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李斯自己的墓碑沉默如山，不曾镌刻一字为其功过辩白；尽管后世史家的刀笔或许会因其某些严苛举措与权力纠葛而争论不休；但在那远离庙堂喧嚣、与土地和生计紧密相连的广袤民间，一种更为朴素、更为直接的情感，却如同春日的野草，无需刻意栽培，便在无数人的心田与口耳之间，顽强地生根发芽，蔓延开来——“然民间多念其恩”。这“恩”，并非指向某个具体的、直接的施舍恩惠，而是源于一种对安定生活、对可见希望的集体记忆与最本真的感恩。
在关中平原，一望无际的沃野之上，那些世世代代耕耘于此的农户，得益于郑国渠及其后续不断修缮扩展的水利网络。每当开闸放水之时，看着那清澈丰沛的渠水，顺着纵横交错的沟洫，汩汩流入自家干涸的田亩，浸润着禾苗的根须，他们黝黑的脸上便会浮现出踏实的神情。这水流，意味着秋后仓廪的充实，意味着一家老小能够安然度过寒冬。他们或许说不出“水利是国之命脉”的大道理，也未曾亲见朝堂上关于耗费巨资修渠的激烈争论，但祖辈相传的记忆与自身的体验告诉他们：这养活了无数关中生灵的水，与那位曾经位高权重的李丞相的鼎力支持与持续推动，是分不开的。他的名字，便与这“活命水”、“丰收水”隐隐相连。
在帝国各处的市集里，从齐鲁之地的鱼盐之市，到巴蜀之间的锦帛交易之所，商贩们不再需要携带各式各样的刀币、布币，为复杂的兑换比率和成色真假而烦恼。那外圆内方、轻重适中的半两钱，便是通行四海的凭证。他们赶着牛车，沿着平整宽阔的驰道，将本地的特产运往遥远的他乡，又从彼处带回稀缺的货物。甚至，偶尔还能见到来自岭南的犀角、南海的珍珠，或是西域传来的稀奇玩意儿。这种交易上的便利、路途的畅通与商业的初步繁荣，让他们由衷感念“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带来的实在好处。秩序带来了效率，统一降低了风险。而李斯，正是这套奠定帝国两千年根基的制度最核心的构建者与推行者。商贾们或许不懂律令条文，但他们懂得，在统一的度量衡和货币下做生意，更踏实，更能赚到钱。
在那些曾饱受战国烽火摧残，后又得以在秦帝国治下休养生息的故地，如三晋、荆楚的某些乡野，经历过沧桑的老人们，会在冬日围炉时，或夏夜纳凉中，对围绕膝前的儿孙讲述往昔的苦难。“那时候啊，今天不知道明天，征兵、逃难，田都荒了……”他们嗟叹着，转而看看虽然清贫但至少能守着几亩薄田安稳度日的当下，会带着一丝庆幸说道：“后来啊，那位李丞相帮着稳住了局面，让咱们的赋税轻了些，徭役也没那么催命了，这才慢慢缓过一口气来。”他们不清楚沙丘的阴谋与宫廷的暗流，但他们真切感受到政策变化带来的喘息之机。这份“得以喘息”的恩泽，被朴素地记在了李斯名下。
甚至在一些乡间的简陋学堂，穿着粗布衣裳的蒙童们，跟着夫子摇头晃脑，诵读着用统一小篆（或其隶变体）书写的典籍。孩子们或许只是咿呀学语，不明深意，但他们的父兄却隐约感知到不同。因为有了这天下通行的文字，一个齐地的学子或许能读懂楚地的文献，朝廷的政令可以准确传达到每一处乡亭，知识不再被锁在贵族或特定地域的狭小圈子里。这为无数平民子弟，推开了一扇通往更广阔天地的、哪怕依然狭窄的窗。这份开启民智、促进交流的潜在而深远的恩泽，也被一些乡里有见识的夫子或长者，默默地记在了那位力主“书同文”的丞相之功绩簿上。
这些来自田间地头、市井巷陌、茶余饭后的点点滴滴，汇聚成了民间对李斯的一种普遍而持久的感念。百姓们不关心那些复杂的权力制衡与政治漩涡，不深究那些法令中可能存在的严苛与争议，他们秉持着最朴素实在的生存智慧与评价标准：看看碗里的饭，摸摸身上的衣，想想脚下的路，比比从前的日子。他们认准了一个最简单、也最坚实的道理：在那位李丞相活跃的时代及其身后留下制度的岁月里，自己的生活，确实变得更便利、更安稳、更有盼头了。这份能触摸到的“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安稳”，便是他们心中感念不尽的“恩”。
因此，当官方的史册可能还在为如何平衡叙述李斯的功过而斟酌词句时，在民间，在无数升起炊烟的屋檐下，在交换商品的集市中，在传授蒙童的乡学里，李斯的形象，已然超越具体的政令与是非，逐渐定格为一位带来了秩序、安宁与希望的“恩相”。这份源自最基层亿万黎庶最真实生活体验的、最真诚的怀念，比任何庙堂之上的褒贬铭文都更具草根的生命力，也以其独特的方式，定义并流传着李斯在历史长河中的另一重深刻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