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年轻女孩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却被两个日本兵一左一右架住胳膊，硬生生往外拖。她的哭喊、挣扎，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显得如此微弱。
手电筒的光柱继续移动，像择人而噬的毒蛇。女人们死死低着头，能感觉到那冰冷的光线从自己头顶、背上扫过。她们心脏狂跳，几乎要撞破胸腔。
日本兵拖着那个哭喊得声嘶力竭的年轻女孩，又顺手从人堆里拽出两个面容尚可的妇人，骂骂咧咧地退了出去。门被重新关上，教室里死寂一片，只剩下压抑的、断断续续的抽泣，还有那个被踹晕的妇人身下，鲜血滴落在地面的微弱声响。
这样的场景，在过去几天里，在不同的角落，一遍又一遍地上演。安全区？这里根本没有安全。
夜色深沉，像化不开的浓墨。学院主楼的一间办公室还亮着微弱的烛光。
明妮·魏特琳教授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强迫自己将目光从日记本上移开。钢笔尖在粗糙的纸面上划过，留下扭曲的字迹：“……昨晚有三十个女孩被抓走，上帝啊，她们还是孩子……我无法保护她们，这种无力感快要将我撕裂……”
她合上日记，走到窗边，撩开厚重窗帘的一角向外望去。院子里黑黢黢的，只有远处哨兵烟头的红点时隐时现。寒风穿过破损的窗棂，发出呜咽般的声音。她仿佛还能听到昨夜那些女孩被拖走时的哭喊，以及她们母亲肝肠寸断的哀求。那些声音，连同空气中若有若无的血腥气，织成了一张巨大的网，将她紧紧缠绕，几乎窒息。
“教授。”一个低沉沙哑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是程嫂，学院的杂工，一个沉默而坚韧的女人，此刻她的脸上带着难以掩饰的惊惶，“他们……他们把人送回来了……在、在大门口……”
魏特琳的心猛地一沉。她抓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几乎是冲出了办公室。
学院铁门外，昏暗的光线下，景象令人头皮发麻。
不是完整的“人”，更像是一堆被随意丢弃的、破损的物件。三十个女孩，或者说，曾经是女孩的躯体，被胡乱地扔在冰冷的石板地上。她们衣衫褴褛，不，很多几乎就是赤裸的，身上布满青紫、牙印、抓痕，凝固的血污和干涸的白浊混合在一起，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有的双目圆睁，空洞地望着漆黑的夜空；有的蜷缩成一团，像受惊的幼虫般不住颤抖；还有的，身下淌出暗红的血液，浸湿了地面。
空气中弥漫着死寂和一种更可怕的、细微的、不成调的呻吟。
几个胆大的女职员和难民正手忙脚乱地想将她们抬进来，动作间充满了惊恐和小心翼翼。有人忍不住跑到一边剧烈地呕吐起来。
魏特琳踉跄了一下，扶住冰冷的铁门才稳住身体。她感到一阵天旋地转，胃里翻腾得厉害。她强迫自己走上前，脱下自己的外套，盖在离她最近的一个女孩身上。那女孩看起来只有十四五岁，眼神涣散，嘴角破裂肿胀，当魏特琳碰到她时，她猛地一哆嗦，发出小动物般的呜咽。
“上帝啊……宽恕他们吧……宽恕我们所有人……”魏特琳喃喃着，声音哽咽。她抬起头，看向黑暗中日军哨兵隐约的身影，眼中第一次燃起了近乎实质的怒火和刻骨的恨意。
其中一个女孩的大腿根部有一个极深的刺刀伤口，边缘外翻，已经出现了红肿化脓的迹象。另一个女孩的下身……她不忍再看。在这个缺医少药的环境里，这样的创伤几乎等同于死亡判决，而且会死得极其痛苦。
注：明妮·魏特琳，一位美国传教士和教育家，在中国最黑暗的时期，她以无比的勇气和慈悲心肠，成为了南京市民的守护天使，她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华小姐。
1912年，她作为传教士受美国基督会派遣来到中国，最初在安徽学习汉语并任教。1919年，她受邀至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职，先后担任教育学系主任、教导主任和代理校长等职。
她深受学生爱戴，致力于推动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坚信“教育是改变女性命运的关键”。她将自己的青春和热情完全奉献给了这片土地，中国也成为了她的第二故乡。
1937年12月，日军逼近南京，形势危急。当时，美国政府敦促所有侨民撤离，但魏特琳毅然选择留下。她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我无法离开……我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十八年的工作经验，似乎把我与这所学校、与中国人紧紧连在了一起。”
她在校园内创建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这里后来成为南京大屠杀期间最重要的妇孺避难所，被誉为“南京城中的女难民的‘诺亚方舟’”。
在最恐怖的六个星期里，她以柔弱之躯，独自面对日军的刺刀和枪口，无数次地从日军手中救下即将被掳走的妇女和儿童。她的事迹包括但不限于：
她常常在校园门口拦截试图闯入的日本士兵，用身体挡住他们的去路。面对枪口和刺刀，她毫不退缩，厉声呵斥，要求他们离开。
最多时，仅金女大校园就收容了超过1万名妇女和儿童。她组织员工保障难民的基本生活，并努力维持着难民营的秩序和卫生。
她坚持每天写日记，详尽记录了日军的暴行、难民的状况以及她自己的心路历程。这些日记后来成为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第一手铁证，与《拉贝日记》同样珍贵。她在1937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不知道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多久，这简直是一场噩梦。”
长期的过度劳累和精神压力，加上亲眼目睹的暴行所带来的巨大心理创伤，彻底击垮了魏特琳的身心。1940年，她因健康严重恶化，被迫返回美国治疗。
然而，南京的经历如同梦魇般缠绕着她。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曾对朋友说：“我要是能在中国多拯救一个生命该多好。” 1941年5月14日，她在美国的家中关闭所有门窗，打开煤气开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55岁。
在她的遗嘱中，她希望墓碑上只刻一行字——“金陵永生”。这三个字，凝聚了她对南京、对中国人民全部的爱与眷恋。
南京人民尊称她为“活菩萨”、“救难女神”。至今，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国际友人援华”展览中，她的照片和事迹占据着重要位置。
她的日记被整理出版为《魏特琳日记》，是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
魏特琳代表了在人类极端黑暗时刻，所闪耀出的最耀眼的人性光辉——勇气、慈悲与无畏。她不仅拯救了上万条生命，更用生命守护了人类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