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初冬，江南诸暨还没彻底冷透。暨阳路作为市区最繁华的主干道，白日里总被车流和叫卖声裹着。服装店的喇叭喊着新款折扣，糖炒栗子的香气飘出半条街，唯独街角那家“嘉瑞珠宝行”透着股沉稳劲儿。深褐色的实木门框配着擦得锃亮的落地玻璃，橱窗里的黄金项链在暖光下晃眼，门口挂着的“24小时值班”木牌，是老板为了保珠宝安全特意做的，谁也没料到，这牌子会在11月6号这天，成了一场离奇未遂劫案的见证。
凌晨三点多，供电局的报警系统突然在中控室尖叫起来。值班员盯着屏幕上闪烁的故障点，正好在嘉瑞珠宝行后方的高压变电箱，赶紧联系片区电工。电工骑着电动车赶到时，远远就看见变电箱旁的地面上还留着火星子，走近了才发现，一根裹着黑胶布的导线从变电箱接出来，顺着墙根绕到珠宝行值班室的后窗，导线末端还粘着几块碎玻璃，显然是刚被扯断没多久。
“这哪是故障，是有人想偷电搞事！”电工越看越慌，赶紧拨了110。
诸暨市公安局的警车赶到时，天刚蒙蒙亮。侦查员们戴着白手套，围着现场画了圈。
后窗的防盗栏被撬出个小缝，导线是常见的铜芯线，绝缘胶布上还能摸到残留的指纹（后来查是汗渍模糊的半枚），最吓人的是变电箱里的接线柱：本该规整的电线被扯得乱七八糟，金属触点上还留着焦黑的短路痕迹，显然是嫌疑人接电时没算准电压，高压电一碰就炸出了火花。
“这小子是想用电放倒值班的？”老刑警老张蹲在变电箱旁，捏着那截导线嘀咕。值班室里，值班员老李还没缓过神，他说凌晨两点多听见后窗有“滋滋”声，刚想起身查看，就听见外面“砰”的一声炸响，紧接着是急促的脚步声。
后来才知道，那是嫌疑人被火花吓慌了，连工具都没敢拿就跑了。
案子不算大，毕竟没丢东西、没人受伤，可专案组开会时，气氛却异常凝重。刑侦大队队长王建军把现场照片往白板上一贴，指着那卷绝缘胶布说：“你们看这个——1995年宁波绿洲案、1998年绍兴供销大厦案，现场都留过同款胶布。”
一句话让满屋子人都坐直了。
没人敢轻视“122宁绍系列案”——那是浙江刑侦史上的一块心病。从1995年至今，这个嫌疑人像幽灵似的，专挑珠宝行下手，还带着枪，杀了四个人，却连个清晰的影子都没留下。现在这起未遂案，虽然作案手法从“持枪抢劫”变成了“高压电偷袭”，可那截胶布、对珠宝行的执念、一被发现就跑的怂劲儿，都跟当年的凶手对上了。
“这不是普通的未遂案，是那家伙又露头了。”王建军敲了敲白板，“查！从导线源头、胶布品牌、变电箱的出入记录，一点都不能漏！”
可谁也没想到，这一查，就把大伙儿的记忆拉回了12年前的宁波——1995年12月，中山东路的绿洲珠宝行，那场震惊全省的血案。
1995年的宁波中山东路，比现在还热闹。那会儿没有网购，老百姓买金银首饰都往实体店跑，绿洲珠宝行更是凭着“老牌子、足成色”的口碑，成了这条街上的“金招牌”。三层楼的店面，一楼是黄金柜台，二楼卖翡翠玉器，三楼是库房和值班室，晚上留两个保安值班，45岁的老周和30岁的小李，都是退伍军人，据说擒拿术很厉害。
12月22号那天，宁波下着小雨，街上的行人裹着棉袄匆匆赶路。绿洲珠宝行晚上9点准时关门，老周锁了大门，跟小李在值班室泡了杯热茶，聊着家里的事。
老周的儿子快高考了，小李刚处了个对象，打算开春结婚。谁也没注意，店对面的巷子里，一个黑影正盯着他们的窗户，手里攥着根军用背包带。
后来根据现场勘察还原，那黑影是从珠宝行顶楼的通风口爬进去的。他踩着排水管，手指扣着墙面的砖缝，动作轻得像猫。
后来刑警说，这身手至少练过好几年。顶楼没人，他躲在楼梯间的暗处，听着楼下保安的脚步声，一直等到凌晨一点多，才顺着电梯井的钢绳滑到一楼。
电梯井离营业大厅只有一道木门，他用撬棍轻轻一撬就开了。大厅里没开灯，只有应急灯的微光，照得黄金柜台泛着冷光。他刚摸到第一个保险箱，就听见值班室的门开了，是老周起夜，正好撞见他。
