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军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摧枯拉朽，攻势如虹。
关东军苦心经营多年的防线和堡垒群，在一种他们无法理解的强悍火力与战斗意志面前，如同阳光下的冰雪，迅速消融。
溃败的日军残部被一路向北驱赶，最终只能屈辱地越界逃亡，将所谓的“武士尊严”丢弃在黑龙江冰冷的江面上。
几乎与此同时，广袤的华北平原上，另一场风暴正在席卷日占领区。
得到了东北方面秘密输送并通过各种渠道加强的大量日械、乃至部分性能优异的自产装备后，八路军、新四军各部实力陡增。
曾经的游击队，如今许多已脱胎换骨，拥有了成建制的火力。
不再仅仅是破袭铁路、割断电话线。
一支支精锐的武装工作队和小股主力部队，开始有计划、有准备地拔除日军深入根据地的碉堡和据点。
深夜，河北中部。
一声剧烈的爆炸撕裂了寂静，某县城外重要的日军据点腾起冲天的火光和浓烟。
炮楼在精确的炸药安置点下轰然倒塌一个角。紧接着，密集的“三八式”步枪声、“歪把子”轻机枪点射声，间或夹杂着更为清脆连发的自动火器骤然响起。
“敌袭！敌袭！”残存的日军仓皇叫喊，试图组织抵抗。
但攻击者的火力凶猛得出乎意料，战术配合更是娴熟老辣。
掷弹筒的炮弹准确地落入日军试图集结的院落，机枪火力死死压制住任何试图冒头的窗口。
不过半小时，战斗结束。
据点内的一个小队日军及部分伪军被全歼，囤积的物资被迅速搬运一空，带不走的则连同据点残骸一起被付之一炬。
类似的场景在山东、山西、冀中、苏北……多处日占区频繁上演。
日军惊恐地发现，他们依赖的“囚笼政策”正在快速失效。
那些曾经被他们分割、封锁的抗日根据地，不仅没有萎缩，反而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向外扩张，将封锁线反推回来。
交通线变得极其脆弱，运输车队动辄遭遇灭顶之灾。
大量的日军被迫收缩进主要城镇和大型据点，广阔的农村地带，再次牢牢掌控在华国抗日军民手中。
南方，正面战场上，气氛也在悄然变化。
重庆的统帅部里，气氛不再像以往那样凝重压抑。
地图上，代表日军的红色箭头停止了前进，甚至在局部地区，出现了蓝色的反击箭头。
尽管内部问题依旧盘根错节，尽管对北方那股迅猛崛起的力量心存极大的疑虑与忌惮，但国际局势的微妙变化和国内抗日情绪因东北大捷而空前高涨，迫使重庆方面必须有所行动，以证明自己依然是抗战的主导力量。
上百万部队被调动起来，在漫长的战线上，对当面日军发起了数次规模不小的主动攻势。
战斗依旧惨烈，国军部队的战斗力提升有限，许多进攻受挫于日军的坚固工事和顽强抵抗，伤亡不小。
但意义却非同寻常。
这不再是被动挨打后的绝地反击，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计划中的主动出击。
它虽然未能取得决定性的战役胜利，却实实在在地消耗了日军的兵力和物资，彻底打消了日军继续大规模西进的锋芒。
日军华国派遣军司令部不得不重新评估中国战场的形势，将更多原本可用于进攻的部队转入防御。
一时之间，华日双方的战略态势，悄然发生了转变——攻守易易势了。
时间的长河流淌至1941年3月。
华国的抗战形势，呈现出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从未有过的光明局面。
东北即将光复，华北日军龟缩，华中华南日军攻势停顿。
民众欢欣鼓舞，认为胜利的曙光似乎已在前方。
然而，若将目光投向全球，看到的却是一幅“遍地鸡毛”、混乱不堪且危机四伏的图景。
世界的火药桶，并不只在东亚。
欧洲早已陷入纳粹德国的铁蹄之下。
法兰西屈辱地投降，伦敦承受着“不列颠空战”后的伤痛与持续轰炸，希特勒的兵锋指向东南欧和巴尔干，对苏联的威胁已是昭然若揭，世人皆知。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像一张薄纸，在绝对的野心面前显得摇摇欲坠。
亚太地区，局势同样诡谲云涌。
日本深陷华国战场泥潭，其战争机器对石油、橡胶、有色金属等战略资源的渴求已达到癫狂程度。
原本主要依赖美国供应的这些物资，如今成了卡住日本帝国咽喉的枷锁。
美国，这个庞大的工业巨人，虽仍标榜“中立”，但其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早已对日本的扩张野心警惕万分。
