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春的洛阳，桃李芳菲已歇，牡丹正渐次吐露艳色，整座城市沐浴在一种富庶而安宁的氛围中。倭国使团在历经海陆奔波后，终于抵达这座大唐帝国的东都。正使吉士长丹，一位年约五旬、面容清癯、举止刻意显得恭谨的老臣，率领着数十名随员，依礼入住四方馆。他们带来的贡物不算特别丰厚，却种类繁多，涵盖了倭国特色的漆器、珍珠、玛瑙以及一些精美的竹编工艺品，姿态放得极低，全然一副仰慕天朝上国、重续旧谊的模样。
依照外交仪程，使团首要之事，自然是觐见大唐皇帝。紫微宫贞观殿内，朝会庄严肃穆。吉士长丹身着仿唐制却略显局促的礼服，手持笏板，趋步上前，以流利却带着明显口音的汉语，朗声宣读由倭国朝廷精心拟定的国书：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伏惟陛下，承天御极，德被四海……” 开篇依旧是沿袭旧例的客套与敬语，极力颂扬大唐的文明昌盛与皇帝陛下的英明神武。随即，话锋转入正题，言辞恳切地表达了“追慕华风，愿续前缘”的强烈愿望，并正式提出“请复遣唐使旧制，允我邦学子僧侣，再入长安、洛阳，习圣贤之书，效天朝之礼”，以期将大唐先进的典章制度、文化技艺再次带回倭国，滋养其本土文明。
李治端坐御座之上，冕旒下的面色依旧带着一丝病态的苍白，但听闻倭国如此“恭顺”的请求，眉宇间还是舒展了几分。自西域、漠北用兵以来，四夷宾服的表象下暗流涌动，此刻倭国主动前来示好，请求恢复太宗、高宗前期盛极一时的遣唐使制度，这无疑是对他龙朔朝权威的一种肯定。他微微颔首，给予了温和的勉励与原则性的同意，展现了大国天子应有的气度与胸怀。
然而，吉士长丹及其副使的活动，并未止步于这次正式的朝会觐见。在接下来的几日里，他们以“请教典制”、“观摩风物”等为由，通过四方馆的唐方接待官员以及一些与倭国曾有往来的中层官吏，积极寻求分别拜见皇帝陛下与皇后娘娘的“恩典”。其理由冠冕堂皇：皇帝乃一国之君，皇后母仪天下，皆需代表倭国国君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这一请求，本身并不十分逾矩，但在当前洛阳宫闱微妙的氛围下，却显得格外意味深长。
当吉士长丹得以在偏殿单独拜见李治时，他除了再次表达对恢复遣唐使的殷切期盼外，话语间不着痕迹地流露出对“陛下圣体”的深切关怀，言辞恳切，仿佛真心担忧大唐天子的健康关乎天下苍生。而在获得武媚于昭阳殿的接见时，他则又是另一番说辞，极力赞颂皇后娘娘的“睿智明断”、“辅佐圣君之功”，甚至引用了一些模糊听闻的、关于皇后处理政务的“美谈”，其言辞之巧妙，既表达了敬意，又似乎隐含着一丝对皇后影响力的格外看重与迎合。
这两番措辞有细微差别的觐见，其背后意图，昭然若揭——他们在小心翼翼地试探，试探大唐权力核心的稳固程度，试探帝后二人关系的亲疏，试探那传闻中“牝鸡司晨”的说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他们呈递的国书，表面措辞恭敬，然字里行间，尤其是在涉及具体文化交流与人员往来的条款拟定上，却留下了一些可供日后灵活解释、甚至可能引发唐廷内部争议的模糊空间，仿佛一颗无声投入水中的石子，意在观察它能激起怎样的涟漪。
倭国使团，如同最精明的探子，以其极致的恭顺为掩护，正用他们敏感的政治嗅觉，细细品味着这大唐帝国恢弘气象之下，那一道刚刚开始显现、却已足以被外人窥见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