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四年八月十四，还有一天就是中秋节了。
二十九岁的焦循从八月初八日起，在经历了三场九天的折磨后，失魂落魄的走出江宁的江南贡院，他已经对这次乡试不抱任何信心了。不出意外的话，这科八成是考砸了！
焦循是扬州人，三岁能看出春联上的错字，六岁入私塾学《毛诗》，十七岁应童子试，二十二岁中秀才，成了廪膳生，不过从二十三岁便开始霉运连连。
那年焦循父母相继病故，按制他得在家丁忧三年，也没了学业的心思，天天在家研究《周易》打发时间。
谁知这位仁兄兴趣广泛，到了去年眼看丁忧结束也没说捡起四书温习，而是开始研究起《诗经》；先是修改了《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接着又搞起了《毛诗地理释》，闲暇时还开始研究算学，就是不看跟科举有关的正经书。所以说这一科他不落榜谁落榜？
焦循心态很好，总之是不成就拉倒，下回再说。反正家里也有田产，吃喝不愁，还能有富裕钱收藏古书。此人收藏书籍能痴迷到卖地都不行，甚至还把老婆的簪子卖了，就为了凑钱买一部一千八百卷的《通志堂经解》。
明天就是八月十五，焦循想念家中妻儿，于是连一应同年的应酬也全都谢绝，匆匆跟客栈结了账，从燕子矶找了条去扬州的船，搭船回家了。
就算是偶有意外，万一自己中了，放榜也要差不多一个月后了，时间充裕的很。
清代从康熙五十年起出台了放榜时间的规定，要求大省在九月十五日内，中省在九月十日内，小省在九月初五内放榜。不过朝廷仅规定了放榜的期限，但各省具体放榜的日期、时辰还是自行确定。因为寅属虎，辰属龙，都属于吉日，所以各省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多选在寅、辰日放榜，这就是“龙虎榜”的来历。
焦循第二天一早回到家中，先给父母的灵位上了香，等洗漱过吃完早饭，他夫人阮氏这才道：“前日有一人上门，送了一封信来，我已让人收下。你猜是何人来信？”
焦循随口道：“何人？”
阮氏道：“是容甫先生，相公之前跟他可有交往？”
“哈？”焦循一愣，汪中大名江南无人不知，两人之前虽同在一城，但焦循只是个后辈，一直无缘结交。这两年汪中突然没了消息，过了一年，连他夫人和孩子也突然不见了，府上只剩一老仆看家。很多扬州人都猜测汪中肯定是得罪了什么人，以至举家迁徙避祸去了。
之所以有此说，主要是因为汪中长期郁郁不得志，性格愈发像祢衡，性格狂，嘴巴臭，逮谁不顺眼直接开怼，招致很多人不喜。
焦循心中倍感诧异，自己又没和汪中结交，他怎么会突然写信给自己。于是忙道：“信在哪？快快拿与我看。”
阮氏道：“在书房桌案上呢，瞧你急的。”
焦循急匆匆去了书房一看，只见信封上面竟是用火漆封口，再看一下字迹，的确是汪中的。焦循越发的奇怪，于是急忙拆开取出信读了起来，谁知读到一半，焦循整个人都懵了。等他把几页信全都读完，已经是一身冷汗。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间，正在常州家中过节的洪亮吉也收到了汪中寄来的一封信。这位和汪中算是好朋友，不过却比焦循更加糊涂，心说这厮失踪了两年，怎么会突然给我写信？而且还一送一个准，居然知道我在家，这厮不会是一直盯我梢吧？
洪亮吉比汪中小两岁，今年四十三。他自幼苦读诗书，精于词章考据，很得袁枚和蒋士铨的赏识。然而这位跟汪中一样难兄难弟，也是屡试不第，蹉跎至今。
不过跟偏好宅家的汪中不同，洪亮吉性格豪迈，喜好游历名山大川，足迹遍及吴、越、楚、黔、秦、晋、齐、豫等地，一年十二个月，常常有十个月不在家。
从乾隆五十二年起，“猛人”洪亮吉历时一年撰写完成五十卷的《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其中详细记录了天下各省、府人丁数量、下辖州县、物产、各县地理概述，并绘有各省的河流及府县位置图。
等洪亮吉把信看完，竟然也是吓出了一身白毛汗。尤其是汪中在信中结尾提及：“贤弟若有兴趣，请于九月十五之前赴苏北射阳湖徐庄一晤。”
洪亮吉猛的一拍桌子，心说好你个汪容甫！突然不声不响的消失两年，甚至连家人也不知下落。原来你小子居然从贼了，而且还是屡败朝廷大军的北海贼！
想到这里，洪亮吉不禁喃喃道：“嘿嘿！看我不好好写封回信羞辱你一番，以报当年推我下船之‘恩’。”
能让洪亮吉这样好性子的人念念不忘，可见汪中把他得罪的不轻。
事情源于几年前，洪亮吉去扬州拜访汪中，期间两人同乘一舟，讲起文章典籍，高谈阔论，越说越激烈。问题是别看汪中心狂嘴狠，可偏偏口才一般。面对铁嘴铜牙的洪亮吉，汪中根本辩不过。气急败坏之下，动口不赢改动手，一把就将洪亮吉给推下了船，幸亏船夫水性好把他救了上来。
