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初”年号的诏书墨迹未干，悬挂着崭新纪年门匾的百官府邸在冬夜里静默无声，然而，在这看似大势已定、万象更新的表象之下，神都洛阳的深处，依旧潜藏着最后几缕不合时宜的暗流。登基大典在即，武媚需要的是一个尽可能平滑过渡、至少在明面上万众归心的局面，任何公开的杂音，都可能成为完美图卷上的刺眼污点，亦可能被未来的史官加以利用。
紫宸殿侧殿的书房，烛光比往日更为幽暗，映照着武媚看不出喜怒的侧脸。上官婉儿垂首肃立，听着御座之上传来的、平静却字字千钧的吩咐。
“大典在即，朕欲使神都内外，人心归拢，不起波澜。”武媚的目光并未落在婉儿身上，而是凝视着跳动的烛火，“尚有寥寥数人，或心存李唐旧念，或拘泥腐儒之见，其行虽未至公然悖逆，其言却可能惑乱视听。婉儿，你去处置。朕，不欲再见血光。”
“臣明白。”上官婉儿深深躬身。她清晰地接收到了指令的核心：清除最后的反对声音，但手段需温和，以“安抚”、“调任”为主，避免在登基前夕再掀狱案，引发不必要的恐慌或物议。这是一种更高明的政治手腕，既要达到目的，又要维持“祥和”的假象。
接下来的几日，上官婉儿的身影悄然出现在几处看似寻常的场合。她并未大张旗鼓，而是通过精准的信息传递与私下的会晤，将武媚的“最后耐心”与“格外开恩”，传达至那些被标记的名字。
一位因多次称病不参与《大云经》讲经法会的老宗室，接到了将其子调任至岭南某富裕州郡担任长史的调令，明升暗调，远离中枢，同时伴有温言抚慰，赞其“教子有方，当为国效力于远方”。老宗室握着调令，看着眼前这位代表御意的女官，最终长叹一声，闭上了欲言又止的嘴。
一位在士林中颇有清望、曾私下对“弥勒转世”之说表示过质疑的儒学博士，被“荣升”为太子宾客（此时太子李旦形同虚设），赋予了崇高的虚衔与优厚的俸禄，却彻底远离了能够发声的讲坛与文书岗位。诏书中称赞其“学问淹博，宜辅佐储君”，实则将其供养起来，隔绝于舆论场之外。
还有几位御史台的低阶官员，因曾联名密奏请求“缓行新政”，被上官婉儿以了解下情为由“召见”。她没有斥责，反而肯定了其“忧心国事”的初衷，随后以“大典筹备，需才孔亟”为由，将他们暂时借调至负责典礼琐务的衙署，使其陷入繁杂的事务之中，无暇他顾。
这些处置，如春雨润物，无声无息。没有诏狱的镣铐，没有酷吏的拷问，只有看似合情合理的职务变动与待遇调整，便将最后几颗可能硌脚的石子，轻轻挪开，或是以锦缎包裹。神都的官场，在一种微妙的默契中，感受到了这股潜流的力量——顺从，可得保全，甚至富贵；逆势，则将被悄然边缘化，再无发声之机。
太平公主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微妙的人事变动。她并未直接干预，而是通过自己的渠道关注着。当她发现母亲将这些“暗室”之事完全交由上官婉儿处置，且婉儿处理得如此干净利落、不着痕迹时，心中那根权衡的弦被再次拨动。
她知道，母亲这是在进一步确立和考验婉儿的地位与能力。这个昔日掖庭的罪奴，如今已真正成为了母亲身边最核心的智囊与执行者，其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寻常臣子。
略作思量后，太平公主在一次关于典仪细节的会商中，主动对上官婉儿提及：“婉儿，大典当日，命妇朝贺环节，仪注繁琐，我需统筹全局，恐难细致兼顾。你素来心细如发，精通礼制，此一节，便由你全权主导审定，如何？”
她这是将一部分原本属于自己的、极具象征意义的典礼主导权，主动让渡给了上官婉儿。既是向母亲示好，表明自己无意与婉儿争锋，也是在进一步笼络这位权势日盛的女官。
上官婉儿何等聪慧，立刻领会，她微微躬身，既不推辞，也不显得过于热切：“殿下信重，婉儿定当尽心竭力，务使命妇朝贺之仪，庄重得体，不负圣望。”
而在处理这些人事与权力平衡的同时，上官婉儿书房的灯火，也常常亮至深夜。案头铺展着的，是那份至关重要的《即位诏》草稿。这不仅仅是一篇宣告登基的文书，更是为武周王朝立国定调的政治纲领，需字字千钧，兼顾各方。
她伏案疾书，时而停笔沉吟。儒家的“天命靡常，惟德是辅”需要融入，以安抚士大夫；道家的“顺乎自然，革故鼎新”需要点出，以契合变革意象；而最为核心的，则是佛家的“弥勒授记，圣母临人”，这是武周政权独特合法性的根本所在。如何将这三者巧妙融合，既不显得生硬拼凑，又能层次分明地服务于“女主登基”的核心主题，考验着她极高的政治智慧与文字功底。
“王者，承天之道，理人之情……”她写下开端，奠定天命与人事的双重基础。
“咨尔唐室陵替，运祚衰微……朕以微渺，嗣膺累圣之眷命……”简述代唐之由，将武媚定位为李唐政治的继承与革新者。
“而乃金轮宝印，预现祯符；《大云》秘藏，式彰玄谶。此盖佛陀悬记，明女主之当王……”引入佛教预言，赋予神圣光环。
“是用顺昊天之成命，协亿兆之欢心，抚运励精，鼎新革故……”最后归结于顺应天命民心，开创崭新局面的决心。
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当她终于放下笔，窗外已现出熹微晨光。这份诏书，如同一件精心打磨的利器，即将在登基大典上，为武周王朝的诞生，发出最权威、也最富蛊惑力的第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