“谁？！”老周喊了一声，伸手就去摸腰间的橡胶棍。可那黑影比他快，抬手就掏出一把枪，“砰”的一声，子弹擦着老周的胳膊过去，钉在墙上。老周还想反抗，黑影已经扑上来，用背包带缠住他的手腕，使劲一勒。
后来法医说，老周的手腕骨都被勒裂了。
小李听见动静跑出来时，老周已经被捆在椅子上了。他刚想冲上去，黑影又开了一枪，这次打在小李的腿上。小李倒在地上，看着黑影用撬棍撬开四个保险箱，把里面的黄金项链、白金戒指往包里塞——后来清点，一共少了11公斤首饰，按当时的市价，值160多万。
最残忍的是，黑影抢完东西，并没有马上走。他盯着被捆着的老周和小李，沉默了几秒，突然举起枪，对着两人的胸口各开了一枪。“他就是怕被认出来。”后来负责此案的宁波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叶庆龙说，“凶手心思太毒了，明明已经控制住人，还是下了死手。”
第二天早上，开门的店员发现尸体时，当场就吓瘫了。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半天就传遍了宁波。
“绿洲珠宝行出事了，两个保安被杀了！”“抢了一百多万的金子，凶手带着枪跑了！”老百姓吓得不敢晚上出门，珠宝行都加了保安，可没人知道，这个凶手会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继续在浙江各地作案。
叶庆龙赶到现场时，已经是上午十点。57岁的他，头发都白了一半，却硬是蹲在地上，拿着手电筒一寸一寸地照。“我们要像鹰一样盯线索，像狗一样找痕迹。”他跟身边的侦查员说，这句话后来成了浙江刑侦的“名言”。
现场被破坏得不算严重，但凶手太老练了——他戴了橡胶手套，没留指纹；穿的是软底鞋，脚印很淡；抢完东西还擦了撬棍和枪，没留一点dNA。侦查员们查了三天三夜，只在三楼电话总机房里发现了个关键线索：一个花花公子牌的鞋印，40码，鞋底沾着点顶楼的灰尘。
“他是从顶楼进的总机房，切断了电话线，再从电梯井下去的。”叶庆龙指着鞋印说，“而且从脚印的深浅看，他身高大概一米七，中等偏瘦，攀爬能力极强。
电梯井的钢绳那么滑，他能顺着滑下来，还没出声，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更让警方在意的是现场遗留的东西：一把自制消声器（里面塞着刮胡刀网罩）、一根四节撬棍（接口处磨得很光滑，显然用了很多次）、一把骨柄尖刀（后来鉴定是印支虎的骨头做的）、一捆军用背包带（上面有部队的印章），还有两枚子弹壳。
一枚是自制枪的（没膛线），一枚是制式手枪的（后来查是前苏联托卡列夫枪的子弹，国内很少见）。
“这凶手不简单，有备而来，还懂反侦察。”叶庆龙皱着眉，“从背包带看，可能当过兵；从虎骨刀和子弹看，可能去过中缅、中越边境；从撬棍和消声器看，可能懂机械加工。”
警方马上展开排查：先是查宁波的退伍军人，6000多人，一个个核对档案，没找到符合条件的；再查中缅、中越边境的边贸市场，侦查员们顶着泥石流和山体滑坡，跑了3000多公里，走访了上百家商铺，没找到卖虎骨刀和托卡列夫子弹的；最后查宁波周边的机械加工厂，几百家厂，没找到能做出同款撬棍和消声器的。
“那时候没监控，没dNA技术，全靠腿跑、嘴问。”老侦查员老赵回忆，“我们在绿洲珠宝行守了半个月，天天跟路人打听，可谁也没见过那个黑影。”
案子就这么僵住了。绿洲珠宝行的大门关了三个月，再开门时，柜台前多了两个保安，门口装了四个摄像头，可老百姓路过时，还是会忍不住往里面看。
时间一晃到了1998年。这三年里，浙江警方没放弃过“122案”，叶庆龙的办公桌上，始终放着那本案卷，每页纸都被他翻得卷了边。可凶手像人间蒸发了似的，没再露面。
