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的盛夏，空气里混合着长江的水汽、造船坊飘来的桐油焦味，还有军械监方向隐约传来的、昼夜不息的锻打声。林慕义站在重新扩建的王府望楼上，手边堆叠着来自各处的文书——真定大捷的详细战报，渤海海战的伤亡清单与缴获记录，江南夏税收讫的初步汇总，海事学堂首届学员的甄选名册，甚至还有几份通过特殊渠道送来的、来自朝鲜和日本方面的暧昧试探。
风从江上吹来，带着滚滚东流的潮润气息。他放下手中那份赵铁柱用炭笔绘制的、“破浪号”受损部位及修复方案的草图，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需要更换的龙骨肋材、铆接强度要求、新型长炮改进意见，字迹粗粝却透着不容置疑的专业与急切。草图旁，是黄得功字迹刚硬的军报，除了详述战况，末尾一句“红毛鬼船匠炮手共俘获二十七人，已严加看管，如何处置，请王爷示下”被朱笔圈出。
目光移向另一份，是沈文渊从吴江发来的密报。周家覆灭的余波正在迅速扩散，苏松常三府的清丈阻力骤减，新绘的鱼鳞册以惊人的速度覆盖着江南最富庶的土地。报告里还附了一份名单，是几家原本抵制、如今却主动配合甚至提出“捐输助饷”的士绅商贾，沈文渊建议择其“诚心且有力者”，授予下一批“护商船队”特许资格，并邀请其参与“海事学堂”的筹建资助。
再旁边，是陈子龙从南京转来的、几份言辞闪烁的北方来信。有自称山西姜镶心腹的试探，有关内某地绿营将领的“输诚”，甚至还有一份笔迹陌生、却盖着某个早已降清的明朝勋贵私印的密函，大意是“身在曹营，心念汉室，待王师北指，愿为内应”。
所有这些信息，如同百川之水，从四面八方汇流而来，在他面前这张无形的、代表天下大势的舆图上，激荡、碰撞、融合。真定与渤海的两场胜利，像两块投入死水潭的巨石，激起的涟漪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向着整个东亚的每一个角落扩散。
“王爷，郑芝龙派来的使者，已秘密抵达南京。”王五的声音如同幽灵，在望楼楼梯口响起，“带队的是他府上一位老管家，还有两个幕僚。表面理由是‘为少爷郑成功请功并请罪’，实际……带了重礼，言辞极其谦恭，反复强调‘郑家世受国恩，绝无二心’，并询问‘江海联防’及海事学堂的具体章程，似有探询合作甚至……投效之意。”
林慕义嘴角微不可察地动了一下。郑芝龙这只老狐狸，终于坐不住了。海上霸主的儿子立下赫赫战功，荷兰舰队灰飞烟灭，渤海控制权易手，他再骑墙观望，恐怕连老巢都要不稳。这番做派，既是给自己找台阶下，也是在试探价码。
“告诉陈子龙，以礼相待，但不必过于热络。江南新政与海贸章程，可让其观览。海事学堂的规划，也可适当透露。至于合作……告诉使者，郑成功将军忠勇为国，功在社稷，朝廷自有封赏。郑家若能戮力同心，共御外侮，保境安民，朝廷亦不吝爵禄。具体事宜，待局势稍定，可遣重臣详谈。”他顿了顿，“另外，让南京那边，‘无意中’将荷兰俘虏及缴获战舰的消息，透露给郑家使者知道。”
“是。”王五记下，又道，“朝鲜方面，正式回绝了清廷再次要求出兵助战的命令，理由是‘国内饥馑，盗贼蜂起，实难分兵’。其使者私下接触我们的商船，表示愿‘暗通款曲’，恢复边境贸易，特别是……请求购买我们的‘新式火铳’若干，以‘防备倭寇’。”
“倭寇？”林慕义轻笑一声，“告诉朝鲜人，火铳乃军国利器，不可轻售。但若真心归附王化，开放边境，允我商民往来，并断绝与北廷一切官方往来，朝廷可考虑以优惠价格，出售部分淘汰的旧式火器，并派匠师指导其维修。贸易之事，可派员细谈。”
