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9月，列宁格勒港，第四号码头
涅瓦河河口弥漫着浓重的机油、铁锈和海水咸腥混合的气味，三十座龙门吊在秋日薄雾中如同钢铁巨兽般缓缓摆动。港区调度主任伊万·彼得罗维奇·索科洛夫站在三层楼高的调度塔窗前，手中的望远镜因为汗水而滑腻——他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
第一泊位停靠着悬挂联合帝国蓝底白星旗的“金龙号”货轮，甲板上堆放着印有“复兴重工”徽标的木箱，里面是五百台“复兴-25型”拖拉机的散件。三十名穿着深蓝色工装、胸口绣着“复兴重工-大连”字样的联合帝国工程师，正指挥着苏联码头工人用英国制造的蒸汽起重机卸货。为首的是个四十多岁、戴着圆框眼镜的技术总监陈明德，他操着生硬的俄语对苏联翻译喊：“小心！发动机组要垂直吊装！歪斜超过五度，曲轴就会变形！”
紧邻的第二泊位，英国货轮“曼彻斯特荣耀号”正在卸载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公司出售的四艘“郡”级重巡洋舰的预制构件。巨大的舰艏分段用帆布包裹，上面用俄文和英文双重标注“小心轻放——精密光学测距仪内置”。十二名英国皇家海军退役军官组成的技术顾问团，在舰炮专家阿瑟·威尔金森少校带领下，正用游标卡尺测量炮座基环的精度。“误差不能超过0.005英寸，”威尔金森用牛津腔英语对苏联海军代表说，“这是‘马克VIII’型203毫米舰炮的安装标准，如果你们的船厂达不到，我们可以提供额外的校准服务——当然，要加收15%的技术服务费。”
第三泊位更混乱。德国货轮“汉堡商人号”和法国货轮“马赛之光号”并排停靠，两国的工程师团队正在争吵。克虏伯公司的坦克专家汉斯·冯·克莱斯特博士，指着施耐德公司火炮工程师皮埃尔·杜邦手中的图纸大喊：“你们的75毫米野战炮后坐系统会干扰我们‘虎I’型坦克的传动舱！必须重新设计炮塔座圈！”杜邦不甘示弱地挥舞着计算尺：“是你们的坦克底盘太窄！我们m1897型速射炮在凡尔登战役时就是标准配置！”
“都闭嘴！”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特派员瓦西里·科罗廖夫中校挤进人群，他手里拿着斯大林亲自签发的第378号命令，“按照计划，克虏伯的坦克底盘和施耐德的火炮要在基洛夫厂组装，有什么问题到车间再吵！现在——卸货！”
而在港区仓库区，景象更加超现实：
A仓库堆满了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A型”轿车散件，五百个板条箱上印着“底特律-莫斯科联合装配项目”。六名福特工程师在流水线旁培训苏联工人，领头的亨利·福特二世（老福特的孙子，年仅23岁）用蹩脚俄语说：“记住，装配顺序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车身。如果装反了，方向盘会卡在排挡杆上。”
b仓库是意大利菲亚特公司的“cR.32”战斗机组件，一百架飞机的机翼、机身、尾翼分开包装，蒙布上印着意大利皇家空军的鹰徽。菲亚特首席设计师切莱斯蒂诺·罗萨泰利亲自坐镇，他正用意大利语夹杂着手势，向苏联空军技术人员解释全金属应力蒙皮的铆接技巧：“铆钉间距必须是2.5厘米，多一毫米都会影响气动！”
c仓库最特殊——这里存放着联合帝国北极星集团（军火垄断，1798年建立）秘密出售的“海东青”战斗机发动机样品，以及荣耀集团（科技垄断，1798年建立）的“荣耀-4型”航空发动机图纸复印件。五名穿着便服的联合帝国军情局特工24小时守卫，负责人是个化名“老周”的中年男子，他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说：“这些资料，我们张凌云首相要求绝密。如果被英国情报局发现，我们都得上军事法庭。”
同一时间，阿尔汉格尔斯克港，白海航运枢纽
这里的气候比列宁格勒恶劣得多，九月的寒风已经卷着冰屑。但港口的繁忙程度丝毫不减——因为这里是接收联合帝国远东物资的主要门户。
