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温州苍南县，海风裹着鱼腥味掠过灵溪镇的石板路，街边的录像厅正放着周润发主演的《英雄本色》，枪声和台词透过破旧的音箱飘出来，引得一群半大孩子扒着门框往里瞅。人群里，一个身高近一米八的壮汉叼着烟，胳膊上的肌肉把的确良衬衫撑得紧绷——他就是徐海鸥，这时候还没人喊他“海鸥哥”，但灵溪镇的混混们都知道，这小子“能打”，是块混江湖的料。
温州这地方，90年代正是民营经济疯长的年月，打火机、皮鞋、低压电器从家庭作坊里冒出来，顺着瓯江漂向全国，甚至漂到海外。外人都说“温州人精明会做生意”，可在苍南、乐清这些地方，光有精明不够，还得有“手段”——那时候的托运站、农贸市场里，总藏着些靠拳头说话的人，徐海鸥，就是从这片热土与乱象里爬出来的“土皇帝”。
好多老温州人还记得，90年代初的街头巷尾，流传着两句顺口溜：“天生神力赛项羽，苍南灵犀称皇帝”。“灵犀”指的就是灵溪镇，而这“皇帝”，说的就是徐海鸥。现在问00后，没人知道这两句话的分量，可倒回二三十年，哪怕是菜市场卖菜的大妈，提起“徐海鸥”三个字，都得压低声音，生怕被他的人听见。这徐海鸥到底是个什么人？他又是怎么从一个晕船的渔民儿子，变成温州人人闻风丧胆的黑帮大哥的？
1961年4月，苍南县灵溪镇的海边渔村，一间低矮的木屋里，渔民徐老汉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徐家是世代渔民，靠海吃海，给孩子起名也按族谱来——到这一辈该带“允”字，于是这孩子被取名“徐允鸥”。
灵溪镇紧挨着东海，每天清晨，天还没亮，渔港里就飘着鱼腥味，渔船的马达声、渔民的号子声混在一起，是这里最寻常的晨曲。徐老汉和妻子就靠着一艘小渔船过日子，虽然挣的是辛苦钱，但在60年代，能顿顿吃上鱼，把几个孩子拉扯大，已经算不错了。徐老汉对徐允鸥寄予厚望，想着等孩子长大了，要么好好读书考大学，要么就跟自己学捕鱼，至少能安安稳稳过日子。
可徐允鸥打小就不是个“安稳坯子”。上小学时，他就爱跟同学打架，书包里总藏着小石子，谁要是惹了他，准得挨一顿揍。老师找家长谈话，徐老汉拿着鸡毛掸子打他，可徐允鸥梗着脖子不认错，还说“是他先欺负我的”。到了初中，他更是变本加厉，逃课去海边摸鱼、去镇上的录像厅看电影，成绩一塌糊涂。
15岁那年，徐允鸥跟老师吵了一架，摔了课本就回了家，说“这学我不上了”。徐老汉气得直跺脚，骂他“没出息”，可徐允鸥主意已定，任凭父母怎么劝，就是不肯回学校。从那以后，他就成了灵溪镇街头的“闲散人员”，每天跟几个小混混凑在一起，在街边晃悠、抽烟、看录像。
那时候的温州，港台警匪片正流行，《英雄本色》《古惑仔》这类电影，成了徐允鸥和兄弟们的“精神食粮”。录像厅里，昏暗的灯光下，周润发饰演的“小马哥”拿着双枪扫射的镜头，让徐允鸥看得热血沸腾。他学着电影里的样子，把衬衫领口敞开，走路晃着肩膀，还跟兄弟们说“以后咱们也要当大哥，让别人都怕咱们”。
徐老汉看着儿子越来越“野”，心里急得慌。他怕儿子走上歪路，就想着让徐允鸥跟自己出海捕鱼，至少能学门手艺，收收心。1978年的夏天，徐允鸥第一次跟着父亲出海。那天清晨，小渔船驶出渔港，海风越来越大，船身开始剧烈摇晃。徐允鸥站在船头，只觉得天旋地转，胃里翻江倒海，接着“哇”的一声吐了出来——他晕船了。
那一天，徐允鸥吐得昏天黑地，连站都站不稳，更别说帮父亲捕鱼了。傍晚回到家，他躺在床上，心里又羞愧又不服气：“祖祖辈辈都是渔民，怎么就我晕船？”他翻来覆去想原因，突然盯着窗外飞过的一只海鸥，眼睛一亮：“是不是我这名字不好？徐允鸥，‘允鸥’跟‘晕呕’谐音，难怪我晕船！”
第二天一早，徐允鸥就跟父母说：“我要改名，以后叫徐海鸥。海鸥在海上飞，肯定不晕船！”徐老汉觉得这孩子胡闹，可架不住徐允鸥坚持，最后只好默认了。可改了名字，徐海鸥还是晕船——晕船跟名字没关系，跟他的体质有关。更重要的是，徐海鸥根本不是能踏踏实实捕鱼的人，他心里装的，是录像厅里那些“大哥梦”。