这是又一根楔子，钉入清廷与藩属之间已然松动的裂缝。
“还有一事，”王五声音更低，“派往日本长崎的细作传回消息，德川幕府对清廷之前的联络反应冷淡，但对渤海海战结果‘极为关注’。有荷兰商馆人员频繁出入幕府重臣府邸。另外，平户的某些商人，对与我们直接贸易，表现出浓厚兴趣。”
“意料之中。”林慕义点点头。日本锁国，但并非完全封闭。荷兰人的惨败，必然震动幕府。而商业利益，永远是撬动锁国政策最有效的杠杆之一。“让在日本的细作继续活动，重点接触那些有实力的商人，特别是对生丝、瓷器、药材有需求的。可以透露，我们有意开辟一条从松江或宁波直达长崎或平户的定期商路，只要幕府默许，利润丰厚。”
处理完这些纷繁的外交与情报事务，林慕义的目光重新落回国内。他展开一张空白的宣纸，提笔蘸墨。
第一道命令，发给金声桓和黄得功，批准其休整与补充计划，同意郑成功在山东沿海进行有限度的登陆袭扰，并强调“以接应辽民、动摇敌后为主，勿要贪功冒进”。同时，指示黄得功，妥善安置并利用荷兰俘虏，“其匠艺、海图、炮术，皆可深挖，以为我用”。
第二道命令，发给沈文渊和陈子龙，正式批准扩大“护商船队”规模及授予特许资格的方案，并指令加快“海事学堂”建设，“首期学员，可广纳忠诚可靠之军中子弟、匠户子弟及通晓海事之民，不拘一格”。
第三道命令，发给赵铁柱及军械监，要求集中全力修复“破浪号”，并加快后续两艘“镇海级”战舰的建造。特别指出，针对长炮炸膛及“锻机”稳定性问题，“可大胆尝试新法，勿泥古，勿惜费”，并准许其从荷兰俘虏中挑选可用者，“以观其技，以取其长”。
第四道命令，发给王五及情报系统，要求加强对北廷内部，尤其是山西姜镶、陕西孟乔芳等汉军将领动向的监控与策反，“可许以高官厚禄，可晓以民族大义，亦可……施以必要之威慑”。
一道道命令写就，盖上摄政王大印，被等候在外的书记官和信使迅速誊抄、封装，以不同的密级和速度，发往各方。
做完这些，林慕义才感到一丝疲惫袭上心头。他走到望楼栏杆边，俯瞰着脚下繁忙的武昌城。码头装卸货物的号子声，街上贩夫走卒的吆喝声，远处军营的操练声，甚至更远处江边船厂里传来的隐约敲击声，交织成一曲生机勃勃、却又带着铿锵铁血的交响。
他知道，自己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节点上。军事上的连续胜利，打开了局面；政治上的新政推行，正在重塑根基；技术上的突破与积累，孕育着未来的优势；外交上的孤立敌人、争取盟友，也在稳步推进。所有方向的努力，正如同百川归海，汇聚成一股足以改天换地的磅礴力量。
但这还不够。真定只是河北门户，渤海只是内海。北方的核心北京尚未攻克，辽阔的东北、西北尚未光复，海外的贸易网络与影响力才刚刚起步。更重要的是，支撑这一切的新的制度、新的思想、新的人才培养体系，还只是幼苗。
他想起李九成绝笔信上那句“笔力已尽，鞑虏近矣”，想起“破浪号”上那些与巨舰对轰时年轻而决绝的面孔，想起沈文渊在江南田埂上被雨水淋透的官袍，想起赵铁柱在锻机旁被炉火映红的、布满老茧和烫伤的手。
路还很长。但方向已经明确，步伐必须加快。
他望向北方，那里是无数将士血战的方向；望向东方，那里是未来文明拓展的深蓝。然后，他收回目光，望向脚下这片正在他手中艰难重生、挣扎着摆脱沉疴、试图昂首奔向崭新时代的土地。
百川已然汇流，而成败的关键，在于这汇聚而成的洪流，能否找到最正确的河道，以最强大的力量，冲破最后、也是最顽固的那道堤坝。
而他，就是那个必须确保这一切发生的操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