洪亮吉也四十出头的人了，给呛得直吐白沫，醒后大骂汪中没涵养。
于是他说干就干。不假下人之手，亲自磨墨，挥洒千言，引经据典，把汪中骂了个狗血淋头，真是一解胸中积郁之气。然而等他写完又亲自读了两遍，感觉满意了，这才想起，那送信的人压根儿就没留下地址。
(⊙o⊙)…...洪亮吉摇头苦笑，随即将信纸撕了个粉碎，扔进火盆里烧成灰烬，心想我还是亲自过去骂他一顿好了。
就在这个中秋节的前后几天，从扬州到常州，先后有十几位屡试不第或是无心科举的读书人，都接到了由人转交的汪中的亲笔书信。
这些人有的是汪中的旧友，有的是一直仰慕其大名却未曾得见的年轻士子。他们在看过信后，有的是一把火焚之，只当从未收到；而有的则是悄悄收拾行囊，准备在八月下旬动身北上。
之所以汪中会在沉寂了两年之后突然来这么一下，主要就是受了刺激，准确的说是受了林子平的刺激。
乾隆五十四年七月下旬，也就是1789年的7月，由幕府的“北海奉行”牵头，来自岛国的大批兰学者先后乘坐北海商号的辩才船抵达了北海镇。
这其中最为着名的是已经66岁的杉田玄白，此外还包括了麻田刚立、宇田川玄随、高桥义时、山片蟠桃、司马江汉、本木良永、朽木龙桥、桂川甫周、后藤犁春、桥本吉宗、志筑忠雄等学者及他们的学生和家人，林林总总得有一百五十多人；其中的着名兰医内科学者宇田川玄随就是佐藤信渊当年的兰学老师。
幕府的态度是眼不见心不烦，既然北海镇要，那干脆一块打包送走，免得这些人没事就聚在大阪或是江户搞三捻四，弄的江户和大阪奉行一天到晚提心吊胆。
这么多岛国的自然科学爱好者集体造访，让北海镇的上层管理者们几乎是全员出动，赶赴鲸鱼港表示热烈欢迎。
不过汪中对此则一点兴趣也没有，甚至还谢绝了跟赵新一起去鲸鱼湾的邀请。
开玩笑！江南文萃之地，要什么人才没有？林子平从倭国搞一群学西洋人玩意儿的家伙来，赵王居然待若上宾，什么意思嘛？！
论学识，历史上汪中那是检校过《四库全书》的人，博览经史百家，无书不读，无数读书人为之景仰。在十八世纪中国汉学的传承脉络上那绝对是拔尖的人物，他能看得起岛国？
论文采，汪中的骈文在清代骈文中被誉为格调最高，所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去年赵新在黑龙江城写的那篇祭文，后来被汪中看到这叫一顿损，大骂这写的是什么“狗屁文章”，将其贬的一钱不值。得亏是赵新没听见，否则非得羞的钻到桌子底下，再挖一坑把自己脑袋埋进去。
实际上汪中这还是顾忌赵新的面子，没敢当面损。话说以前他当诸生时，连督学都不放在眼里。有一回，一位孟姓的督学主持考试，期间踱步到汪中的考桌旁。汪中为逞其才，三下五除二就答完了卷子，然后就准备交卷，使劲一拍桌子，大喝道：“今日当吓死小孟矣！”他喊人家主考官“小孟”，话说自有科举以来，就是再有才学的人，谁能有他如此“壮举”？
事实上汪中也知道自己性格上的毛病，他的办公室里就挂着一副手书“峭厉峻急，不集其福。”意在告诫自己要戒褊去急，泛爱宽容，张弛有度，才能存其心，养育其正性，达到仁人的境界。做学问要和顺以从众流，才能学业精进。如此，方能胸怀广大，无灾无祸。
话说回来，汪中不去参加欢迎仪式，可小学校的一帮老师都去了，连王贞仪听说后也跟着老尤去了。等一群老师回来后就开始闲聊，说真没想到岛国现在竟然有这么多醉心于自然科学的人，而且水平还出乎意料的好，居然知道开普勒第三定律如何布拉布拉......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汪中越听越恼火，终于忍不住拍案而起道：“我泱泱华夏，汉、唐以后所服膺者，昆山顾宁人氏、德清胡朏（音同匪）明氏、宣城梅定九氏、太原阎百诗氏、元和惠定宇氏、休宁戴东原氏。所谓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巫，至胡氏而绌（音同处）；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也；专治汉《易》者，惠氏也。凡此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
在座的老师们听了这话都是相顾愕然，原本你一言我一语的喧腾热闹一下就冷了场。大家早就知道汪中这人愤世嫉俗，时常有惊人之语，又怕泄露自己的底细，所以平时当他面说话都十分小心。再者对方这一大套话下来，听的众人云山雾罩，过了好几分钟都没琢磨过味儿来。
不过在场的王贞仪却是听明白了，她连忙拉着老尤出去好一通嘀咕，老尤这才恍然大悟，啧啧称奇。心说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大学者，这回可是领教了什么叫骂人不带脏字，什么叫意在言外。
