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春节，在稀稀拉拉的鞭炮声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潜藏在喜庆下的紧绷感中过去了。何家的年夜饭桌上，菜肴比往年丰盛，何大清多喝了两杯，话也多了些，但说的不再是厂里的技术难题，而是些含糊的“要变天了”、“少说话多做事”之类的提醒。何淑兰包饺子时，总会下意识地望望窗外，眼神里带着不易察觉的忧虑。连懵懂的何雨水，似乎也感知到气氛不同，比往年安静了些。
何雨柱心里明镜似的。他知道父亲听到的风声，母亲无言的担忧，都与那场即将席卷一切的浪潮有关。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这种预知，带来的不是轻松，而是更沉重的责任——他必须在惊涛骇浪中，为这个家掌好舵。
春节刚过，那股山雨欲来的气息就越来越浓。街上的大字报开始多起来，墨迹淋漓，言辞激烈。收音机里的播音员声音越来越高亢，播放着远方的“最新消息”。四合院里，人们见面时的寒暄也少了，多了几分谨慎的打量。
修配社的王主任，把何雨柱叫到办公室，关上门，压低声音说：“柱子，区里那个青年技术攻关小组，暂时……暂停活动了。上面的精神有变化，现在不兴搞这些‘白专’路子。你最近也低调点，社里的活儿，干好本分就行，别整那些太扎眼的新花样了。”
何雨柱平静地点点头：“知道了，主任。”他早有预料。技术、知识，在某些时候，会成为一种“原罪”。
回到大院，变化更是显而易见。前院阎埠贵家的二小子，不知从哪里弄来一身旧军装，整天趾高气扬，看人的眼神都带着批判的味道。许大茂则变得异常活跃，经常半夜才回家，白天见到院里的老邻居，鼻孔朝天，偶尔还阴阳怪气地说几句“要扫除一切害人虫”之类的话。
最大的压力，来自贾家。贾张氏像是突然找到了某种依仗，腰杆挺直了，说话也硬气了。她不再指桑骂槐，而是开始公开找茬。
这天是周末，何雨柱在家帮母亲把冬天积攒的煤灰做成煤坯。贾张氏端着一盆脏水出来，故意往何家门前一泼，脏水溅了何雨柱一裤腿。
“哎哟，没看见！柱子，对不住啊！”贾张氏嘴上说着对不住，脸上却毫无歉意，反而带着一丝挑衅。
何淑兰从屋里出来，看到这情形，想说什么，却被何雨柱用眼神制止了。
“没事，贾奶奶，您下次注意点就行。”何雨柱语气平淡，继续低头干活，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贾张氏讨了个没趣，哼了一声，扭身回屋了。何淑兰看着儿子的背影，心疼又无奈地叹了口气。她知道，儿子是在忍。
晚上，何大清下班回来，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饭桌上，他闷头扒了几口饭，突然把筷子一放，对何雨柱说：“柱子，厂里今天开会了……要搞运动。我们车间，有人贴了我的大字报。”
何淑兰手里的碗差点掉在地上，声音发颤：“贴……贴你什么了？”
“还能有什么？”何大清苦笑一声，“说我技术至上，走白专道路，还有……说咱家生活水平突然提高，钱来路不明，怀疑我贪污受贿。”
“放他娘的屁！”何淑兰气得骂了句粗话，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咱家的钱，都是柱子一点一点挣来的辛苦钱！”
“妈，别激动。”何雨柱放下饭碗，声音依旧冷静，“爸，大字报上署名了吗？”
“署了……是许大茂。”何大清咬着牙，吐出这个名字。
何雨柱眼中寒光一闪。许大茂，果然跳出来了。这家伙在电影院工作，消息灵通，又善于钻营，看来是想借这个机会整倒何家，说不定还能捞点好处。
“爸，您别担心。”何雨柱给父亲倒了杯水，“第一，您的工作表现，厂里领导都清楚，技术好不是罪过。第二，咱家的钱，每一分都有来路，修配社王主任、轧钢厂刘段长都可以作证。许大茂这是诬告。”
“说是这么说，可这年头……”何大清重重叹了口气，“人言可畏啊！柱子，你是不知道，现在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