从那以后，徐海鸥再也没跟父亲出海。他依旧每天跟小混混们混在一起，有时候去码头打零工，搬搬运、送送货，挣了钱就去喝酒、看录像；有时候没活干，就跟兄弟们在街头“找事”——比如跟其他混混抢地盘、收保护费。那时候的他，虽然还没加入黑社会，但已经养成了暴力解决问题的习惯，而他的“资本”，就是那副魁梧的身材。
18岁的徐海鸥，身高已经有一米八，体重一百七八十斤，再加上他跟着镇上的老拳师练过几年南拳，力气比一般人大多了。有一次，他跟几个混混去邻镇“收保护费”，对方不肯给，还叫来十几个人对峙。徐海鸥二话不说，冲上去一拳就把对方领头的打倒在地，其他人见他这么能打，吓得不敢上前。从那以后，“徐海鸥能打”的名声，就在灵溪镇的混混圈里传开了。
后来，徐海鸥还参加了温州市的举重比赛。比赛那天，他穿着背心，露出结实的胳膊，在举重台上，他一把举起了150公斤的杠铃，赢得了第三名。站在领奖台上，徐海鸥看着台下的掌声，心里更得意了——他觉得，靠力气和拳头，一定能在温州混出个名堂。
80年代末90年代初，温州的民营经济越来越红火，托运业、小商品市场、参茸市场都发展了起来。可这些行业里，也藏着不少“江湖规矩”——谁的拳头硬，谁就能垄断市场，挣大钱。徐海鸥看着别人靠“抢地盘”发了财，心里也痒痒的。他知道，光靠自己一个人，成不了大事，得找一群“兄弟”，一起干。
1992年4月11日，是徐海鸥31岁的生日。那天晚上，他在自己家里办了一场生日宴，邀请了20多个“兄弟”——这些人都是他这些年在社会上认识的混混，有跟他一起打零工的，有跟他一起练拳的，还有几个是从其他小帮派里“挖”过来的。
徐海鸥的家在灵溪镇的老街区，是一间两层的砖房。那天晚上，屋里的灯亮得通亮，桌上摆着温州特色的海鲜——梭子蟹、黄鱼、虾蛄，还有几瓶白酒、啤酒。兄弟们穿着花衬衫、牛仔裤，有的叼着烟，有的翘着二郎腿，划拳喝酒的声音此起彼伏，屋里满是江湖气。
酒过三巡，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男人站了起来——他就是陈日南。陈日南比徐海鸥小两岁，以前是另一个帮派的“军师”，脑子灵活，很会出主意。他端着酒杯，看着众人说：“兄弟们，咱们跟着海鸥哥这么多年，也打了不少架，挣了点小钱，可总这么散着干，成不了气候。现在温州的生意这么好，托运、参茸、海鲜，哪一行不挣钱？我看，咱们不如联合起来，推海鸥哥当大哥，一起做大事，以后咱们都是温州的‘大人物’！”
陈日南的话刚说完，屋里就炸开了锅。有人起哄：“好！我听海鸥哥的！”有人说：“对！一起干，挣大钱！”还有人担心：“要是被警察抓了怎么办？”徐海鸥看着兄弟们的反应，心里早就有了主意。他站起来，拿起酒瓶，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然后把酒杯往桌上一摔：“兄弟们，既然大家信得过我，我徐海鸥就当这个大哥！以后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们一口吃的！谁要是敢欺负咱们兄弟，我第一个不答应！”
接着，徐海鸥当场任命：陈日南当“二哥”，负责出谋划策；叶鹏、许明普当“打手头目”，负责带兄弟们“办事”；还有几个人负责管理财务、联系生意。一个以徐海鸥为核心的犯罪集团，就这么在一场生日宴上诞生了。
这个集团的“根据地”，就是徐海鸥开的一家托运部。那时候的温州，托运业很火——小商品要运到全国各地，都得靠托运部。徐海鸥的托运部，表面上是正规生意，实际上却靠暴力垄断了灵溪镇的部分托运业务。比如，有商家想找其他托运部发货，徐海鸥的手下就会去“找麻烦”——要么砸了商家的货，要么威胁托运部的老板，让他们不敢接生意。久而久之，灵溪镇的不少商家，都只能找徐海鸥的托运部发货，而他则从中赚取高额的运费。
集团成立后，徐海鸥的胆子越来越大，势力也越来越大。他知道，要在温州站稳脚跟，光靠自己的兄弟们还不够，还得“打通关系”——也就是找“保护伞”。那时候，苍南县公安局纪委书记郭炳忠、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张宝爱，成了徐海鸥的“目标”。
