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初的香港,晨雾常常笼罩着半山。陆震云站在教会医院三楼的窗边,看着乳白色的雾气缓缓流过花园里的棕榈树。他身上的病号服已经换成了普通的棉布衬衫,是史密斯先生托人送来的。后背的伤口愈合得很好,只留下一道深色的疤痕,医生说他恢复得出乎意料。
身体的确一天天强健起来。他能自己走到餐厅吃饭,能沿着医院后面的小径散步半小时而不觉得太累。护士说他脸色红润多了,连一向严肃的主治医生查房时,也会难得地露出一丝笑意。但陆震云自己知道,有一种“病”远未痊愈。
他睡不着。香港的夜晚安静得让人心慌,没有上海街头隐约的警笛声,没有突然响起的枪声,也没有兄弟们在隔壁压低的交谈声。这种过分的安宁,反而让他神经紧绷。一闭上眼,就是顾清翰最后一次看他的眼神,是码头那个模糊的窗口影子,是上海滩血色的天空。
早餐时,他看着报纸,满篇都是太平洋战局的新闻,偶尔提到内地,也只是模糊的“某地激战”字样。关于上海,几乎没有任何确切消息。这种信息上的隔绝,比身体的伤痛更折磨人。清翰他们怎么样了?新的联络线建立起来了吗?池田的搜捕有没有放松?这些问题像蚂蚁一样啃噬着他的心,让他无法安心享受这得来不易的安宁。
他尝试向护士打听,但她们对远在北方的战事知之甚少。他也问过偶尔来探望的史密斯先生安排的一位华人助理,对方只是客气地表示,内地消息封锁很严,香港本地也风声鹤唳,日军管控日益严格,很难打听到具体细节。
这天下午,他征得医生同意,第一次独自走出医院大门。香港的街道与上海截然不同,带着浓厚的南洋风情,招牌上满是繁体字和英文,行人衣着各异,语言混杂。他沿着陡峭的街道慢慢走,留意着路边的报摊和茶馆。他在一个报摊前停下,买了好几份不同立场的中英文报纸,然后走进一家看起来客人不多的茶餐厅,点了一杯奶茶,假装悠闲地翻看。
报纸上的消息要么过于宏观,要么明显带有宣传色彩。关于上海,只有寥寥数语提到日军强化治安,经济凋敝之类的套话。他竖起耳朵听旁边桌的客人聊天,多是谈论物价、生意或者本地新闻,偶尔有人提起“北边”,也只是摇头叹息,说形势艰难,通信几乎断绝。
他试着用带着上海口音的粤语,状似无意地向茶餐厅的老板打听:“老板,听讲上海那边现在唔系几好,有冇咩新消息啊?”
老板一边擦着杯子,一边叹气:“唉,兵荒马乱,边度有乜嘢好消息喔。寄信都寄唔到啦,系咁咦听人讲,查得好严,日子难过啊。”老板似乎不愿多谈,转身去招呼其他客人了。
陆震云默默地喝完那杯过于甜腻的奶茶,放下零钱,拿起那叠报纸走出了茶餐厅。傍晚的阳光穿过楼宇间的缝隙,照在街上,但他感觉不到多少暖意。
身体虽然逐渐脱离了危险,但心灵的焦灼却在与日俱增。他得到的消息有限且模糊,这反而加深了他的不安。站在香港相对安全的街头,望着北方层叠的山峦,他知道,那片他牵挂的土地和那个人,正身处他无法触及的、更加深重的黑暗之中。
这种无力感,像香港潮湿的晨雾,无声地渗透进来,缠绕不去。他必须找到更有效的途径,哪怕只是确认一丝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