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个文件的机会主义思想，正顺应了国人的功利主义心态，特别是蒙蔽了一些经济学家和经济人的眼睛。
一些经济学家辩护说文件只是重复了法律规定，关于这一点，头脑清醒的法学家的眼睛是无法蒙蔽的。
因此，一号文件就很可能在国内开出恶劣的头儿，导致原罪论泛滥，导致不查便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的法制混乱。从此，中国民营企业家就没有了好人，都是天生的罪人。
这样的结果，就是让民商在具有原罪帽子的基础上，随时都可以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革命，对其财产予以剥夺，或进行所谓的赎买。
民营企业家的原罪说，典型地体现了真正的民营企业家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困境，这种困境是一种四面楚歌的局面。第一面楚歌是官僚阶层，第二面楚歌是官商、权贵资本、黑霸资本，第三面楚歌是跨国资本，第四面楚歌则是不明真相的工人阶级。
就象自古以来的传统一样，当今国内的真正民营企业家们所面临的第一重压迫仍然是官僚阶层。在官僚阶层面前，民营企业家们永远是被压迫在底下的，其喘息的空间需要官僚阶层赋予，其喘息的规则需要官僚阶层批准甚至制定。
在集权体制之下，民营企业家们是官僚阶层首要控制的对象，一方面需要其生存、发展，为自己的政绩增光添彩，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另一方面又害怕其壮大到具备平等对话的力量，威胁到自己的手中特权。
因此，在政策上面，总是一方面鼓励其发展，另一方面又执行歧视政策。
这份儿文件从善意方面来说是清官举动，是鼓励民商发展，但这鼓励是在给民商戴了原罪帽子下的鼓励，是从根本上把民商置于了死地。
可以想象，官僚阶层在吸引外资时，是断断不会给外资先戴一个资本主义原罪帽子的。可是为什么对民营资本就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呢？至少在今天的国内，在市场机会方面，是宁予外资不予内资，宁予权贵不予民间，民营企业家们始终是被压在资本的最底层。
“其实，严格地说起来，我不能算是民营企业家。”范无病对老爸范亨说道，“因为有你的关系，我可以划到官商中去，因为资本主要是在海外，起家也是在海外，所以我也可以算是跨国资本，再加上我本身的影响力已经让整个高层感到头痛却又无可奈何，所以我也算是权贵资本，如果再算上我的私人武装什么的，说我是黑霸资本也不为过。”
范亨笑着摇了摇头，心里面知道是儿子对于这件事情有很明显的倾向性态度，所以才这么激动不淡定，事实上，范氏投资集团充其量也就是算得上一个跨国资本而已。
至于说官商、权贵资本、黑霸资本什么的，纯粹就是泄愤的说法罢了。
官商、权贵资本、黑霸资本是国内的三种特权资本。
官商天然地被赋予了特权，这种特权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既是商，又是主管行政机构、市场裁判人；二是天然、强制的垄断地位和权利；三是背靠财政和金融的资金无限输入；四是司法保护。
民营企业家们获得与官商竞争的机会，是受了官商的恩赐，自然也就不会有真正竞争的能力。权贵资本有时用官商牌子，有时用民营企业家的牌子，有时用外商的牌子，根本则在于其深厚的官僚背景，真正的民营企业家们缺乏他们所有的贵族血统，人格卑微，自然也只好低人一头。
至于说黑霸资本则通常是一方土地，在土地之外无所发挥，但在土地之内，号称老大。当然，这老大不会对官商、权贵趾高气扬，该呼爹叫妈就呼爹叫妈，该称兄道弟就称兄道弟，但欺负欺负无背无景的民营企业家们和老百姓们就是足够了。
当今商场内，炫耀白道黑道通吃已是风气使然，正是这一层压迫的具体表现。
跨国资本是中国真正民营企业家的第三重压迫，跨国资本凭借自己祖国的国际政治力量，在中国没有过多的政治顾虑，既能受到官僚阶层的充分尊重，又能对中国政府施加影响甚至压力。
至于对中国的官商、权贵资本、黑霸资本，他们该尊重时尊重，该排挤时排挤，该合作时合作，从长远角度说，中国的官商、权贵资本、黑霸资本的非市场化细胞决定了他们并不能成为跨国资本真正的市场竞争对手，跨国资本真正的市场竞争对手是中国真正的民营企业家们。
但是至少从近期看，中国民营企业还太年轻，太幼稚，在跨国资本面前只能处于弱小者地位，对于对方的倾轧，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