徐海鸥经常请郭炳忠、张宝爱吃喝玩乐，送他们烟酒、海鲜，有时候还会送现金。有一次，郭炳忠家装修，徐海鸥直接派手下送去了几万块钱，还帮着找了装修队。张宝爱喜欢喝茶，徐海鸥就托人从福建买了上好的铁观音，送到他家。一来二去，郭炳忠和张宝爱就成了徐海鸥的“保护伞”——每当徐海鸥的托运部被查，或者有人举报他，郭炳忠和张宝爱就会出面“摆平”，要么让手下的人“放水”，要么把举报信压下来。
有了保护伞，徐海鸥更是肆无忌惮。他的集团不仅垄断托运业务，还开始涉足其他行业——比如海鲜市场、参茸市场。只要是能挣钱的生意，他都想插一脚，而手段只有一个：暴力。
1992年下半年，徐海鸥的集团出了一件事——他的两个手下，因为在福鼎县赌博，跟当地的混混起了冲突，被对方扣了下来。福鼎县属于福建省，离苍南很近，那时候福鼎的“福鼎肉片”还没火遍全国，但当地的混混也很“横”。
徐海鸥听说自己的兄弟被抓了，当场就火了：“敢动我的人？不想活了！”他立刻召集了20多个手下，每个人都拎着砍刀、钢管，坐着几辆面包车，直奔福鼎县。
到了福鼎，徐海鸥的人直接找到了当地混混的“据点”：一家小赌场。双方一见面，就剑拔弩张。对方领头的混混看着徐海鸥的人，嚣张地说：“你们是苍南来的？敢管我们福鼎的事？”徐海鸥没跟他废话，挥了挥手，手下的人就冲了上去。一时间，砍刀挥舞的声音、惨叫声、玻璃破碎的声音混在一起。福鼎的混混没想到徐海鸥的人这么能打，没一会儿就败下阵来，只好把徐海鸥的两个兄弟放了。
这件事之后，徐海鸥在福鼎也出了名。当地的混混听说“苍南的徐海鸥”来了，都吓得躲着走。徐海鸥趁机把自己的托运部开到了福鼎，垄断了福鼎到温州的部分托运业务。有时候，福鼎的商家想发货到温州，还得托人找徐海鸥“打招呼”，不然根本发不了货。
1992年底，徐海鸥把目光投向了苍南县的参茸市场。苍南县的参茸市场，是当时全国有名的参茸集散地，90年代初，东北人参、鹿茸的价格很高，做参茸生意的商家都赚了不少钱。而灵溪镇的参茸市场，更是苍南县的“黄金地带”——这里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交易量很大。
但这个市场，早就有“主人”了——那就是郑道兴的“冷冻厂帮”。郑道兴比徐海鸥大几岁，以前是苍南县冷冻厂的工人，后来拉了一群人，靠暴力垄断了参茸市场的部分生意，大家都叫他们“冷冻厂帮”。郑道兴也是个狠人，在参茸市场经营了好几年，手下有不少兄弟，商家们都不敢得罪他。
徐海鸥想在参茸市场分一杯羹，自然就跟郑道兴的冷冻厂帮对上了。1993年初，徐海鸥在参茸市场开了一家药品商行，专门卖人参、鹿茸。他的商行一开张，就用低价吸引客商，这让郑道兴很不满——徐海鸥的低价，抢了他的生意。
没过多久，矛盾就爆发了。1993年3月，一批东北人参运到了参茸市场，这批人参品质好，数量多，要是能拿到手，肯定能赚大钱。徐海鸥和郑道兴都想抢这批人参，谁也不肯让步。
郑道兴先下手，派手下把这批人参扣了下来，还放话说：“谁敢跟我抢，就别怪我不客气！”徐海鸥听说后，立刻召集了100多个手下，每个人都拿着砍刀、钢管，赶到参茸市场。郑道兴也不甘示弱，召集了80多个兄弟，在市场里跟徐海鸥的人对峙。
那天的参茸市场，到处都是人，砍刀、钢管在太阳下闪着光，客商们吓得纷纷关门，不敢出来。徐海鸥站在人群前面，对着郑道兴喊：“郑道兴，把人参交出来，不然今天咱们就拼个你死我活！”郑道兴也不含糊：“徐海鸥，这是我的地盘，你敢撒野？”
双方眼看就要打起来，苍南县的工商、公安部门赶来了。原来，有人怕出大事，偷偷报了警。官方人员在中间调解，劝双方各让一步。徐海鸥看着警方的人，心里知道，现在动手肯定会被抓，于是就借坡下驴，说：“既然官方出面，我就给个面子，但这批人参，我得要一半。”郑道兴也知道，徐海鸥的势力越来越大，自己不一定能打得过他，只好同意了。
这次冲突之后，郑道兴知道，自己不是徐海鸥的对手。他的冷冻厂帮，无论是人数还是战斗力，都比不上徐海鸥的集团。没过多久，郑道兴就带着手下，退出了参茸市场。徐海鸥顺利接管了整个市场，还成立了一家“参茸交易所”。
