和我姐犯错误，挨打的都是我姐。我大伯从来不舍得打我一下。”他声音低下去，“农村，老思想。没办法。”
红梅抬起手，轻轻拍了拍他搂着自己的胳膊。“快睡吧。明天年初一，你姐她们还要过来。不能赖床，得早点起。”
常松“嗯”了一声，没再说话。
红梅等了一会儿，耳边传来常松均匀绵长的呼吸声。他已经睡着了。
她转过头，在昏暗的光线下，看着他沉睡的侧脸。眉头微微皱着，即使在睡梦里，也好像担着什么。她又看了看旁边婴儿床里熟睡的小年。
女人的一生都在做选择题：选丈夫，选忍还是争，选为孩子活还是为自己活——可惜卷子永远没有标准答案。红梅此刻看着这一大一小两个男人，忽然觉得，自己交卷的那一瞬间，或许就是学着在所有的“不对”里，找出一个“还能过”。
窗外，短暂的沉寂被猛然打破——远近各处，几乎是同时，炸开一片噼啪轰隆的巨响。烟花和鞭炮声毫无征兆地汹涌而来，挤满了整个夜空。
十二点了。
二零零一年，在震耳欲聋的喧腾与明明灭灭的光亮里，终于来了。
旧年的委屈，新年的茫然，都在这一刻被烟花托起，炸成无数光点。
有的落在穷人窗台成了灰，有的落在少年眼里成了星。
有的落在母亲心里，化成了第二天早起做饭的动力。
人生就是这样，一边破碎，一边修补；一边失去，一边得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