直到4月15号凌晨，绍兴市越城区的供销大厦出事了。
供销大厦是当时绍兴最高档的商场，一楼卖化妆品，二楼是黄金珠宝柜台，三楼是家电区。那天凌晨两点多，值班保安老陈在二楼巡逻时，突然听见珠宝柜台那边有“咔嗒”声，像是撬玻璃的声音。
“谁在那儿？”老陈拿着手电筒走过去，光束里突然出现一个黑影。那黑影吓了一跳，喊了一声，转身就跑。老陈赶紧追，没跑两步，就听见“砰”的一声枪响，子弹擦着他的耳朵过去，打在墙上。
“有枪！”老陈赶紧躲到柜台后面，掏出对讲机喊人。其他保安跑过来时，黑影已经没影了。
警方赶到时，在三楼窗户下的花坛里，找到了凶手扔的作案工具：一根撬棍（跟绿洲案的同款）、五枚自制手雷（里面装着火药和铁钉）、一枚自制引爆器（用打火机包装盒做的），还有一顶灰色的老头帽。
“你们看这个！”绍兴市公安局的刑侦队长指着引爆器，“里面有枚指纹，虽然变形了，但能提取到特征点。”更关键的是，现场找到的子弹壳，跟绿洲案的制式手枪子弹壳一模一样。
“是同一个人！”叶庆龙接到电话时，正在宁波开会，他马上带着案卷赶到绍兴，“这凶手藏了三年，又出来了！”
警方顺着线索查：老头帽是绍兴本地产的，到处都有卖，没法查；自制手雷的火药，是最常见的黑火药，市场上随便能买到；倒是那个引爆器里的打火机包装盒，上面印着“诸暨产”，还有那枚变形的指纹，警方马上录入数据库，可当时的指纹库还不完善，没找到匹配的。
“还有个线索！”侦查员小张突然说，“凶手扔工具的时候，路过了旁边的鲁迅小学，晨练的老师说，看见他往校园里扔了个包，里面有撬棍和手雷。”警方在鲁迅小学的操场角落里，找到了那个包，包上没留指纹，却发现了一点意外收获：撬棍上沾着点油漆，跟供销大厦三楼窗户的油漆一样。
“他是从三楼窗户爬进去的，撬窗户时沾到的油漆。”叶庆龙说，“而且他对供销大厦很熟，知道二楼有珠宝柜台，知道三楼窗户好爬——肯定踩过点。”
警方马上查供销大厦附近的旅馆，1998年的时候，旅馆还是纸质登记，侦查员们翻了几百本登记册，没找到可疑人员；再查诸暨的打火机厂，几十家厂，没找到生产同款包装盒的；最后查绍兴的机械加工厂，跟宁波一样，没找到线索。
“这凶手太狡猾了，每次都不留活口（这次没打中），还故意扔些干扰线索的东西。”叶庆龙叹了口气，“不过这次有指纹，还有他的大致特征——身高一米七左右，中等偏瘦，烟民（因为用了打火机包装盒），懂机械，这就是进步。”
案子虽然没破，但警方把“122案”的范围缩小了：从“可能是退伍军人、去过边境”，缩小到“可能是华东六省人，懂机械，烟民”。
因为绿洲案里的橡胶手套，是华东六省特供的；供销大厦案里的打火机包装盒，是诸暨产的。
“他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叶庆龙看着案卷，“下次他再作案，我们一定能抓住他。”
可谁也没想到，这一等，又是六年。
2004年1月22号，农历大年初一。诸暨市的100商店里，到处挂着红灯笼，门口的春联还没干。值班保安夏根法今年50岁，老家在安徽，因为要值班，没回去过年。凌晨两点多，换班的时间快到了，他拿着手电筒在三楼巡逻，突然听见库房那边有“沙沙”声。
“谁啊？大过年的不睡觉？”夏根法走过去，刚推开库房的门，一把尖刀就戳到了他的脸上。
刀刃划开了皮肤，血一下子流了下来。
“别出声！”黑影压低声音说，手里的刀又往前递了递。夏根法也是个硬脾气，虽然脸上流血，还是伸手去推黑影。两人扭打起来，黑影急了，掏出枪，“砰”的一声，子弹打在夏根法的腿上。
夏根法倒在地上，疼得直冒冷汗。黑影顾不上他，转身就跑。
可能是太慌了，他跑的时候，把枪掉在了三楼阳台的窗口附近，还掉了一条灰色的线裤、一个护膝和一根撬棍。
“抓小偷！有枪！”夏根法忍着疼，爬起来喊。其他保安跑过来时，黑影已经没影了。