这家交易所，名义上是为了规范市场交易，实际上却是徐海鸥敛财的工具。他规定，所有在参茸市场做生意的商家，每个交易周期，都要给交易所上交每公斤两块钱的手续费。那时候的两块钱，可不是小数目——90年代初，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几百块。而参茸交易，都是按吨算的，比如一个商家一个月交易10吨人参，就要交2万块钱的手续费。
商家们都不愿意交这笔钱，可谁也不敢反抗。有个商家私下抱怨了几句，说“这手续费比国家的税还高”，结果被徐海鸥的手下知道了。当天晚上，这个商家的商行就被砸了，人参、鹿茸撒了一地，商家还被打了一顿。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抱怨了，大家都私下里叫徐海鸥“地下税务局”——因为他收的钱，比国家收的税还多。
接管参茸市场后，徐海鸥的财富越来越多，势力也越来越大。在苍南县，几乎没人敢得罪他。老百姓之间流传着一句话：“苍南的县委书记，还没徐海鸥管用。”这句话虽然有点夸张，但也反映了徐海鸥当时的势力——他说的话，比官方的命令还好使。
有一次，徐海鸥的一个手下在福鼎县惹了祸，把人打伤了，福鼎县的公安部门要抓他。这个手下赶紧给徐海鸥打电话求助。徐海鸥只是给福鼎县的一个官员打了个电话，又请对方吃了一顿饭，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可见，徐海鸥的影响力，已经跨出了温州，到了福建的福鼎。
徐海鸥能在温州混这么久，靠的不仅是势力和保护伞，还有他的狠辣——他不仅对敌人狠，对自己人也狠。
1993年底，许氏集团的高管董明光，因为家里有事，急需用钱，就跟徐海鸥借了5万块钱。那时候的5万块，是一笔巨款。董明光本来想着，等家里的事解决了，就用工资慢慢还。可没想到，家里的事没解决，他又投资失败，钱亏光了，根本没钱还徐海鸥。
董明光只好跟徐海鸥求情，说：“海鸥哥，我现在实在没钱，能不能再宽限我几个月？”徐海鸥看着董明光，脸上没什么表情，说：“我徐海鸥的钱，不是那么好借的。你要是还不上，就别怪我不客气。”
董明光以为徐海鸥只是吓唬他，没想到，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徐海鸥派了两个手下，把董明光骗到了灵溪镇的一个废弃工厂。在工厂里，两个手下对着董明光一顿打，然后用砍刀把他砍死了。之后，陈日南赶来，处理了尸体和现场——他把董明光的尸体运到了海边，扔进了海里，还销毁了所有证据。
这件事在许氏集团内部传开后，所有人都吓得不敢说话。大家都知道，徐海鸥是个狠人，要是敢背叛他，或者欠他的钱还不上，下场就会跟董明光一样。
徐海鸥不仅对自己人狠，还根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1993年，他的托运部出了一件事——有个商家委托托运部，把一批价值10万块的小商品运到上海，结果徐海鸥的手下把这批货偷偷卖了，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商家找不到货，就去托运部问，徐海鸥的手下还耍赖，说“货丢了，跟我们没关系”。
商家没办法，只好把徐海鸥的托运部告上了法庭。庭审那天，徐海鸥亲自去了法院。在法庭上，证据确凿，法官当庭宣判，徐海鸥的托运部要赔偿商家10万块钱。徐海鸥听完判决，心里很生气——他觉得，一个小小的商家，居然敢告他，还让他赔钱，这是在打他的脸。
庭审结束后，商家和他的律师走出法院，准备回家。没想到，徐海鸥的十几个手下早就等在法院门口了。他们冲上去，对着商家和律师一顿打，打得两人鼻青脸肿，躺在地上动弹不得。徐海鸥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还说：“敢告我？这就是下场！以后再敢多管闲事，就废了你们！”
