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说“地狱有十八层”。 可在这座厂里，我每睁开一次眼，都是第十九层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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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杨被押下台的第二天早上，我听说他彻底疯了。
有人说他在冷库里一天没吃没喝，凌晨被人看到在铁门上用牙齿啃墙，一边啃一边喊：“我要出去，我要出去……”
厂医来了，打了一针镇定剂，把他抬走，从此再没回来。
没人知道他被送到了哪儿，也没人敢问。
包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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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翠之后，再有一人疯了。
董姐开始变得怪异，是从那天起。
她本是那种“老工”——三十多岁，不美也不丑，不吵也不闹，像颗磨圆的石子，在流水里滚了几年，没棱没角，谁也注意不到她。
可她忽然开始发呆。
她坐在流水线前，手停在那里五分钟没动，目光呆滞地盯着传送带，就像看见了什么幻觉。
组长骂她：“你发什么神经？”
她没回应。
我悄悄走近，只听她低声自语：
“梦里我家狗还是活的……我喊它，它跑过来，舔我手指头……”
那声音像风一样轻，轻得像要碎。
我愣住了。
我忽然意识到，小翠曾说过她回家后要养狗。
那只狗，是她的“未来”，是她的“希望”。
可现在，董姐梦里也开始出现“狗”了。
我忽然害怕。
这不是她的梦，是她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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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厂里举行“安全主题演讲比赛”。
说是“比赛”，其实是把几个工人拎上去念几段早就写好的稿子，然后让大家“投票”。
董姐也被叫去了。
她站在台上，面无表情地念稿：“我热爱我的岗位，感谢厂方给予的关怀，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念到一半，她忽然停住了。
台下起哄：“快念啊，读错啦？”
可她不再开口。
她抬起头，望着远方的天空，忽然笑了。
那笑容有点诡异，又有点……解脱。
我坐在台下，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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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悄悄去找她。
她的宿舍空无一人，被褥叠得整整齐齐，牙刷、毛巾全被洗净晾干，就像即将退房的旅客。
我蹲在她床边，盯着那叠被子，忽然觉得——
她是真的准备“走了”。
但她，不是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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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遍整栋宿舍楼，没见她。
夜里十点五十三分，警报响起。
整个厂区灯火大亮，哨音刺耳，所有人被召集到厂区中心广场。
我跑出去，只见食堂天台上，站着一个穿灰色工衣的女人，逆光而立。
是董姐。
她脚边放着一双鞋，旁边还有一张纸，随风飘动。
她站得很稳，双臂伸开，像拥抱整片夜空。
风很大，吹得她的衣角猎猎作响。
厂长带着护厂队在下方喊话：“下来！你有什么要求可以说，别冲动！”
她没动。
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冲破人群，大声喊：
“董姐——下来！”
她缓缓低头，望了我一眼。
那目光我至今不敢忘。
里面没有惊恐、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告别。
“净空。”她第一次叫我名字。
“你记得她说的狗吗？”
我怔住。
她说：“那只狗，叫阿黄。死的时候，才三个月。我天天梦见它，是不是代表我还能活着？”
我眼眶发热，哑声道：“你可以活着。”
她却笑了。
“他们不让我活，我活给谁看？”
说完，她抬头，仰望星空，喃喃道：“我不要去哪里，我要走——”
然后，她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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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没有血花溅到谁脚下。
她落在厂房一角，砸中一个废料桶，发出沉闷声响。
这声音，把我心里最后一丝“希望”砸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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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几个小时，仿佛梦魇。
厂里第一时间封锁现场，广播里反复播放：“今日凌晨，一名工人因个人心理问题跳楼，目前已送医救治……”
是谎话。
我亲眼看到，她的脖子是弯的，眼睛睁着，牙咬住嘴唇。
哪有救治？
他们只是想盖住一切，把她也从这个世界彻底“抹除”。
像抹去地上的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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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厂方照常开工。
我没去上班。
斌叔找到我，语气严厉：“你想造反是不是？”
我看着他：“如果我死了，你会不会说‘他有心理问题’？”
他皱眉：“别跟我玩文字游戏——这厂给你饭吃、给你工钱，你就要守规矩！”
我冷笑：“你有没有想过，规矩本身，就是错的？”
他眼睛里闪过一丝动摇，但很快恢复冷硬：“你要是不服，你去试试看啊，看你能不能出去。”
我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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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宿舍，把那张董姐留下的纸打开。
纸上只写了一句话：
“如果有来生，我希望我只是条狗，也许还能自由。”
我把那张纸折起来，塞进鞋底。
然后，我开始执行我的逃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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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了许洪亮，还有小韩。
我说：“现在，我要把一切赌进去。你们愿不愿意？”
他们都沉默了几秒。
许洪亮开口：“我早就赌上了，只是缺一个带头的。”
小韩笑了笑：“我喜欢赌命，因为人命，便宜。”
我们三人，结成了“逃亡组”。
我们开始准备工具、搜集地图、观察巡逻路线、分工掩护。我们知道，成功的机会不到一成，但那一成，就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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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约定：
三天后，暴雨之夜，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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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我梦见了董姐，她没有跳楼，而是牵着一只小狗，走在春天的田埂上。
她对我笑，说：“净空，不要信佛了。佛在庙里，不在这。”
我低头，看见自己手里握着一串破损的佛珠。
珠子裂了，光芒也没了。
我醒来时，泪已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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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破旧的笔记本上写下四个字：
“生死由我。”
哪怕我死在那条通风井里，我也不想再这样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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