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后套地区的傅作义,看着全国战场风起云涌,尤其是八路军在近在咫尺的华北打出局面,他麾下的绥远子弟兵早已按捺不住。
“我们绥远军不是后娘养的!”傅作义在五原的指挥部里,对着地图上包头、归绥(今呼和浩特)的方向重重一点,
“八路军能在山里打,我们就能在平原上打,老待在河套里,骨头都要生锈了。”
傅作义的目标明确而务实:打出后套,收复绥远省部分失地,偷袭包头工业区。
在短暂控制工业区后,傅作义部队会争分夺秒地进行 “破坏性拆迁” 。
利用准备好的汽车,将能搬走的关键机床、小型发电机、图纸、技术工人(营救或动员)、成品钢材、煤炭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全部运走。
带不走的大型设备,则尽可能破坏其核心部件,使其短期内无法被日军利用。
这不仅是为了政治声望,更是为了解决部队严重的物资匮乏问题。
包头有日军经营的煤矿、铁矿和小型钢铁厂,这对几乎全靠外部输入的绥远军来说,是致命的诱惑。
他的战术也与八路军不同,充分发挥了绥远军骑兵和善于野战、攻坚的特点。
他策划了“雪原”行动:利用冬季黄河封冻,日军机动相对不便的时机,以精锐骑兵为先锋,配属了从“东山”体系秘密换装的步兵炮和火箭筒,对包头外围的日军据点发起一系列快速、凶狠的突袭。
“告诉弟兄们,打下来,过年就有白面馍馍,有新棉衣!打不下,咱们就还得在这喝西北风!”
傅作义的战前动员简单直接,却极富煽动力,绥远军的行动,旨在为这支孤悬北方的劲旅,打出一片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对于背负着“不抵抗”污名、流落关内的东北军而言,复仇和重返故土是刻入骨髓的执念。
少帅张学良虽然身处羁縻,但东北军旧部依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借助与“明义五金厂”深度捆绑的优势(以矿产资源和未来的东北权益为抵押),部分东北军精锐部队(如何柱国、缪澂流等部)已经秘密完成了换装。
“东山”提供的武器,虽然不是最先进的,但数量充足、质量可靠,尤其是大量的仿捷克式轻机枪、迫击炮和充足的弹药,使得这些东北军部队的火力远超国内一般杂牌军,甚至不输于日军二线守备部队。
他们的目标并非强攻武汉、天津这样的大城市,而是采取了一种更聪明、也更解气的策略:
集中优势兵力,对北平北面、西面的昌平、延庆、怀来等日军兵力相对薄弱的山区县城和重要关口发起猛烈攻击。目的在于扫清北平外围,扩大缓冲区,震慑城内日军。
大规模、不间断地破坏北宁铁路(北平-沈阳)和平绥铁路(北平-包头) 的华北段。他们的工兵部队得到了“东山”提供的专业爆破器材和指导,让日军这两条战略动脉几乎瘫痪。
每一次战斗胜利,他们都会大张旗鼓地宣传:“东北军打回来了!”
这将极大地鼓舞了沦陷区民众的士气,也像一根毒刺,深深扎在华北日军的心脏地带。
东北军的行动,既是复仇,也是一场为自己正名的战斗。
他们要用日寇的血,洗刷曾经的耻辱,并向世人宣告:东北军仍在战斗,他们从未忘记白山黑水。
当全国各路人马准备在战场上高歌猛进时,深处后方的川军,呈现出的则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
他们没有急于倾巢而出,收复失地,而是在天府之国的盆地里,拨弄着一把更为精明的算盘。
得益于四川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无空袭之忧的相对安全,川军与“东山”体系的合作早已超越了简单的武器买卖,演变成一种更深层次的“资源-技术-制造”同盟。
川军利用自身控制的矿场(如会理的铜、綦江的铁、自贡的盐),从“东山”换取的不仅是成品武器,更多的是机床、图纸和关键零部件。
重庆、成都的兵工厂在“东山”技术支持下日夜轰鸣,不仅能生产足够的步枪、机枪和迫击炮满足川军自身需求,更将大量富余的军火,以高出成本数倍的价格,秘密销往云南的龙云、湖南的薛岳等。
四川的桐油、猪鬃、生丝、粮食、中药材,通过“东山”的渠道,变成了源源不断的外汇和急需的工业品。川军高层凭借此道,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这庞大的“金库”不仅用于购买更多先进设备,更成为他们维系内部、抗衡中央的重要筹码。
然而,坐拥金山,并不意味着川军已脱胎换骨,其内部根深蒂固的军阀习气和蒋介石的刻意制衡,使得其强大潜力被严重束缚。
以潘文华、王瓒绪等为首的实权派,利用与“东山”的直接关系和自己掌控的厂矿,优先武装其嫡系部队,打造了几个装备仿制中正式、捷克式、82迫击炮、山炮,甚至拥有“东山”产无后坐力炮的“精兵”团。
这些部队装备水平直追中央军嫡系,是川军门面和压箱底的本钱。
然而,更多非嫡系部队和新建补充旅,则依然使用着老旧的川造步枪和混杂的弹药,被称为“架子兵”。
军阀们需要保持庞大的员额来维系地位和向重庆索要粮饷,却不愿将宝贵的资源平均分配,导致川军整体呈现出“头小身子大,外强中干”的奇特面貌。
蒋介石迁都重庆后,对身边这支庞大的“杂牌”充满戒心,他以“抗战全局”为由,设立兵工署统一调配,将四川兵工厂相当一部分产能划拨给中央军,
并时常以命令形式,将川军那些好不容易装备起来的“精兵”调往最危险的前线,名为抗日,实为消耗,这使得川军高层更加警惕,愈发倾向于“藏拙”。
因此,川军在此次风起云涌的“主动出击”浪潮中,表现得异常冷静和务实。
他们并未策划大规模攻势,而是选择性地对当面日军控制下的、资源丰富的山区县城(如酉阳、秀山) 发起团级规模的战斗。
目的并非政治宣传,而是实实在在地夺取锑矿、汞矿等战略资源,以换取更多利益。
他们最大的投入,是持续不断地选派有文化的青年军官和技工,前往“东山”基地或通过其渠道,学习炮兵、通讯、工兵、医疗乃至飞行驾驶。
这是一笔对未来的人才投资,远比消耗在当下的攻城略地更为划算。
川军高层们清楚,他们积累的工业底子和财富,是一股足以影响战局甚至改变历史的强大力量。
他们在等待,等待日军与全国其他势力拼得两败俱伤,等待重庆中央与地方矛盾激化,或者等待一个能真正带领他们摆脱困境、实现更大图谋的领袖出现。
川军并非不想出场,而是他们正在下一盘更大的棋,他们的沉默,是一种在乱世中保存并增殖实力的智慧,也是一种在各方势力夹缝中寻求最终突破的耐心。
这支看似保守的力量,其未来的走向,必将深刻地影响着整个战局的平衡。
至此,1937年末至1938年初的中国战场全景图终于清晰:
太行山是八路军的质量提升核心区。
宜昌是蒋介石中央军的政治仗焦点。
桂系、晋绥军在各自战区进行扩张和表演。
傅作义在北方为生存和发展而战。
东北军在华北心脏地带进行复仇与破袭。
川军则在艰难中学习和积累。
每一股力量都在利用“东山”体系带来的变量,基于自身的目标和处境,做出不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