后来查监控，他是从阳台的排水管滑下去的，动作很快，跟1995年绿洲案的凶手一模一样。
诸暨市公安局的民警赶到时，夏根法已经被送到医院了。侦查员在阳台窗口找到了那把枪——黑色的，上面还沾着点血。“这枪……”老刑警老张拿起来一看，突然眼睛亮了，“你们看，枪管里还有消声器的残片，跟1998年绍兴案的消声器一样！”
更关键的是，枪里有四发子弹，编号都是5222——跟绿洲案、绍兴案的子弹编号一模一样！
“就是他！122案的凶手！”王建军激动得声音都抖了，“这次他掉了枪，还掉了线裤和护膝，肯定能找到线索！”
警方马上对现场遗留物进行勘察：枪是自制的，跟绿洲案的自制枪结构一样；撬棍还是同款四节撬棍；护膝是军用的，上面有磨损痕迹，说明用了很久；最关键的是那条线裤——灰色的，纯棉的，上面沾着点皮屑（后来查是凶手的表皮细胞）。
“这条线裤不是成人穿的。”侦查员小李拿着线裤，去市场上问了十几家卖童装的老板，“老板们都说，这是4-6岁小孩穿的，而且款式是女孩穿的。”
“凶手有个女儿，4-6岁，1998-2000年出生的。”王建军马上推断，“1998年绍兴案的时候，他可能刚结婚；2004年现在，女儿4-6岁，符合时间线。”
再结合之前的线索：身高一米七左右，中等偏瘦，1971年左右出生（按农村结婚年龄算，27岁左右有孩子，1998年结婚，1971年出生正好），懂机械，烟民，可能是诸暨人（这次作案在诸暨，还选在大年初一，老百姓都在家过年，防范松）。
“排查范围缩小到诸暨！”王建军下了命令，“抽调300名警力，2000多名干部群众，挨家挨户查！”
那阵子，诸暨的每条街、每个小区都能看见民警的身影。他们拿着凶手的模拟画像（根据身高、年龄画的），挨家敲门：“您见过这个人吗？”“您家有1971年左右出生的男性吗？”“您家孩子有没有穿过这种灰色线裤？”
侦查员们把诸暨城区分成了200多个网格，每个网格由民警、居委会人员、协警组成小组，一栋楼一栋楼地查。老张家住暨阳街道，回忆说：“那时候民警天天来，连楼道里的垃圾桶都翻了，就怕漏了线索。”
可查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找到符合条件的人。“凶手可能用了假身份，或者藏在农村。”王建军皱着眉，“他太了解诸暨了，知道怎么躲我们。”
那条线裤上的皮屑，当时因为dNA技术还不够先进，没能提取到完整的dNA，只能暂时存放在物证室。“等技术成熟了，这肯定是关键证据。”法医小陈说，他把皮屑样本放在冰箱里，贴了个标签：“122案，待查。”
时间又过了三年，到了2007年。这三年里，浙江警方的dNA技术有了很大进步，能提取到更微量的dNA了；监控也普及了，大部分街道和商场都装了摄像头。可“122案”的凶手，还是没露面。
直到11月6号，诸暨嘉瑞珠宝行的未遂劫案发生了。
这次现场，警方有了意外收获：嫌疑人跑的时候，把一个饮料瓶落在了变电箱旁。瓶子是塑料的，上面还留着半个指纹，瓶身上印着“中国移动活动赠品”。
更关键的是，瓶子里还有点残留的饮料，上面沾着嫌疑人的唾液。
“马上送物证室，提取dNA！”王建军激动得站起来，“还有，查监控！附近所有的监控都调过来！”
法医小陈连夜加班，从饮料瓶上提取到了混合dNA——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的。“男性dNA不完整，只能提取到Y染色体（男性遗传染色体）；女性dNA完整。”小陈说，“我们把男性Y染色体和2004年线裤上的Y染色体对比，发现是一致的！女性dNA和线裤上的dNA有亲子关系！”
“这说明什么？”王建军问。
“说明这两起案件是同一个人做的！女性是他的女儿！”小陈说，“2004年他女儿4-6岁，2007年就是7-9岁，符合dNA亲子关系！”
