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五年的深秋,大都城西的总制院译经堂彻夜灯火通明。三十七岁的八思巴伏在堆积如山的文献中,案头摆放着梵文贝叶、藏文竹笔、回鹘文羊皮卷,以及汉地的《说文解字》。三年来,这位帝师为创制蒙古新字已熬尽心血,鬓角早生华发,唯有一双慧眼仍如少年时般清澈明亮。
这夜子时,当校勘到第两百零七种音节时,八思巴忽觉天旋地转。朦胧中见梵天女神乘七色孔雀降临,纤指在虚空中勾勒出流光溢彩的兰札体字母。女神取他胸前佩戴的血玉,在玉上刻出四十一道纹路:此乃天地脉络,可载万民之言。惊醒时晨钟正鸣,他急忙取朱砂在幔帐上描摹,竟一气呵成四十一个字母雏形。
翌日清晨,八思巴召来精通音韵的弟子阿尼哥。这个尼泊尔巧匠听着师尊诵读新字母,突然跪地惊呼:此音能转三十六种方言!他们立即在译经堂进行测试:当蒙古语的发音被转写时,窗外的白狼犬突然仰天长啸;拼写汉语二字时,梁间竟飘下绵绵雨丝。更神奇的是,当书写藏文扎西德勒时,案头枯木骤然开花。
至元六年的整个冬季,八思巴在总制院设立文字校验司。他命人从漠北找来十二个部落的耆老,记录下最古老的牧歌;又请江南儒士吟诵《诗经》古调;甚至让波斯商贾用新文字撰写《蔷薇园》诗句。某日校验蒙古长调草原之鹰时,字母在纸上竟凝聚成雄鹰形状,振翅飞越三重大殿。忽必烈闻讯亲临,见状抚掌大笑:文字通灵,此乃天助大元!
正式颁行典礼选在至元七年立春。大都皇城前的广场上矗立着七丈高的镀金字母碑,四十一枚八思巴文字符在朝阳下熠熠生辉。忽必烈携文武百官登临承天门,八思巴身着金线袈裟端坐法坛,面前摆放着以青玉雕琢的活字印刷版。
典礼高潮时分,八思巴请出三位蒙古子弟。第一个少年用新文字拼写圣主庇佑万方,字符在锦帛上自动排列成北斗七星图案;第二个少女撰写《蒙古秘史》开篇,纸卷飘出马头琴的悠扬旋律;最令人称奇的是第三个孩童,他刚学会拼写四海一家,广场四周突然涌出甘泉,水中游鱼鳞片皆显文字祥纹。
忽必烈激动得解下九龙玉佩掷于案前:昔日箭定疆土,今朝文传万世!当即下诏将新文字定名为八思巴文,命翰林院三月内完成《蒙古字韵》编纂。察必皇后命宫女以金丝在哈达上绣出首篇八思巴文圣旨,后来这份《至元宝诏》成为镇国之宝,现存于西藏博物馆。
新文字推行过程中,八思巴展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他亲自赴曲阜祭拜孔子,将《大学》首章译为八思巴文,令儒生们感动涕零;又在河西走廊用新文字重译《古兰经》,使得穆斯林群体欣然接受;甚至指导道士将《道德经》转写,终使道可道三字能精准表音。敦煌莫高窟第465窟的壁画上,至今保留着八思巴指导各族学者译经的场景。
最艰难的转化发生在漠北草原。老一代蒙古贵族抵触新型文字,八思巴便创编《字母训诂歌》,让牧民在放牧时传唱。某日在鄂尔浑河畔,他当众用新文字记录萨满祭词,字符竟在羊皮上舞动成蒙古战神速不台的形象,围观部落首领纷纷折箭立誓推广新字。
至元九年元宵,大都城举办八思巴文灯会。千万盏灯笼以新文字拼成诗词谚语,当忽必烈御笔写下天下大同时,全城灯影在空中交织成凤凰图案。波斯使节在《东行记》中写道:今夜之大都,文字如星雨洒落,蒙汉回藏皆能同诵一诗。
然而八思巴并未止步于此。他在总制院开设文字传习所,亲自编写《字源三十二讲》。某夜讲解字母与曼荼罗的对应关系时,四十一枚铜质字母模型突然悬浮半空,组合成时轮金刚坛城。弟子胆巴记录道:是夜师尊开示,文字即般若,书写即修行。
随着八思巴文通行全国,文化融合呈现奇观。扬州商人用新文字记账,发现账目自动归类;云南巫师用它记录傩戏唱腔,音符竟能视觉化;甚至高丽使节用它撰写《翰林别曲》,文字排列成太极图案。元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惊叹:自八思巴文出,万国书同文,虽方言殊俗,皆可相通。
至元十三年冬,八思巴在萨迦寺见到首部八思巴文《大藏经》。抚摸着泛香的经页,他想起二十年前凉州初遇忽必烈时文字安邦的誓言。寺外风雪弥漫,经堂内却春意盎然,新刻的经版正在架上微微震动,仿佛在应和着文明交融的永恒律动。
这场文字革命的影响绵延数百年。明清两代的方略馆仍在使用八思巴文撰写少数民族语言;乾隆皇帝命人将《五体清文鉴》与八思巴文字典对照编纂;甚至20世纪出土的元代瓷器中,仍常见八思巴文款识。而在拉萨罗布林卡的壁画上,永远定格着这样一个画面:八思巴手持青玉字母,脚下是蜿蜒万里的丝绸之路,每一个驼铃响处,都有新文字在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