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纪委常委会在晚上八点召开，这是一次临时动议的紧急会议。椭圆形的会议桌旁，七位常委全部到齐，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
苏清越作为专案组代表列席会议，坐在靠墙的汇报席。这是她第一次参加省纪委常委会，虽然只是列席，但心里明白这次会议的分量——将决定一个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命运。
江枫书记坐在主位，面前摊开着吴天林的供述材料和专案组的核查报告。他没有立刻说话，而是先环视了一圈在座的常委，然后缓缓开口：
“同志们，情况大家都知道了。吴天林交代的问题，涉及省政法委常务副书记郑国平同志。根据现有证据，郑国平同志涉嫌利用职务便利，通过吴天林等中间人，收受巨额贿赂，干预司法案件，性质严重，影响恶劣。”
他顿了顿，声音更加沉重：“郑国平同志是省委委员，省管干部，按程序，对他的问题线索处置，必须报中央纪委批准。今天开这个会，就是研究如何上报，以及上报后的工作预案。”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每个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一旦上报，这将是本省近年来涉及级别最高的腐败案件，必将引发全省乃至全国政坛的地震。
分管案件工作的副书记先发言：“我建议，立即将吴天林供述中涉及郑国平同志的部分，单独整理成专题报告，以省纪委名义报中央纪委。同时，对郑国平同志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串供、逃跑、毁灭证据。”
“什么措施？”另一位副书记问。
“二十四小时监控，但暂不限制人身自由。待中央纪委批复后，再按程序办理。”
这个建议很稳妥，既表明了态度，又严守了程序。
组织部长提出了另一个问题：“郑国平同志分管全省政法工作，如果对他采取措施，会不会影响全省政法系统的稳定？特别是现在临近年底，维稳压力很大。”
这也是现实考量。一个省政法委常务副书记被查，必然会在全省政法系统引发动荡。
江枫看向周怀远：“怀远同志，你分管干部工作，有什么看法？”
周怀远一直沉默着，听到点名，他抬起头：“我的意见是，依法依规，该查的必须查。但要注意方式方法，尽量减小震动。具体建议：第一，上报材料要扎实，证据要充分，不能给中央纪委留下我们工作不力的印象；第二，对郑国平同志采取措施要稳妥，可以考虑以‘配合调查’名义，让他暂时停止工作；第三，提前做好预案，一旦中央纪委批复，立即启动后续程序。”
这番话既坚持了原则，又考虑了实际情况，得到了多数常委的认同。
江枫点点头，看向苏清越：“清越同志，你是专案组负责人，最了解案情。你认为证据够不够扎实？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
这个问题很有分量。苏清越站起来，走到投影仪前，打开了准备好的材料。
“各位领导，我汇报一下对吴天林供述的核实情况。”
她调出一张关系图：“吴天林供述，他通过省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郑明（也就是李副主任说的‘老郑’），向郑国平副书记输送利益共计六次，总金额三百八十万元。目前我们已经核实了其中三次——”
屏幕上出现银行流水截图：“第一次，2018年5月，吴天林通过郑明向郑国平转账八十万元，事由是‘感谢郑书记帮忙解决侄子的工作’。我们调取了郑国平侄子的档案，发现他当年通过‘人才引进’渠道进入省高院，但条件并不完全符合。当时负责审核的，正是郑国平分管部门的工作人员。”
第二张图：“第二次，2019年8月，吴天林再次通过郑明转账一百万元，事由是‘项目关照’。我们查了那个时间段省政法委审批的项目，发现有一个‘政法智能化建设’项目，中标公司是吴天林介绍的，价格明显高于市场价。”
第三张图：“第三次，2020年12月，转账一百二十万元，事由是‘案件协调’。我们调取了当时的案件记录，发现郑国平确实对一起涉及某民营企业的经济纠纷案件做过批示，要求‘依法妥善处理’。而那家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是吴天林的亲戚。”
“另外三次，”苏清越继续说，“吴天林说是现金交付，没有银行记录。但我们找到了当时的经手人郑明，他已经初步承认了部分事实。”
她关掉投影，转向各位常委：“从现有证据看，吴天林的供述基本属实。但直接证据还比较薄弱，主要是言证和间接证据。如果郑国平同志否认，案件可能会陷入僵局。”
这个问题很关键。没有行贿受贿双方直接往来的证据，仅靠中间人证言，确实存在风险。
“你的建议是什么？”江枫问。
“我建议双管齐下。”苏清越说，“第一，继续深挖郑明这条线，争取让他提供更直接的证据，比如录音、录像、书证；第二，从外围入手，查郑国平同志的亲属、身边工作人员，看有没有异常的经济往来。只要打开一个突破口，全盘就可能活。”
