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一四九章 拉扯
进入十一月之后，就在杨振忙着利用短暂的战争间歇各种闪转腾挪，以便抢运和安置更多关内灾民到自己管内的时候，辽西的大佬们也没有闲着。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使者往返与极限拉扯，终于在十一月初达成了基本条款。
十一月初六上午，大凌河城东门内征辽将军行营前院官厅外，甲士林立，戒备森严。
官厅之上，具体经办议和事务的大明使节马绍愉、陈新第两个人，大马金刀地在太师椅坐着。
他们身后站着两人，正是洪承撰与祖思二人，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方面。
而他们的对面，则站立着几个头戴暖帽、身穿长袍马褂外罩貂裘的清虏议和使节，一个正使，两个副使，还有一个多尔衮派来监督进展的王大臣。
清虏议和正使，正是其内弘文院大学士希福，两位副使也没有更换，仍是内秘书院学士觉罗伊图，内国史院学士纽黑。
而被多尔衮派来监督议和进展的王大臣，也不是别人，正是跑完东线跑西线，秉承多尔衮心意一力主和的诚郡王硕托。
此时此刻，硕托心中相当不满。
就在昨日，一直在广宁城中等候锦州消息的他们，接到大凌河这边的照会，告知他们最新的议和条款已近出炉，叫他们备齐印信尽快赶来面见。
硕托是第一次前来大凌河城，他原以为作为督办议和事务的王大臣，会在大凌河受到重视或者优待。
但是，当他随着希福一行人来到大凌河城后，不仅没有见到蓟辽督师洪承畴或者明军大帅祖大寿，甚至连这两人派出的使节他都没能见到。
至于大明京师委派的使者，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他们连人家是谁都不知道。
直到今天早上，他们早早来到征辽将军行营外请见的时候才被告知，大明京师委派的使者还在锦州呢。
直到刚才，大明京师委派的使节才到，生生将他们晾在征辽将军行营前院大半天。
结果，这还不算完，等到双方终于碰了面，他堂堂一个郡王，竟然连个落座的待遇都没有得到。
明朝的使者听了对他的介绍，只是多看了他几眼，此外就什么表示都没有了，依然任由他站着。
这让他气不打一处来。
虽然他以前不得势，但是也知道以前是什么样。
哪怕以前他只是不得势的闲散宗室，也有数不清南朝文官武将匍匐在他脚下摇尾乞怜，连自称门下奴才的机会都没有。
但是现在呢？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他堂堂一个郡王，还是督办两国议和大事的王大臣，亲自前来大凌河城议和，南朝礼仪之邦不仅没有派出一个与他身份相当的重臣、大将相陪，甚至连个座位都不给，真是欺人太甚。
他有心拉下脸转身而去，但是一想到大清国的处境，他就只能咬咬牙，压下了怒气。
因为入冬以来，大清国的内部形势越发严峻，来自西边蒙古部落方面和北方伊彻满洲各部落的入贡请赏和岁赐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甚至包括广宁、铁岭、辽阳、盛京等地与兴京后方的八旗丁口的禄米、盐茶、药材、铁器、布匹与其他以赏赐发放的物资，也不得不开始拖欠了。
当然，多尔衮继位后接管的国库里面，并不是没有足够的金银财帛，相反，他们并不缺真金白银，包括什么人参、貂皮、东珠之类等藩属贡物，也有大量的存货。
但是这些过去相当贵重的东西，真到了吃穿住用行等各种生活必须物资短缺匮乏的时候，一个个贬值得厉害。
毕竟金银珠玉再多，它们不能吃也不能喝，当它们换不了吃喝穿用之物时，与土石瓦块也就没什么两样了。
硕托在心里正自我安慰着自己，就听见那个坐在太师椅的官员开口说话了。
“诸位，尔等请求议和之事，至今已经两月有余，双方使者往返已有四次。各项条款几经审议，已有数稿。而今，我方已充分考虑尔等意见，做出重大让步，并已议定最后之条款。尔等今日若同意，议和达成有望。若尔等仍旧不肯接受，则今后可不必再来。”
说出这个话的人，正是此次议和大明朝的唯一官方代表，新任兵部职方司郎中马绍愉。
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兵部职方司郎中还是张若麒。
奈何这个张若麒一心主战，死活不肯接手主持与清虏使者议和的事情，也就是不肯冒险为兵部尚书陈新甲背锅，最后撂挑子不干，上书辞掉了职方司郎中一职。
而原本只是以职方司主事的身份在洪承畴军前监军督战的马绍愉，则主动抱上了陈新甲的大腿，临危受命，连升两级，成为了新任职方司郎中。
