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的思想与实践，并未随着他的溘然长逝而消散于历史烟尘。恰恰相反，它如同一块被投入帝国思想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涟漪不断扩散、交融、共振，最终在那片由严苛律法与复杂权谋共同构成的土壤中，孕育出一种独具特色的思潮。其核心特质被后世学者与有识官员概括为“务实创新”，并逐渐汇聚成一股虽无其名、却有其实的学术与政治潜流，悄然“成流派”。这并非李斯生前有意创立门户，而是那些深受其着作启迪、或在其政策遗产中获益的后继者，在研习其笔削春秋的《笔诀》、剖析其环环相扣的施政方略后，心领神会，归纳提炼出的共同精神内核，并自发聚集、传承所形成的学术与实践共同体。
其“务实”精神，如同血液贯穿于该流派的躯体。与那些崇尚坐而论道、空谈玄妙天理，或一味钻入故纸堆、拘泥于古籍章句训诂的学派迥然不同，这一流派对“实际”二字抱有近乎虔诚的专注。他们研究律法，绝不停留于背诵《秦律》的艰深条文，更致力于探究每一条律令在千差万别的具体郡县、纷繁案件中的应用逻辑与实际效果，思考如何增删调适，使之更能贴合不断变动的民情，更能有效地促进农桑生产、维护市井安定。他们探讨经国大略，必结合当年的仓廪积储、户丁多寡、边关粮秣消耗等具体数据，追求每一项政策的可操作性及可量化的实效，对脱离现实基础的迂阔空想与不切实际的道德高调，抱有本能的反感。李斯本人一生行迹，从力主废分封、行郡县以强化控制，到“车同轨、书同文、量同衡”以畅通血脉，再到支持郑国渠等水利工程、鼓励改良农具以厚殖国力，无不为“务实”二字提供了最权威、最生动的范本。
其“创新”意识，则如利刃，成为该流派突破陈规的锋芒。他们尊重传统法家“法、术、势”的智慧内核，但坚决反对将其视为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而僵化固守。李斯一生行迹，无论是沙丘之变中审时度势的非常之举，晚年对突破世袭、以“制科”方式选拔实用人才的推动，还是在其心血之作《寰宇志》编纂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对未知地理与异域知识的开放与渴求态度，都深深烙印着不拘一格、因时制宜、勇于突破的印记。这一流派的后来者主张，制度必须随世情变迁而损益调整，技术应鼓励不断改良进步，知识体系更需持续更新拓展，甚至主动接纳、融合域外有益成分。他们的创新，绝非为了标新立异、惊世骇俗，其最终归旨，始终紧扣着“富国强兵”、“安民济世”这些极为务实的目标，创新只是达成这些目标更有效的途径与工具。
这一流派的学者与官员，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气质：他们往往兼具精明文吏的干练务实与深思学者的开阔视野。他们不仅需要精通律例、算学、财政、工程等具体行政实务，如同精密的器械齿轮；同时也被要求具备超越具体事务的反思能力、战略眼光，甚至对天文、地理、物性等“实学”保持兴趣。他们私下聚会，清谈的内容渐渐不再是纯粹的经义玄辩，而是更多地转向如何将李斯留下的务实创新精神，具体应用于当下的郡县吏治考核、赋税征收方法的改良、边塞防御体系的优化、新型农具的推广、乃至如何培养兼具操守与能力的实干官吏等具体领域。他们开始有意识地、系统地整理、笺注李斯存世的着述，尤其是蕴含其行政心法的《李氏笔诀》以及那些涉及实际政务处理的书信、奏疏副本，从中提炼施政的智慧、决断的尺度与变通的技巧，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注重实际案例分析与经验传承的学问体系。
尽管此时朝野上下，尚未有“新法家”或“李斯学派”这样明确的旗帜与名号，但一个以李斯为精神源泉与思想偶像，以“务实创新”为不二法门的核心特征的学术与实践流派，已然在帝国内部，尤其在部分中下层实干官员与少数不慕虚名的学者当中，悄然成型，并开始默默发挥其影响力。他们如同运行于地层深处的潜流，未必汹涌澎湃，却持续不断地浸润、影响着帝国的治理肌体，推动着庞大的国家机器，向着更加注重效率、实效与应变能力的方向，缓慢而坚定地调整、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