第五泊位，悬挂联合帝国旗帜的“北疆号”破冰货轮刚刚靠岸。船上装载着金刚集团（钢铁垄断，1838年建立）从内东北行省（大连）发来的二百万吨特种钢材，以及复兴重工的全套轧钢机生产线。码头上的景象堪称奇观：
二十台苏联“科明特恩”牌重型卡车，正排队装载印有“金刚-9型电弧炉”字样的巨大部件。联合帝国总工程师林卫国（工业大臣陈交隆的表弟）爬在十五米高的炉体上，用扩音器对下面的苏联工人喊：“左移三厘米！不对，是右移！你们分不清左右吗？”
而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一场秘密交易正在进行。复兴重工副总经理刘建华（财政大臣刘本忠的侄子）将一本厚达五百页的“复兴-25型拖拉机柴油机全套图纸”推给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代表：“这是约定好的。但我要提醒你们，这批图纸的序列号我们已经备案，如果三年后在外蒙古或阿富汗出现仿制品，我们会立即终止所有合作。”
苏联代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第三局局长格里高利·伊万诺夫，微笑着收起图纸：“刘先生放心，苏联尊重知识产权。我们只是……借鉴一些设计思路。”他顿了顿，压低声音，“另外，关于荣耀集团的‘荣耀-4型’发动机涡轮增压器，我们愿意用顿巴斯煤矿的五年开采权交换技术细节。”
“那要问军情局的人，”刘建华瞥了一眼工棚外抽烟的“老周”，“他们管军工技术，我们只管民用。”
港区另一侧，联合帝国永恒集团（交通垄断，1848年建立）的五十台“永恒-6型”重型内燃机车正在吊装。这批机车是商业大臣赵建华（南方党人）秘密交易的成果，用来交换苏联承诺的五百万吨巴库原油。永恒集团总工程师詹姆斯·王（英裔华人，帝国理工学院毕业）正用流利英语对苏联铁道人民委员部官员讲解：“这批机车的变速箱是德国ZF公司的技术，柴油机是美国康明斯的改进型，但整车集成是我们的专利。你们可以拆解研究，但核心控制模块有自毁装置——如果非法拆卸，会触发酸液腐蚀电路板。”
“这是侮辱！”苏联官员愤怒地说。
“这是商业，”詹姆斯·王冷冷道，“如果你们想要完整技术，可以用西伯利亚的石油开采权来换。我们龙武集团（能源垄断，1798年建立）对秋明油田很感兴趣。”
塞瓦斯托波尔港，黑海舰队基地。
这里的军事气息最浓。港内停泊着四艘刚刚完成舰体合拢的英国“郡”级重巡洋舰，舰桥上同时飘扬着苏联海军旗和英国皇家海军蓝色工程师旗。身穿两种军装的技术人员在同一艘军舰上工作，场景诡异至极。
“肯特号”的舰桥内，英国维克斯公司首席设计师雷金纳德·巴顿爵士，正用红蓝铅笔在图纸上标注修改：“主炮塔的旋转电机功率不足，需要换用我们最新的‘马克x型’电动驱动系统。但这不是免费的——需要用克里米亚的葡萄酒来换，我们要一千箱，1925年份的。”
苏联海军舰船局局长弗拉基米尔·科谢沃伊少将皱眉：“合同里没这条。”
“现在有了，”巴顿爵士狡猾地笑了，“否则你们的巡洋舰主炮转动速度会比设计值慢20%，在实战中就是靶子。顺便说一句，联合帝国北洋舰队（总部海津）的最新‘定远-III’型重巡洋舰，用的就是这套系统。”
而在港区的地下潜艇洞库内，更隐秘的交易在进行。德国基尔日耳曼尼亚造船厂的三名潜艇专家，正在指导苏联技术人员组装VIIc型潜艇的耐压壳体。但洞库最深处的一个干船坞里，联合帝国海军情报局的两个人，正在向苏联黑海舰队司令展示“北洋舰队潜艇声纹数据库”。
“这是我们在太平洋录制的美国、英国潜艇的声纹特征，”联合帝国军情局特工、化名“海东青”的少校指着频谱图说，“用这个，你们在波罗的海能提前二十分钟发现德国潜艇。交换条件是，你们在黑海录制的意大利和法国军舰声纹，要与我们共享。”
“这是军事机密！”苏联司令官震惊道。
“所以才是绝密交易，”“海东青”平静地说，“我们首相知道你们和德国人在合作，我们不反对。但我们要确保，苏联的潜艇技术不会用来对付联合帝国的商船队——毕竟，我们的帝国远洋公司（船舶垄断，1757年建立）有三千艘货轮在全球跑。”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
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正在汇报，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发颤：