随着中国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大规模衰退和解体，虽然有外资大量涌入等因素缓和就业形势，但是，中国的就业将主要由真正的民营企业家们即普通的私人资本承担。
从产业结构看，劳动密集型产业、普通服务业等是民营企业家们的天地。从资本规模看，民营企业家们也集中在中小型企业层次。从技术含量看，那些粗放型产业也是民营企业家们为主体。
正因为如此，国内工人阶级特别是低收入工人阶层、城市贫民和农民工们，所接触的资本主要就是普通民营资本。这样，民营资本就站在了面对工人阶级的第一线，他们在与工人阶级的雇佣过程中，既有互相依赖、共同生存的一面关系，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越来越多的冲突。
在左倾思想有着巨大精神市场的国内，再给民营资本加上一顶原罪帽子，工人阶级在对整个社会的生存抗争中，首要矛头自然会被较多地引向普通民营资本。
“民营企业，不过就是权贵的一块儿遮羞布而已，用过之后就扔，需要再用的时候，再弄一块儿就是了。”范无病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终于看透了这个问题。
范亨摇了摇头，没有说话，这种话题实在是不宜讨论。
商业的传统，向来就有官商与民商之分。
中国的民商古来有三种：官僚辞官后或官僚亲系人员利用政府力量从事生产和贸易；本非官僚及其亲系人员，但与官僚及其机构结成同盟，借助于政府力量从事生产和贸易；与政府无大瓜葛的真正的民商。
古代由于官僚机构通常只设置到县一级，因此，日常的商业活动基本是由真正的民商作为主体。很典型的是瓷器生产，有官窑、民窑之分，官窑虽然质量高尚，但数量很少，有时甚至只能满足皇家消费，是民窑满足了国内基本需求。
隋、唐的扬州，宋、元的泉州，明、清两朝苏州的繁荣，依靠的便是真正的民商。
当今的国内，由于对生产和贸易进行着普遍的管理，因此，民商的生存和发展便受到了极大的约束。
现在即使开个小饮食店，也要与工商、税务、卫生、治安、街道或乡镇政府、居委或村委等建立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即使不是名义上的，也逃不过最起码的私下运作，比如，要搞定收垃圾费的老头、老太，要搞定联防队员，要搞定城管队员等等。
自古以来，真正的民商的贡献，是开拓并支撑了海外贸易。
在社会全面的官僚统治之下，真正的民商可能求得一时繁荣，但没有长期出路，而且其原始积累和成长非常艰辛，就如从巨石下钻出的草木，终于见了阳光，究竟不成大材。
因此，特别在东南沿海一带，不少真正的民商便向海洋寻求出路，以逃避官僚机构的压迫。即使海禁时期，这种活动也并没有停止。
总而言之，官商与民商的对抗，一直就是存在的，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官僚与草民的对抗。
但是不管怎么样，河北在这件事情上的行为，显然已经超出了高层的心理承受能力了，范亨不能够坐视此事向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
于是在常委会上，他就专门提出了这个问题，“此风不可长。”
与会的几位常委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认为河北在这个问题上开了一个坏头儿，其用意不问可知，而且有一位常委也表示，自己接到了一些关于河北方面领导在一些事情上的违规违纪问题。
“这是要好好地查一查的，看看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一号首长表示道。
新旧领导人此事正处于交接转换期间，等到两会一过，就算是正式交班了，而有一些领导职位，此时已经开始过渡了，因此不论是新领导集体，还是老领导们，此时对于这个问题都比较重视，认为在这个敏感时期，河北方面搞出这么一件事情来，实在是有些浑水摸鱼的嫌疑了。
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边儿的河北一号文件事件还没有彻底解决，那边儿又出了另外一件事情，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争论，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有一次被顶到了风口浪尖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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