随着日本进军法属印度支那（越南），直接威胁美属菲律宾、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印尼）的安全，美国的忍耐接近极限。
华盛顿。
白宫和国务院的灯光时常彻夜长明。
官员们激烈辩论，权衡着对日本实施全面石油禁运可能带来的后果。
这要么能迫使日本回到谈判桌，放弃侵略政策；要么……
就可能将这个疯狂的帝国推向最后的冒险——南下夺取荷属东印度的油田。
“这是在玩火，”
一位资深外交官在内部会议上警告，“切断石油，等于掐住了日本的脖子。野兽被掐住脖子时，只会更加疯狂地挣扎和反扑。”
伦敦。
丘吉尔政府一方面为欧洲战事焦头烂额，另一方面则极度担忧亚洲殖民地的安全。
他迫切希望美国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遏制日本，甚至私下里期望美日矛盾激化，从而将美国彻底拖入对抗法西斯的战争中来，但又担心在亚洲力量薄弱的英国无法应对日本的率先攻击。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斯大林，正以其特有的多疑和冷酷，审视着全球棋盘。
西面，希特勒的威胁是心腹大患，《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勉强稳住了东线，使他能暂时将主要精力投向西方。
他对华国局势的变化心情复杂：既乐见日本被严重削弱，减轻其东部压力，又对一支强大的、可能不受控制的华国武装力量（无论属于哪一方）在邻国出现心存疑虑。
黑龙江彼岸那批日军“战俘”的处理，就成了一个微妙的外交筹码和未来可能的谈判筹码。
东京。
日本帝国的心脏，却跳动着焦虑和狂躁的脉搏。
高层分裂日益严重。
海军，向来是南进政策的主力，极力主张趁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机，迅速南下夺取资源丰富的东南亚，“不惜与英美一战”。
他们指着地图和物资库存报告，声音尖锐：“没有石油，舰队将成为一堆废铁！帝国伟业将戛然而止！”
陆军，刚刚经历关东军在东北的毁灭性打击，元气大伤。
一部分人仍固执于“北进”对抗苏联的执念，但现实的惨败让这种声音弱了许多。
更多的人陷入了迷茫和困兽般的焦躁。他们深知中国战事已难以取胜，但又绝不甘心放弃。
南进？
意味着同时与华、美、英、荷等多国为敌，这是一场巨大的赌博。
近卫文麿内阁在各方压力下摇摆不定，如同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
外交谈判仍在继续，野村吉三郎大使在华盛顿与美国人周旋，试图找到一条既能获得资源又不至于开战的道路。
但军部，特别是下层激进的军官，早已不耐烦。
他们叫嚣着“勿误良机”，认为谈判是懦弱的表现，只有武力才能为帝国夺取“生存空间”。
各种情报、谣言、极端方案在东京的决策层里交织碰撞。
没有人能确切知道下一步会走向何方，但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战争气息。
一场席卷全球的风暴，正在亚太地区积聚着可怕的力量。
而在华国，无论是延安、重庆，还是刚刚经历血火洗礼的东北，人们暂时还无暇完全顾及这远方的雷声。
他们正忙于消化胜利，巩固战线，救治伤员，重建家园。
但一些目光深远者，如那位在黑龙江畔目送日军逃亡、言语意味深长的团长，以及他身后更高层的决策者们，已经意识到了国际局势的复杂性。
他们将国内战场上的胜利，视为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坚实基础，同时也清醒地知道，华国的命运早已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宏大叙事紧密相连。
前方的路，依然布满荆棘，且充满了更大的未知。
世界正在撕裂，旧的秩序已然崩塌，新的格局在硝烟与动荡中痛苦地孕育。
1941年的春天，希望与危机，如同双生子般，同时降临在这片饱经磨难的土地和这个混乱的世界之上。
遍地鸡毛之中，隐藏着决定未来数十年命运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