“截至9月15日，列宁格勒港已接收联合帝国的拖拉机五千台、特种钢材八十万吨、内燃机车三十台；英国的巡洋舰四艘、舰炮十二门、精密机床三百台；德国的坦克生产线两条、柴油发动机一千台；法国的火炮两百门、光学仪器五百套；美国的汽车散件五千套、石油钻探设备五十台；意大利的战斗机一百架、航空发动机两百台……”
“人员呢？”斯大林打断他，手中的红铅笔在地图上列宁格勒的位置画了一个圈。
“在苏联境内的外国工程师和技术专家总计……两千四百七十五人。”米高扬翻着厚厚的人员名册，“其中联合帝国六百二十人，英国五百三十人，德国四百八十人，法国三百人，美国三百人，意大利二百四十五人。他们分布在列宁格勒、阿尔汉格尔斯克、塞瓦斯托波尔、莫斯科、高尔基、斯大林格勒、车里雅宾斯克等二十七个工业基地。”
“监视情况？”
“内务人民委员部为每个外国专家配备了‘助手’——实际上都是经过技术培训的克格勃军官。联合帝国复兴重工的陈明德身边，是谢尔盖·帕夫洛维奇上尉，他战前在柏林工业大学学机械；英国维克斯公司的威尔金森少校身边，是伊万·伊万诺维奇中校，他在朴茨茅斯海军基地潜伏过三年；德国克虏伯的冯·克莱斯特博士身边，是汉斯·米勒少校——他是德共党员，1923年汉堡起义失败后逃到苏联……”
“技术吸收情况？”斯大林继续追问。
“惊人地好，”米高扬脸上浮现出笑容，“我们的工程师学会了联合帝国电弧炉炼钢的快速出钢技术，炼一炉钢的时间从八小时缩短到四小时；学会了英国舰炮的膛线加工工艺，炮管寿命延长一倍；学会了德国坦克的倾斜装甲设计，t-26坦克的正面防护提升40%；学会了法国火炮的液压反后坐装置，后坐行程缩短30%；学会了美国汽车的流水线装配，高尔基汽车厂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三倍……”
“代价呢？”斯大林的声音突然变冷。
米高扬的笑容僵住了：“代价……很大。为了支付这些设备，我们承诺未来十年内向联合帝国出口乌拉尔木材的五成、顿巴斯煤炭的四成、巴库原油的三成；向英国出口乌克兰小麦的六成、克里米亚葡萄酒的全部高档品；向德国出口中亚棉花的七成、西伯利亚毛皮的八成；向法国出口伏特加和鱼子酱的九成；向美国出口艺术品和古董的……几乎全部库存。如果按1928年价格计算，总价值超过五十亿卢布。”
“但按1930年危机价格计算，只值十亿，”斯大林站起身，走到世界地图前，“而且，这些物资如果不出口，就会烂在仓库里。乌克兰的小麦，因为联合帝国金龙集团（食品垄断，1848年建立）的竞争，在欧洲根本卖不出去；巴库的原油，因为美国德克萨斯和波斯湾的竞争，价格跌了70%；乌拉尔的木材，因为加拿大和北欧的倾销，在市场上无人问津。”
他转身，目光锐利：“更重要的是，我们得到的不是死物资，是活技术。当联合帝国的工程师教会我们如何炼特种钢，英国的军官教会我们如何操作先进舰炮，德国的专家教会我们如何制造坦克，法国的技师教会我们如何生产火炮，美国的经理教会我们如何管理工厂——十年后，苏联将拥有自己的钢铁工业、造船工业、装甲工业、火炮工业、汽车工业。到那时，我们还需要进口吗？”
“可这是否太依赖外国了？”米高扬担忧地问，“两千多名外国专家在苏联，他们看到的一切，听到的一切，都会传回本国。英国军情六处、德国阿勃韦尔、法国第二局、美国战略情报局、联合帝国军情局……我们的工业布局、军事部署、技术实力，在他们面前几乎是透明的。”
“那就让他们看，”斯大林冷笑，“但他们看到的，是我们想让他们看到的。在列宁格勒，我们让联合帝国和英国的专家互相猜忌；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我们让联合帝国和德国的技术形成竞争；在塞瓦斯托波尔，我们让英国和意大利的军事顾问互相监视。他们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唯一，实际上只是棋盘上的棋子。”
他走到窗前，望着远处莫斯科大学的尖顶：“而且，技术是会‘走样’的。联合帝国教我们的电弧炉，我们改进了加料系统；英国教我们的舰炮，我们加大了膛压；德国教我们的坦克，我们加厚了装甲；法国教我们的火炮，我们增加了射程；美国教我们的流水线，我们加快了节拍。等他们三年后离开时，苏联的工业，将是一个融合了东西方技术、但又截然不同的新体系。”