要想明白汪中的这番话，首先就要理解什么是“经学”。经学严格的说就是指注解经书的学问，而经书则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泛指先秦时期各家学说要义，具体而言则是专指《十三经》。
话说明末清初的社会剧变，促使学者们开始反思宋元以来的学术弊病，以顾炎武为首的学者痛恨明代浮薄空疏的学风，力求经世致用，秉承“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的宗旨，力倡求实的治学精神，讲求“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于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的治学理念，开清初古学之端。
所谓的昆山顾宁人氏，就是顾炎武。对汪中影响最大，他一直所秉持的就是顾炎武的治学精神。
“德清胡朏明氏”和“太原阎百诗氏”分别是指胡渭和阎若璩，这两人对《河图》、《洛书》化及《伪古文尚书》的辨伪，冲击了传统经学所固守的陋说，实事求是，有理有据，为新一代学术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至于“宣城梅定九氏”和“元和惠定宇氏”就是指梅文鼎和惠栋，这两人精与专，则正代表了清代朴学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清代学术的初步确立。
“休宁戴东原氏”就是大学者戴震，赵新之前在广州遇到王贞仪时讨论的那本《勾股割圆术》便是此人所着。戴震集前人之大成，既精通文字、音韵、测算、典制等考证之学，讲求故训明则义理明，并将此作为通经明道的途径，又重视＂明道＂的必要性，于晚年致为于义理的探索，不断促成了乾嘉朴学的繁荣。
后世中国人常常讲的国学，其实只是汉学中很小的一部分，具体上溯到清代，就叫“朴学”。
汪中的言外之意就是，兰学算个屁！那些倭国所谓的“学者”，在经学大家面前连萤火虫都比不了，上述六人里随便找出一位都能灭了他们。只有秉持正确的治学精神，以经学作为明道的手段，义理通则万法通。
其实汪中对林子平个人没什么意见，甚至还有些佩服，不过眼下北海镇的局面蒸蒸日上，地盘越来越大，武功是强盛了，可这文治实在不怎么样。
在汪中看来，如果赵王任由林子平为首的岛国学者做大，那以后北海镇的话语权岂不是要沦落到倭人手里？泱泱华夏义理之学地位何在？这才是他所不能容忍的。
于是汪中回家后连晚饭都没吃，左思右想，最后大半夜竟直闯赵新家，说要给江南的好友后辈写信，招揽他们来北海镇效力。
汪中说你不就是想要搞勘测的人吗？我认识啊！爱好算术的我也认识啊！
赵新一听十八世纪的带清还有这类人物，连忙就问是谁。汪中噼里啪啦一说，赵新的心一下就凉了一半。
其实赵新大致明白“义理之说”的道理。可问题是中国文化太讲究“形而上”的感觉了，意境倒是够了，可话都是在言外，不藏着掖着就显不出水平；就跟国画讲的“留白”一样，你猜？
而自然科学跟经学背道而驰也好，殊途同归也罢，必须要把意思落实在文字里才行，容不得半点儿含糊。这在经学大家的眼里就落了下乘，成了日用百工才需要的东西；乃至掌握这些知识的人沦为“匠户”，为士人阶层所看不起，最终导致断代失传。
古人说庐山瀑布是“飞流直下三千尺”，意境是够了，可问题是自然科学不能这么搞，秀峰瀑布实际只有105米高。
一个关键部位的螺丝，到底要拧几圈才算到位？你总不能告诉学徒说自己凭感觉看着办吧？
北海军制作的大炮部件，每一个都要精确到毫米甚至更细才行，这根本不是凭感觉就能造出的东西，一丝一毫都不能错。工匠要是讲意境，赵新一指屋内博古架上的玉器，那玩意儿可以。
汪中听了赵新的话，沉默半晌，说这都不是问题，你只需要告诉我这事能不能做。
赵新的答复是当然可以。他说我原先是顾虑这些人不会来，所以才没有请。你容甫先生能来并且留下来，我已经是如获至宝了。而且我知道的人肯定没有你容甫先生认识的人多。
一番恭维之下，汪中满意的走了，赵新说的口干舌燥，头大如斗。
谁知汪中效率极高，仅用了一天的时间，他就写好了二十多封书信。赵新话都说出去了，只好让北海一号在给射阳湖那边送货的时候顺便带过去，又安排王长生和几个手下把信送到每个收信人的府上。
汪中是满意了，他甚至还打算亲自跑一趟射阳湖，与被他邀请来的人面谈。
于是，一场波及了半个江南的文会就这样拉开了帷幕，到最后甚至连满清朝廷都被惊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