路过的行人看到这一幕，都吓得不敢上前。有人想报警，可一想到徐海鸥的势力，又把手机收了起来——大家都怕被徐海鸥报复。这件事之后，再也没人敢告徐海鸥了，哪怕他的托运部再坑人，商家们也只能自认倒霉。
1994年底，苍南县马站镇新塘村，发生了一件事，让所有人都见识到了徐海鸥的势力有多大。新塘村有两个大姓——许氏和林氏，两姓之间因为土地纠纷，积怨已久。1994年12月，许氏和林氏因为一块宅基地，爆发了冲突。许氏的人少，打不过林氏，被林氏的人打伤了几个。
许氏的人知道，自己打不过林氏，就想到了徐海鸥——徐海鸥也是许氏宗族的人，而且是温州有名的“大哥”。他们赶紧给徐海鸥打电话，求他帮忙。
徐海鸥听说自己的宗族被欺负了，立刻答应下来。他召集了叶鹏、许明普两个得力手下，又联系了许氏宗族的100多个壮丁，每个人都拿着枪、砍刀、钢管，坐着十几辆轿车、面包车，浩浩荡荡地赶往新塘村。
那天的新塘村，到处都是徐海鸥的人，十几辆车停在村口，枪和砍刀的反光让人害怕。林氏的人看着这么大的阵仗，吓得不敢出门。徐海鸥的人在村里喊话：“林氏的人听着，赶紧把宅基地交出来，再赔礼道歉，不然就血洗你们林氏！”
马站镇派出所的民警听说后，赶紧赶到新塘村。派出所的所长看着徐海鸥的人，心里也怕，但还是硬着头皮上前，对着徐海鸥说：“海鸥哥，有话好好说，别动手，不然我不好交代。”徐海鸥看着所长，冷笑了一声：“我的宗族被欺负了，我要是不撑腰，以后谁还敢认我这个许氏的人？不过，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可以不动手，但宅基地必须归许氏，林氏还得赔医药费。”
所长赶紧去跟林氏的人沟通，林氏的人知道，要是不答应，肯定会被徐海鸥的人打，只好同意了。这件事之后，新塘村的人都知道，有徐海鸥在，许氏宗族就是村里的“霸主”，谁也不敢惹。
徐海鸥的嚣张，早就引起了温州市政府的注意。1995年，当地政府发现，温州的黑帮势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徐海鸥的许氏集团，已经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于是，政府决定，对这些黑帮势力进行打击，而徐海鸥的许氏集团，就是第一个目标——“擒贼先擒王”，只要打掉徐海鸥，其他黑帮就好办了。
温州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开始秘密调查徐海鸥的犯罪集团。专案组的民警不敢声张，怕被徐海鸥的保护伞发现。他们乔装成客商，在参茸市场、托运部收集证据；他们走访被徐海鸥欺负过的商家，记录下徐海鸥的罪行；他们还秘密监视徐海鸥和他的手下，掌握他们的行踪。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专案组收集到了大量证据——包括徐海鸥垄断市场、暴力伤人、行贿保护伞等。1995年12月5日，温州市公安局召开了一场秘密会议，计划当天晚上对徐海鸥的犯罪集团进行统一抓捕，彻底粉碎许氏集团。
会议在温州市公安局的会议室举行，灯光昏暗，气氛严肃。苍南县公安局局长沈强站在台上，对着300多名民警说：“今晚的行动，关系到温州的治安，大家一定要保密，不能走漏风声。行动开始后，要迅速抓捕徐海鸥和他的骨干成员，不能让他们跑了！”接着，县政法委书记宣布了纪律：“泄密者就地免职，依法论处！”
可没想到，还是有人走漏了风声——这个人就是苍南县公安局纪委书记郭炳忠。郭炳忠是徐海鸥的保护伞，他不想让徐海鸥被抓，因为徐海鸥倒了，他自己也会完蛋。
当天晚上7点，会议结束后，郭炳忠找了个借口，说“去厕所”，偷偷离开了会议室。他躲在走廊的角落里，给苍南县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张宝爱打了个电话：“宝爱，不好了，市局今晚要抓徐海鸥，你赶紧告诉他，让他快跑！”
