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刻，不仅是官职的变更，更是一次国家治理哲学的深刻转型。它标志着高要的统治，从依赖个人能力和权术，开始转向依靠制度与法治的建设。他将一个潜在的、集中于丞相一身的巨大权力，巧妙地分解、嵌入到一个由君主最终掌控、多个机构相互协作又彼此制约的系统之中。
百官静听，心中波澜起伏。他们明白，这不仅仅是一次权力洗牌，更是一个新时代政治规则的奠定。萧何等文臣看到了一个更为复杂、也更具挑战性的施展平台；曹参等武将则对军政分离的原则感到安心与鼓舞。
高要的声音在殿中回荡，他所描绘的，不仅仅是一个新的官制名称，而是一个旨在长治久安的权力框架。在这个框架下，皇权将更加稳固，官僚体系将更加专业化且相互制约，国家的治理有望走向更高程度的理性与秩序。
在波谲云诡的权力斗争中，新生的政权往往面临着如何巩固统治、确立权威与提升行政效率的多重挑战。传统的君主专制模式下，君主通过森严的等级、繁复的礼仪以及令人敬畏的朝会仪式来彰显其至高无上的地位，臣子则需在绝对的恭敬与顺从中进行奏对。
然而，高要，这位凭借非凡手腕与超越时代的眼界登上权力顶峰的新主，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上朝礼仪与制度上进行了一场看似“离经叛道”，实则深谋远虑的革新。
高要采取的最引人瞩目，也最令传统士大夫瞠目的举措，便是在正殿之中为所有百官设置了落座的位置。这一举动，在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传统的朝会，君主高踞龙椅，百官按品级肃立丹墀之下，这种物理空间上的高低落差，是“君尊臣卑”这一核心政治伦理最直观、最森严的体现。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每一位臣子：君权天授，尔等皆为仆从。
然而，高要却主动打破了这一桎梏。他并非不谙权术的庸主，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深谙权力的本质，才敢于做出如此颠覆性的改变。对于高要而言，外在的、形式上的尊卑高下并非其权力根基的核心。
他的权威，建立在过往赫赫战功、赏罚分明的信誉以及对未来清晰规划的蓝图之上，而非依赖于让臣子们长时间站立所带来的肉体威慑。这种自信，源于他对自身能力的笃信，以及对新政权所面临实际任务的清醒认知。
那么，高要为何要赋予臣子“坐着上朝”的特权？其目的绝非简单的体恤臣下，而是蕴含着极为精妙的双重考量。
首先，是提升决策效率与质量的务实需求。 新朝初立，百废待兴，军事、经济、民生、律法等诸多领域都积压着海量的议题等待商讨。
让年迈或体弱的大臣长时间站立，不仅消耗其体力，更会分散其精力，使得朝会容易流于形式，无法进行深入、缜密的讨论。赐予座位，是为创造一个相对宽松、舒适的议事环境，让大臣们能够沉下心来，就复杂的国策进行长时间的辨析与论证。这体现的是一种“坐而论道”的理想政治状态，其核心目标是解决问题，而非表演忠诚。
其次，也是更为关键的一点，是“手持纸笔”这一规定所隐含的思想控制与忠诚测试。 高要明确规定，所有官员在落座的同时，必须手持纸笔。他要求臣子们并非机械地记录其每一句话——那与书记官的工作无异——而是要将其发言中的“精髓”亲笔记录下来。这一看似微小的规定，实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思想规训。
在传统的政令传达模式中，君主发布口谕，由中书舍人或专职官员记录、润色、形成诏书，再层层下发。在这个过程中，信息会经过多道加工，臣子们接收到的是最终的、已成定论的“结果”。他们只需执行，无需，也往往不被鼓励去思考政令背后的“目的”与“原因”。
而高要强制性的“记录精髓”，则强行将每一位官员都拉入了对政策源头的思考过程中。当一个人的手在记录时，他的大脑很难保持完全的空白。
他必须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理解能力，去判断何为“精髓”，何为次要。在这个过程中，他自然而然地会去思考：“王上为何要推行此策？”“此策欲达成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其背后的逻辑与考量是什么？”
这不仅确保了政令的核心思想能够最准确、最直接地抵达执行者的脑海，减少了信息传递的失真，更重要的是，它迫使所有官员的思维节奏与高要保持同步。他们不再是政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在记录的瞬间，成为了政策的“主动理解者”。
长此以往，整个官僚体系的思维方式会潜移默化地向高要的治国理念靠拢，形成一种内在的、深层次的政治认同。这远比单纯依靠严刑峻法来保证服从，要高明和持久得多。
在革新朝会形式的同时，高要也对朝会的频率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明确宣布，不需要进行每日朝拜，而是将例行的朝会固定在每个月的“初一、初七、十五、二十二、二十八”这五天。除非遇到战事或其他重大紧急情况，否则不再举行临时朝会。这一制度变革，同样具有多重深意。
其一，是将行政权力下放，赋予官僚系统更大的自主运作空间。 每日朝会，事无巨细皆由君主决断，这不仅是君主的沉重负担，也极大地限制了各部门的能动性。高要将朝会制度化、定期化，意味着他承认并信任其建立的官僚体系具备处理日常政务的能力。
各衙门、各官员在非朝会日，可以依据既定的法律、政策和自身职权，独立处理事务。这既是效率的提升，也是对专业分工的尊重，是现代官僚制度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