按理说，两国议和这样的大事，应该由内阁派员来办，再不济也该礼部派员来办，怎么也轮不到兵部一个司的郎中坐镇主持。
但大明朝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崇祯皇帝本人，考虑到关内形势严峻，虽然已有心与清虏议和，但是又担心朝野士林舆论指摘，表面上拿不定主意，实际上是希望有臣子主动挑起这个担子。
事成之后，若是朝野认可，那么功劳是皇帝的。
可若是事情办不成，或者朝野不认可，那么责任是臣子的。
但是到了崇祯十五年的时候，朝堂上的大臣们一个比一个油滑，都已经知道皇帝的这个办事思路了，所以没人主动站出来挑这个担子。
毕竟，自从四月以来，关外战场上捷报频传，而每一次崇祯皇帝都大加宣扬，搞得朝野之间人尽皆知。
这个时候，满朝文武大臣不论哪个，要是主动上书提出应当见好就收与清虏议和，恐怕立刻就要面临御史言官等清流大臣们的唾弃与弹劾了，更不用说主动挑起议和的担子了。
至于关内剿贼战场上的形势，朝堂上的御史言官清流大臣们才不管那么多呢，而且他们也不信那些泥腿子流寇们能成什么大事。
所以，别说是内阁或者礼部这种清流大臣扎堆的地方了，就连兵部、户部这种了解朝廷严峻形势的部门，也不是所有官员都同意与清虏议和的。
所以，到最后，崇祯皇帝也只能先暗地里找一个了解形势并且相对听话的大臣来操办这个事情了。
这个人就是陈新甲。
但是，对于与清虏议和这件事情，不愿意落人口舌的崇祯皇帝又不肯明发旨意，只给了陈新甲一个“口谕”。
陈新甲也不是傻子，在派了沈迅前往盖州征求过杨振的意见后，几经斗智斗勇之后，才从崇祯皇帝那里要到了授权他与清虏使者接触谈判议和的文字凭证。
随后，陈新甲委派自己在京候任的兄长陈新第，带着崇祯皇帝的上谕赶到了锦州，与愿意配合陈新甲挑起议和担子的新任兵部职方司郎中马绍愉一起开始了议和谈判。
然而，由于陈新第手里没有朝廷明发的旨意和诏书，他所带来的上谕，也是崇祯皇帝直接下给兵部尚书陈新甲的。
这道上谕，没有内阁的副署、未经过六科的认证，莫说其真假难辨了，就算它是真的，充其量也只是一道“中旨”。
当然了，洪承畴知道它是如假包换的皇帝口谕。
可是当他得知崇祯皇帝的态度之后，他也意识到了仅凭一条口谕处理此事的“危险性”，也不愿意在形势大好的时候赌上自己的前途命运。
而且这条口谕，还不是直接给他洪承畴的。
所以，思前想后，他也不肯出面，只派了洪承撰居中奔走联络。
至于锦义伯祖大寿，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倒是有心出面主持，可是不论是崇祯皇帝，还是陈新甲，都没给他这个“体面”。
但是陈新甲也知道，真要议和的话，也离不开祖大寿的配合，所以也写了信，叫他派一个居间联络之人。
这人，就是祖思，或者说，就是祖泽润了。
而光是这些人事上的内耗与安排，就耗费掉了大量的时间。
与此相应的是，已经在辽西军中担任监军小半年了的马绍愉，也同样知道这件事情的棘手程度，事事请示汇报，唯恐行差踏错，被人挑出毛病。
这样一来，议和进程之缓慢，可想而知。
直到进入十月以后，河决开封的消息传来，关内形势严峻进一步恶化，朝廷压力骤增，层层施压之下，议和谈判的进程才开始加速。
好在到了十月以后，清虏那边也已经被磨得没了底气，也愿意做出一些让步了。
于是和书条款终于有了雏形，几经增删改动之后，终于有了马绍愉所说的“最后”版本。
却说，马绍愉说完话后，目视陈新第，见陈新第点头，他又回头去看身后站着的洪承撰和祖思二人。
这两人虽无朝廷官身，但是却分别代表着蓟辽督师洪承畴和锦义伯祖大寿。
甚至他也隐约猜到，这两人的意见恐怕也代表了金海镇那位真正的大佬杨振。
他很清楚，如果他谈下来的和书条款，忽略了金海镇的利益，那么整个和书条款都可能是一纸空文。
甚至他本人都有可能面临掉脑袋的危险。
好在最后形成的这份和书上面的每一条，都不是他拍板定下来的。
而且每一稿的每一条，都是经过蓟辽督师洪承畴和锦义伯祖大寿的反复商议，才最后落笔形成的。
他知道沈迅与金海镇那位大佬相熟，所以已经事先写了信，叫人送去了山海关，拜托沈迅居中做些解释工作，免得议和条款不如杨振之意，引起杨振的不满。
实际上他倒是希望此时此刻，己方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然后顺便把责任揽过去，但可惜的是没人出头。
包括洪承撰和祖思二人，看见他投过来的目光，也跟没有看见一样。
马绍愉见状，想了想，最后还是从怀中取出来一摞纸来，伸手递给了一直等候着的清虏议和正使希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