警方马上查那个饮料瓶：是中国移动2007年夏天在诸暨搞活动时送的，一共送了10万瓶，覆盖了整个诸暨市区和周边乡镇。“凶手可能是参加活动领的，也可能是买东西送的，没法直接查。”侦查员小张说，“但至少能确定，他在诸暨，而且经常出门。”
更让人兴奋的是监控。警方调取了嘉瑞珠宝行附近20多个点位的监控，整整看了三天三夜，终于在一个小巷子的监控里，发现了一个可疑男子：身高一米七左右，中等偏瘦，穿着黑色外套，手里拿着一把断线钳（跟现场遗留的断线钳款式一样）。
“你们看，他走路的时候老回头，很警觉。”侦查员小李指着屏幕，“而且他进巷子的时候，特意绕开了摄像头，显然知道有监控。”
警方顺着监控追踪，发现这个男子从巷子出来后，就上了一辆无牌摩托车，往暨阳街道方向开去。可开到一个没有监控的路口后，就再也找不到他的踪迹了。
“是不是他？”王建军盯着屏幕，“做个模拟实验，看看断线钳是不是同款。”
侦查员们买了跟现场遗留的断线钳一模一样的工具，让民警拿着，在同一个监控点位走了几遍，再对比视频。
发现视频里男子手里的断线钳，比现场遗留的小一点，不是同款。
“白高兴一场。”小张叹了口气，“这凶手太狡猾了，连工具都换着用。”
虽然这次没抓住人，但警方更有信心了：他们有了凶手的Y染色体，有了他女儿的dNA，知道他在诸暨，知道他的身高、年龄、体态。
“只要技术再进步一点，只要他再露一次面，我们一定能抓住他。”王建军说。
接下来的九年，浙江警方没放弃。物证室里，“122案”的卷宗从1本变成了400多本，里面记录着每一次排查、每一条线索、每一个可疑人员；dNA样本被反复检测，技术从提取17个基因座位，升级到能提取36个基因座位（更精准）；监控从模糊的模拟信号，变成了高清数字信号。
2016年，浙江省公安厅再次牵头，成立了“122案”专案指挥部，组建了五个专项小组：生物检材排查组、视频追踪组、指纹对比组、重点人群排查组、大数据分析组。“这次我们要用科技手段，跟凶手耗到底。”指挥部总指挥说。
生物检材排查组首先有了突破。他们用最新的dNA技术，对2007年饮料瓶上的男性Y染色体进行了深度检测，发现这个Y染色体属于绍兴徐氏家族的一个分支。“徐氏家族在诸暨、绍兴、宁海都有分布，我们要挨个排查。”组长老李说。
侦查员们跑到绍兴，查徐氏家族的族谱，发现这个分支有619个家系（家系指能追溯到同一个祖先的家族），涉及3万多人。“我们把每个家系的男性都登记在册，提取他们的Y染色体，跟凶手的对比。”老李说，“这个工作很枯燥，每天要跑十几个村子，跟老百姓解释为什么要抽血，有时候还会被误会，但没人抱怨。”
视频追踪组也没闲着。他们把2007年到2016年，诸暨所有跟“徐氏家族”有关的监控都调了出来，整整10万小时的视频，一帧一帧地看。“我们在2015年的一个监控里，发现了一个穿黄衣服的男子，跟凶手的特征很像。”组长小王说，“他三次进入嘉瑞珠宝行附近的巷子，第一次逗留两分钟，第二次逗留十分钟，走路的时候老回头，还在路边抽过烟——跟1998年绍兴案推断的‘烟民’特征吻合。”
更关键的是，这个黄衣男子穿的是高帮皮鞋——适合高压电作业的环境，跟2007年嘉瑞案的“高压电偷袭”手法吻合。“我们请画像专家，用3d技术还原了他的面部特征，还做了蜡像，跟之前的模拟画像对比，几乎一致。”小王说。
指纹对比组的进展最让人期待。他们把1998年绍兴案引爆器上的变形指纹，用最新的图像修复技术进行了清晰化处理，提取到了12个清晰的特征点。“我们把这个指纹录入全国指纹库，每天都对比。”组长老张说，“有时候做梦都梦见指纹比对成功了。”
2017年3月27号，北京传来了好消息——公安部的10位指纹专家，经过两天两夜的比对，发现诸暨徐氏家族里，一个叫徐某的男子，指纹跟绍兴案的变形指纹，12个特征点完全吻合！
