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熔炉”计划虽属绝密,但大规模兵力物资的调动无法完全瞒天过海,消息灵通的各方势力很快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
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判断,这是中央军意图借此战进一步整合力量,确立绝对权威。
他们加快了与“东山”代理人的接触,希望能获得更核心的军工技术,尤其是火炮和反坦克武器生产技术,以增强自身底气。
阎锡山则更加焦虑,他担心一旦中央军在宜昌得手,下一个被“整合”的对象可能就是他的晋绥军。
他派出的密使携带更优惠的资源清单,直接找到了左玉波,希望能建立更稳固的“技术合作”关系,甚至暗示可以在某些领域“共进退”。
面对骤然增多的“合作”请求和各方开出的价码,柯明义在太行山基地主持了一次核心会议。
“老板,这是个机会。”左玉波分析道,“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需求,换取我们急需的钨、锡、铜、石油等战略资源,加速我们自身的工业升级。”
“但也是陷阱。”张泽远持谨慎态度,“把技术扩散出去,万一他们用来打内战,或者技术泄露给日本人,后果不堪设想。”
柯明义沉默地听着,手指在地图上缓缓划过,最终停留在宜昌位置。
“技术可以给,但必须有严格限制和监管。”他最终拍板,“第一,只提供次级技术和关键设备,核心工艺和最新研究成果绝不外泄。
第二,所有合作项目必须包含‘抗日优先’条款,并有我方人员监督执行。
第三,换取资源必须用硬通货或我们指定的物资结算,拒绝空头支票。”
他顿了顿,语气深沉地补充:“至于老蒋的宜昌之战……我们乐见其成。他若赢了,确实能分担日军压力;他若输了,也能消耗日军兵力。对我们而言,当前最重要的,是利用这个冬天,消化经验,补齐短板,壮大自己。”
“东山”体系的决策,冷静而务实,不为外界的喧嚣所动,专注于布局自己的棋局。
得到了东山体系的明确回复,各地军阀们心思更加活络。
他们深知,如果再不有所作为,无论是在未来的抗日战局中,还是在战后的权力格局里,都将被彻底边缘化。
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动作最快、也最具有战略眼光。
他们清楚,完全照搬八路军或中央军的模式不现实,但他们可以打出自己的特色。
“我们不能坐等老蒋在宜昌打出威风,也不能让八路军独享光复国土的美名。”李宗仁在桂林的指挥部里对白崇禧说,“我们在第五战区,也要动起来!”
桂系没有选择像中央军那样准备大规模攻坚战,而是充分发挥其部队吃苦耐劳、擅长山地作战的特点,策划了一场名为“桂戟”的系列攻势。
目标并非武汉、长沙这样的大城市,而是广泛分布于广西、湖南边境,日军兵力相对薄弱的县城和交通枢纽。
“我们的目标是:收复失地,扩大控制区,打通与广东沿海的零星联系,让国际社会看到,敌后抗战的主力不止八路军,还有我桂系健儿!”白崇禧精确地定义了此次行动的政治和军事目的。
同时,他们与“东山”体系的秘密谈判取得突破,用广西丰富的锰、锡资源和承诺保障一条秘密交通线为代价,换回了一批急需的迫击炮制造图纸、步枪生产线关键设备以及一批“东山”淘汰下来的机床。
他们要在巩固地盘的同时,加强自己军工厂的能力。
阎锡山的感觉最为焦灼,八路军就在他眼皮底下壮大,他绝不能容忍自己的地盘被进一步挤压。
“八路军能‘出山’,我晋绥军就不能‘下山’吗?”阎锡山对着手下将领,操着浓重的五台口音说道,“传我的命令,集结主力,给老子把汾阳拿下来!”
他选择汾阳,是经过精心计算的:第一,汾阳是晋中重镇,收复它政治意义重大;第二,此处日军守备力量经过抽调,相对空虚;第三,距离他的老巢不远,补给方便,风险可控。
阎锡山的目的非常明确:进行一次“表演性”攻坚,向外界(尤其是重庆和延安)展示晋绥军依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同时稳固自己在山西的地位。
他同样向“东山”请求了“技术支援”,但更倾向于直接购买成品炮弹和机枪,以求速成。
相较于桂系和晋绥军的积极,云南的龙云则显得更为谨慎务实。
地处大后方,直面日军压力较小。
他的策略是“固本培元”:
1. 加紧练兵:利用相对安全的环境,按照从“东山”体系获得的训练手册,整训部队,尤其是培养技术兵种。
2. 大搞工矿:龙云利用云南的个旧锡矿、东川铜矿,加紧与“东山”体系交换技术和设备,强化兵工厂和配套工业,默默积累实力。
3. 有限军事行动:也会配合全国战场,对当面之敌进行一些团、营级别的战术反击,收复一些不紧要的县城或乡镇,既向重庆表了忠心,也锻炼了队伍,但绝不进行可能伤筋动骨的大规模战役。
他的逻辑是:让八路军和中央军去啃硬骨头,吸引日军主力,他们则趁机壮大自己,等待时机,地盘固然要收复,但更重要的是保存和增强自身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