张宝爱听说后，赶紧给徐海鸥打电话：“海鸥，市局今晚要抓你，你赶紧躲起来！”接着，张宝爱又给苍南县刑侦大队队长打电话——这个队长也是徐海鸥的“关系户”。张宝爱问：“今晚是不是要抓徐海鸥？”队长说：“张局放心，我不会让他被抓的。”张宝爱又给徐海鸥打电话：“你去刑侦大队躲一躲，那里安全。”
可徐海鸥心里清楚，刑侦大队是公安局的地方，去那里就是自投罗网。他挂了电话，赶紧收拾东西，想逃跑。可他不知道，温州市公安局早就盯上了郭炳忠和张宝爱——专案组的民警早就怀疑他们是保护伞，一直在监视他们的电话。
当市局知道郭炳忠和张宝爱泄密后，立刻决定：提前行动！300多名民警，分成十几个小组，分别赶往徐海鸥的家、托运部、药品商行，还有他手下骨干成员的住处。
徐海鸥刚收拾好东西，准备出门，民警就冲进了他家。徐海鸥想反抗，可民警早有准备，一下子就把他按倒在地，戴上了手铐。徐海鸥看着民警，脸上满是不敢相信——他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被抓了。
虽然徐海鸥落网了，但因为泄密，还是有十几名许氏集团的骨干成员跑了，其中就包括集团的二号人物陈日南。陈日南听到风声后，从后门溜走，坐上车，逃往了外地。
但警方没有放弃。接下来的几年里，温州市公安局联合全国多地警方，对陈日南等逃犯进行追捕。1996年初，陈日南在广东省深圳市的一个出租屋里被抓；其他几名逃犯，也陆续在福建、浙江等地落网。至此，1992年成立的许氏犯罪集团，终于被彻底摧毁。
1997年，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徐海鸥犯罪集团进行了公开审判。那天的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挤满了人——有被徐海鸥欺负过的商家，有普通老百姓，还有媒体记者。大家都想看看，这个曾经的“苍南皇帝”，会得到怎样的惩罚。
法庭上，检察官宣读了徐海鸥的罪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敲诈勒索罪、行贿罪……一共十几项罪名，每一项都证据确凿。徐海鸥站在被告席上，脸色苍白，再也没有了以前的嚣张。
当法官宣判“被告人徐海鸥，数罪并罚，判处死刑”时，法庭里响起了掌声——老百姓们都觉得，这是徐海鸥应得的下场。其他几十名犯罪分子，也分别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为徐海鸥充当保护伞的郭炳忠、张宝爱等国家干部，也被判处了有期徒刑。
值得一提的是，许氏集团的“军师”陈日南，因为罪行严重，被判处无期徒刑。据办案民警说，审判的时候，装案卷的箱子就有5个，整份判决书有63页——这足以说明，徐海鸥的犯罪集团，犯下了多少罪恶。
徐海鸥被执行死刑后，温州市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展开“扫黑行动”，肃清地下犯罪团伙。曾经跟徐海鸥抢地盘的郑道兴，也被警方抓获，他的冷冻厂帮被彻底摧毁；其他几个小帮派，也纷纷被打掉。
从那以后，温州的治安变好了，经济也发展得更快了。参茸市场里，商家们再也不用交“地下税”，可以安心做生意；托运部里，再也没有暴力垄断，商家们可以自由选择；老百姓们晚上出门，也不用怕被黑帮欺负了。
2004年，许氏集团最后一名在逃骨干成员董佳宇，在浙江省台州市被警方抓获。董佳宇隐姓埋名，在台州开了一家小卖部，以为能逃过法律的制裁，可最终还是被抓了。他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价。
如今的温州，已经成为了全国有名的经济强市，小商品、皮鞋、低压电器走向了世界。很少有人知道，几十年前，这里曾经有一个叫徐海鸥的黑帮大哥，称霸一方，为非作歹。但那段历史，也提醒着人们：任何危害社会秩序、损害人民利益的黑恶势力，最终都会被法律制裁，都会被人民唾弃。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