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方垂，宿州城内灯火初上。
王伦与几名护卫自东水门入城，连尘土都未拂去，便直奔向行宫向圣上复命。
崇祯早已在正厅候着。
厅外，风鼓旗影，金鼓声在夜风里沉沉回荡；
厅内却静得可以听见一炷香燃断的细裂声。
王伦踏进来的那一刻，眼底带着些微倦色，却还挂着一抹得意的笑。
“臣不辱使命！”
王伦行了个长揖，将在金营的所见所闻、一来一往的言辞缠斗，一一道来——。
从自报“礼部尚书”唬住守卫，到席中连珠炮似地抛出细节问题，让完颜宗辅转不过弯来，说到对方哑口无言、被迫应下“两日后”的交接期限时，王伦嘴角带着少许得意。
“……于是，金人元帅只好依允，臣趁机辞别，按原路返回。”
崇祯听罢，忍不住朗声一笑：“好一个王伦！你一进帐，朕便知你成功了。”
如果没成功，王伦不可能活着活来。
“王卿，此行冒险，你立下功劳，朕要厚赏！”
崇祯笑道：“不过，礼部尚书一职，朕不敢轻许，但你可以进礼部，即刻擢你为鸿胪寺卿，专司对外事务。”
身旁的内侍总管康履闻言，微微一愣。
鸿胪寺卿，从四品，是实缺重任，而王伦一介出身寒微、半带市井痞气的“朝奉郎”，一跃登堂入室，这在大宋官场可谓惊诧。
王伦也是怔了好一瞬，心里不禁激荡，随即一躬到底，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臣……叩谢天恩！臣愿以此身血骨，为大宋鞠躬尽瘁！”
鸿胪寺卿啊！
自己不过是个混混出身，年轻人时混迹京汴的青楼酒肆，靠关系得了个虚缺小官，原以为仕途到此为止，就算攀爬十年也不过能到个六品郎官。
没想到此番去一趟金营，稍微动动嘴皮子，竟一飞冲天。
此刻的王伦，只觉热血上涌，不仅是因为权位，更是那种被识拔重用的喜悦。
“官家如此待我，我哪怕是拼下这条命，也要报答官家！” 王伦心底暗誓。
崇祯看着他，神色不动，只淡淡道：“好生做事，你且下去休息吧。”
王伦再次叩谢，迈着平快的步伐，退下。
......
崇祯如此破格提拔他，一是出于选拔人才，而是又有打算。
王伦此人，机敏善变，舌如利刃，既能在金军大营周旋，也不拘小节，有几分市井油滑。
这样的性子，用在庙堂治政上，未必合规矩；
可一旦放到对外场合，却是先天的好材料。
因为在那种场合，不是论资排辈、空说八股，而是要斗心眼、绕弯子、拖时间、探虚实。
而大宋的外交，向来是一盘烂账，并非由礼部一统办理，而是一个由多部门协同参与的复杂体系，各方权力交错，彼此掣肘。
作为大宋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不仅掌握着军事调度的权柄，也直接介入重大外交决策，承担着对外的军事外交职能。
从宋辽签订的“澶渊之盟”，到宋金密谋的“海上之盟”，这些改变局势的重大谈判都由枢密院主导。
与辽、金之间的边境划界、停战协定、边防事务，更是枢密院直接出面负责的范畴。
除此之外，兵部亦在外交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不仅配合枢密院处理边境的军事协调，还掌管着与对境贸易相关的榷场事务、边境官员的互访，以及通过军事部署达成外交威慑等工作。
权力分散带来的后果极为明显，每逢重大外交事件，必需多衙门之间反复磋商。
一旦涉及各方利益与主张的冲突，便难以迅速定策，往往在犹豫与推诿之间错失良机。
更棘手的是，“礼仪之争”几乎贯穿了整个宋代外交史。
靖康之变前，大宋朝廷围绕“是否联金灭辽”爆发争论：
枢密院主张在辽金战争时抓住时机，趁势收复燕云；
而礼部则坚持，宋金结盟可以，但必须先就宋、金之间的国书称谓达成一致，否则有失体面；
中书省则踟蹰不决。
这种三方僵持足足耗了半年，多次的议会只是反复争辩名分与利益孰先孰后。
结果与金国结盟仓促，军事准备不足，为金军南下、靖康之变埋下隐患。
类似的矛盾还屡屡重演。
宋辽之间，曾多次因“国书称谓”发生龃龉，辽称宋为“南朝”，宋称辽为“北朝”，礼部坚持必须改为“辽国”与“大宋”，连边境贸易都因这种名分之争多次中断。
枢密院虽然倾向于“暂置礼仪之争，以保障边境安稳”，但在礼部坚守“祖制”的压力下，无计可施。
于是，礼仪外交与军事务实之间的冲突，不断消耗着宋廷对外博弈的效率与耐力。
雪上加霜的是，大宋还缺乏专职的外交使节体系。
历次遣使，多是临时差派官员兼任，使节的专业性与经验往往不足，甚至在一些关键场合闹笑话。
靖康年间，郑望之奉命使金，因不熟悉女真的宫廷礼仪而遭对方当众讥笑；
神宗时期，馆伴使苏轼曾私下允诺辽使增加边境榷场数量，却被枢密院认定为“泄露经济情报”，当场推翻，引发辽方强烈不满。
临时使节的另一隐患在于，—个人意愿容易左右国家政策的执行。
一旦使节与对方私交甚笃，或者贸然作出承诺，就可能导致朝廷立场被动，甚至陷入被逼履行的困境。
枢密院、兵部、中书省，各有权柄，军事议和、边贸榷场、藩属册封、礼仪争议、文书往还，全都分散在几个衙门手里。
枢密院掌握军事外交，动辄主张务实；
礼部扛着“体面”与“祖制”，容不得半点让步；
兵部又插手边贸协作，事事掺上一脚；
中书省更是各方平衡的枢纽，不表态反成拖延之源。
在这样的背景下，崇祯敏锐地意识到。
这种多头管理的弊病，若不革除，哪怕火器营打赢眼下这几仗，也终究不能使得国家利益最大化。
若要与辽、金、西夏等强邻周旋，若要让外交成为军事的助力而非掣肘，必须打破旧制，将对外事务的执行权集中于一处，去掉多部门扯皮的弊病。
为此，崇祯心中早有腹案。
将外交权尽量集中，至少在执行层面如此。
礼部依旧在名义上总揽，但必须有一个专一的衙门，日常只干外交，能马上应对变局，有决断、有执行力。
鸿胪寺，这个本属礼部下的衙署，自古便掌接待外国使节、办理朝贡典礼。
它懂程序、懂礼节、懂待客，也有独立的馆伴体系。
若予以实权，为专司外交的中枢机构，赋予其独立运作的权限，不必在枢密院、兵部、中书省之间兜圈，就能大大提高反应速度。
自此，鸿胪寺的职责将不仅仅是迎送宾客的礼宾衙门，而是统筹全年外交事务的实务机构。
而作为寺卿的人选，必须机巧、厚脸皮、能说会拖，最好还有点无赖气。
这些品质，放在庙堂是短板，放在外交战场反而是武器。
王伦，恰好合用。
崇祯没有把这些打算告诉任何人。
朝局需用人，而谋划到了用人这一步，便不必多言。
皇帝的底牌，别人不必知，甚至被用之人自己，也不必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