“徐某，1972年出生，浙江宁海人，现在住在诸暨市暨阳街道，有一个女儿，1999年出生（跟之前推断的‘4-6岁女儿’时间线吻合），曾经在诸暨的一家机械加工厂上班（懂机械），喜欢赌博（跟后来审讯时交代的‘赌博输光家产’吻合）。”老张拿着徐某的档案，手都在抖，“就是他！122案的凶手！”
警方马上对徐某进行布控。2017年3月29号下午2点21分，在诸暨市暨阳街道的一家棋牌室内，徐某正在打麻将，侦查员们悄悄围上去，亮出证件：“徐某，跟我们走一趟。”
徐某当时愣了一下，手里的麻将牌掉在桌上，没反抗，只是说了一句：“终于来了。”
警方马上对徐某进行dNA采集，三个小时后，结果出来了：徐某的dNA，跟2004年线裤上的dNA、2007年饮料瓶上的dNA，完全吻合！
“破案了！22年了，终于破案了！”专案指挥部里，民警们互相拥抱，有的甚至哭了——叶庆龙已经退休了，接到电话时，他正在家里看案卷，听完之后，老泪纵横：“终于能给死者一个交代了。”
徐某到案后，一开始一言不发。审讯室里，他低着头，不管民警问什么，都不吭声。“他心里有防备，知道自己犯的是死罪，想扛到底。”审讯组长老郑说。
民警们没急着逼他，而是先去查了他的人生轨迹。徐某的老家在台州农村，家里有9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七。父亲是水泥厂的临时工，工资很低，家里没田没地，日子过得很苦。“我小时候连饭都吃不饱，衣服都是哥哥们穿剩下的。”徐某后来交代。
19岁那年，徐某辍学去水泥厂打零工，想转正，可因为没背景，一直没成功。“我那时候就觉得，老实干活没用，赚不到钱。”1993年，21岁的徐某第一次作案。
抢了台州医院住院部的收费处，得手几万块。“我本来想拿着钱好好过日子，去卫校读书，可读了半年就不想读了，觉得太累，不如抢钱来得快。”
1994年，徐某又在临海城南信用社杀了一名女值班员，抢了几千块；同年11月，在长兴龙达股份有限公司商场杀了一名值班员，抢了97万的黄金珠宝。“我杀了人之后，心里也怕，就去了越南避风头，在那边买了两把枪，想着回来再抢。”
1995年，徐某回到浙江，策划了宁波绿洲珠宝行案，杀了两名保安，抢了160多万。“那时候我有了钱，买了栋四层小楼，还买了大哥大、bb机，觉得很威风。”可没过多久，他就迷上了赌博，“我杀了人，心里压力大，只能靠赌博缓解，不到一年，就把160多万输光了。”
1998年，徐某结婚，可因为没了钱，连酒席都是靠收份子钱办的。“我老婆不知道我杀人抢劫，以为我是做生意亏了。”为了钱，徐某又策划了绍兴供销大厦案，没抢到东西，还差点被抓；2004年，他又在诸暨100商店作案，杀了人（夏根法被打伤，没致死），掉了枪；2007年，他想用电偷袭嘉瑞珠宝行，没成功，掉了饮料瓶。
“这么多年，我天天都在怕，不敢喝酒，怕酒后吐真言；不敢跟人深交，怕被认出来；晚上睡不着觉，一闭眼就看见被我杀的人。”徐某在审讯室里哭着说，“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会被抓，这一天来了，我反而踏实了。”
2017年11月21号，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122宁绍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进行公开宣判。法庭上，被害人家属来了很多，有的手里拿着亲人的照片，哭着喊：“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法官宣判：被告人徐某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