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痛哭，并非一时的情绪失控。那汹涌的悲恸如潮水般冲垮了帝王的堤防之后，留下的是更为沉重、更为持久的哀恸之泽。在最初的巨大悲痛稍稍平复，但那份沉甸甸的、仿佛心房被剜去一块的空洞与失落感依旧死死萦绕心头之际，他缓缓抬起手，用衣袖用力擦去脸上的泪痕。泪水可以拭去，但眼中的血丝与深处的创伤却无法抹平。他的眼神重新变得坚定，只是那坚定之中，带着浓得化不开的哀戚，如同被寒霜浸透的玄铁，冷硬而沉痛。
他缓缓站起身，步履有些沉重地走向殿外，望向浩渺的苍穹。他深知，恩师李斯的离去，绝不仅仅是他个人失去一位至亲长辈，也不仅仅是皇室失去一位砥柱之臣，这更是整个帝国无可估量的损失。恩师毕生的智慧、心血，已与这巍巍秦国的山河法度融为一体。他的功绩与德行，理应得到与之相匹配的、超越常规的尊崇与永久的缅怀。他必须有所表示，这并非仅仅是为了彰显浩荡皇恩，更是为了以一种最庄严、最广泛的形式，表达举国上下对这位奠定帝国根基的巨擘共同的、深切的哀思与敬意。
心意既定，他即刻转身，以不容置疑的威严与深切的悲怆召来中书令。殿中烛火摇曳，映照着皇帝肃穆的面容。他以一种沉痛而庄重、每一个字都仿佛承载着千钧之重的语气，清晰而缓慢地口述了一道必将载入史册的诏书——“下诏全国哀悼三日”。
诏书首先以极其尊崇、甚至堪称崇高的笔触，高度凝练地回顾并定论了李斯的一生功绩与历史地位：“故丞相、文成公李斯，辅佐先帝（始皇），经纬天地，扫灭群雄，统一六合，定制度，明法度，书同文，车同轨。其功在社稷，如泰山之固；其泽被苍生，如江河之远。及至沙丘危局，奸谋窃发，国本动摇之际，文成公挺身而出，匡扶正义，定策安邦，保全宗庙，续我秦祚，此乃再造之功。晚年归隐，仍心系国是，建言献策，如老骥伏枥；教化子弟，着书立说，德润后世，犹明烛未熄。今溘然长逝，巨星陨落，朕心摧折，五内俱焚，如失股肱，如丧仲父！朝堂为之倾柱，帝国为之哀恸！”
接着，诏书以不容置疑的帝王意志，明确下达了具体而细致的全国性哀悼指令：“为表举国哀思，深切悼念贤相，着令：自诏书抵达各郡县官署之日起，全国官吏、士人、军民、百姓，皆素服三日，以示哀敬；期间，停止一切宴饮、歌舞、嬉游等娱乐活动；各郡、县、道官署，均降半旗志哀；国都咸阳及各郡治所之城楼，每日晨起（卯时）与黄昏（酉时），鸣钟致哀，每次九响，声传闾里。天下学子，可于各级学宫、公私书院自发组织追思，颂读文成公之着述宏文，铭记其‘事皆决于法’之治国精神、‘谏逐客’之开阔胸襟及‘化民成俗’之淑世情怀，以学术传承寄托哀思，以思想延续告慰先贤。”
这道诏书，不仅是一道行政命令，更是一份情感深沉、评价崇高的悼文。它被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帝国高效运转的驿站与邮传系统，发往帝国所有的郡、县、道。它像一张巨大的、无形的网，将整个国家笼罩在共同的哀伤之下；它更是一道强烈的情感动员令，将皇帝个人锥心刺骨的悲痛，以及朝廷官方对李斯历史地位的最终、最高定调，正式、庄严地传递到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直至最偏远的边陲。
诏书所至，无论是繁华的都市，还是宁静的乡村，抑或是风雪弥漫的边塞，都迅速、肃穆地执行起来。咸阳城内，变化最为显着：原本熙攘喧嚣的东、西两市变得异常安静，酒肆茶楼歇业，乐坊伎馆闭门，往日喧闹的街巷，只见行人匆匆，皆身着素色麻布或深色衣物，面色凝重，交谈低声。各官署门前，那象征帝国威严的黑色“秦”字大旗，缓缓降至旗杆中部，在料峭寒风中缓缓飘动，不再张扬，只余肃穆的哀伤。每日清晨与黄昏，沉重、悠长、穿透力极强的钟声，准时从咸阳宫的钟楼，以及各郡县治所的谯楼、钟楼上响起，那声音浑厚而沉痛，一波波扩散开去，回荡在城池楼阁、大街小巷、旷野田畴的上空，声声入耳，叩击心扉，提醒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一位深刻塑造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巨人，已然与世长辞。
在广袤的乡村，里正或乡啬夫神情肃然地敲响了集合的梆子或铜锣，将村民召集到村中空场或祠堂前，一字一句地宣读诏书内容。农夫们默默地放下了手中的锄头犁耙，渔夫们静静地收起了渔网，妇人们摘下了可能存在的些许鲜亮头饰，连孩童们也似乎感知到不同寻常的气氛，停止了追逐嬉戏。生活必需的劳作并未完全停止，但一种共同的、沉默的、弥漫在炊烟与阡陌之间的哀思，取代了往日可能有的欢声笑语。
这“全国哀悼三日”，是帝国机器以最高规格，对李斯一生功业的最终肯定与盖棺定论，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全民参与的情感洗礼与历史教育。它让每一个生活在这片“书同文、车同轨”土地上的秦人，无论官吏、士子、军卒还是庶民，无论是否完全理解李斯所有政治举措的深意与争议，都在这一刻，通过这庄严肃穆的仪式，清晰地感受到这位逝者对帝国初创、对时代轨迹那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与深刻影响力。那回荡在帝国上下的哀悼钟声，不仅是为李斯个人而鸣，仿佛也是在为一个波澜壮阔、由他深度参与并塑造的时代篇章，缓缓敲响了落幕的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