电话响了。斯大林接起，听筒里传来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的声音：“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联合帝国军情局特工‘老周’要求紧急会见。他说，张凌云首相有口信带到。”
“让他来，”斯大林放下电话，对米高扬说，“看，第一个坐不住的来了。我猜，张凌云是想提醒我，别忘了‘白菜价’背后的代价。”
半小时后，“老周”被带进办公室。这个中年男子穿着普通的灰色西装，但眼神锐利如鹰。他微微鞠躬，用流利的俄语说：“斯大林同志，我奉张凌云首相之命，传达三句话。”
“说。”
“第一，联合帝国卖给苏联的设备和技术，希望用于和平建设，而非对外扩张。”
“第二，苏联在吸收西方技术时，请保持独立自主，勿成为任何一方的附庸。”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老周”顿了顿，声音压低，“联合帝国军情局发现，英国情报局正在策划破坏阿尔汉格尔斯克港的德国设备，德国阿勃韦尔准备在列宁格勒港的英国货轮上安装炸弹，法国第二局试图收买塞瓦斯托波尔的意大利专家。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苏联只能依赖某一方的技术，从而彻底控制苏联的工业化进程。”
斯大林面无表情：“张凌云首相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
“因为首相认为，一个真正独立、强大的苏联，比一个被西方控制的苏联，对联合帝国更有利。”“老周”直视斯大林的眼睛，“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需要多个强大而独立的力量中心。如果苏联倒向西方，联合帝国将面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围攻；如果苏联保持独立，就能牵制西方，为联合帝国赢得发展空间。”
“这是张凌云首相的原话？”
“是首相的原话，也是李光前首相的建议。”
斯大林沉默了。窗外，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在暮色中亮起，像一颗燃烧的眼睛。良久，他说：“告诉张凌云首相，苏联感谢他的提醒。也请转告李光先生，他的‘平衡术’，斯大林学会了。苏联不会倒向任何一方，苏联只倒向自己。”
“老周”再次鞠躬，转身离开。办公室里只剩下斯大林和米高扬。墙上的挂钟敲响七下，1930年9月15日的夜晚，降临了。
“通知内务人民委员部，”斯大林最后说，“加强所有港口和工业基地的安保。英国人要炸德国设备？让他们炸，但要在爆炸前把设备转移。德国人要在英国货轮上装炸弹？让他们装，但要让炸弹‘意外’提前引爆。法国人要收买意大利专家？让他们收买，但收买的专家要是我们的人。”
他走到地图前，手指划过列宁格勒、阿尔汉格尔斯克、塞瓦斯托波尔，划过那片堆满东西方设备的土地：
“让他们斗，让他们争，让他们互相下绊子。而苏联，要在他们的争斗中，学会所有的技术，吸收所有的知识，最终——超越所有的老师。”
窗外，莫斯科的夜空繁星点点。而在那些遥远的港口，起重机依然在轰鸣，焊花依然在飞溅，两千多名外国专家依然在传授那些他们以为永远不可能外传的技术。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亲手锻造一个巨人，一个将在十年后让整个世界颤抖的红色巨人。
而这一切，都始于1929年那个秋天，始于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始于联合帝国那“白菜价”的第一块骨牌。历史，将记住这个九月，记住这三个堆满外国设备的港口，记住这场改变世界格局的、静悄悄的技术大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