周怀远补充道：“我同意清越同志的意见。另外，考虑到郑国平同志的特殊身份，我建议上报时措辞要严谨，既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也说明证据的局限性，请中央纪委指导下一步工作。”
这个建议很周全。既上报了问题，又表明了审慎态度，给上级留下了决策空间。
会议持续到晚上十点。最终形成决议：
一、立即整理专题报告，明天上午由江枫书记亲自赴京，向中央纪委汇报；
二、对郑国平同志采取“配合调查”措施，暂时停止工作，由省委另行安排人员主持政法委日常工作；
三、对郑明采取留置措施，深挖其与郑国平之间的利益输送问题；
四、专案组继续工作，重点查证郑国平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的经济问题。
散会后，苏清越跟着周怀远走出会议室。在走廊里，周怀远停下脚步：
“清越，你这次表现得很好。汇报条理清晰，建议切实可行，不像个二十九岁的年轻干部。”
“谢谢周书记。”
“但是，”周怀远话锋一转，“接下来的斗争会更复杂。郑国平在省里工作二十多年，从县委书记干到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根基很深。如果中央纪委决定查办，必然会遇到强大阻力。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明白。”
“另外，”周怀远看着她，“这个案子牵扯到周维的父亲，你要特别注意。虽然周维的父亲没有问题，但难免会有人说闲话。你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每一步都要经得起检验。”
这话既是提醒，也是保护。苏清越郑重地点头：“我会注意的。”
“回去休息吧，明天还有硬仗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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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临时住处，已经是深夜十一点。苏清越简单洗漱后，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反复思考着案件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可能的风险点。
手机震动，是周维发来的视频通话请求。
她接起来，屏幕上周维的脸在台灯下显得有些疲惫。
“还没睡？”周维问。
“睡不着。你呢？”
“刚开完会，部署司法系统专项整治。”周维揉了揉太阳穴，“听说你们晚上开了常委会，决定上报？”
“嗯，江书记明天去北京。”
“郑国平那边有什么反应？”
“暂时没有公开反应。但据监控的同志说，他今天下午去了省委书记办公室，待了四十分钟。出来时脸色不太好。”
周维沉默了片刻：“他肯定会想办法。郑国平这个人，我接触过几次，很精明，也很强势。他不会坐以待毙。”
“所以我们更要加快速度。”苏清越说，“你们那边专项整治，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有一些。”周维压低声音，“市司法局有几个干部反映，郑国平的秘书经常来‘检查工作’，每次来都要安排接待，规格很高。而且，他秘书的弟弟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很多政府法律顾问业务都被他拿走了。”
“秘书？”苏清越警觉起来，“这是个突破口。秘书最了解领导的情况，如果秘书有问题，领导很难撇清关系。”
“我已经安排人秘密调查了。但难度很大，秘书是领导身边人，查他要格外谨慎。”
“先收集外围证据，不要打草惊蛇。”苏清越说，“等中央纪委批复下来，再动不迟。”
两人又聊了会儿工作，周维忽然说：“清越，这个案子办完，咱们结婚吧。”
这个突如其来的求婚，让苏清越愣住了。
“怎么突然说这个？”
“不是突然，我想了很久。”周维的表情很认真，“从省纪委第一次见面，到云湖一起办案，到现在……三年了。我知道你事业心强，想在工作上做出成绩。但工作是一辈子的事，生活也是一辈子的事。咱们不能一直这样，你在基层，我在市里，一周见一次面。”
苏清越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她确实爱周维，也确实想过未来。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在这个大案要案的攻坚时刻，谈婚论嫁似乎有些不合时宜。
“周维，我……”
“你不用马上答应。”周维看出她的犹豫，“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的想法。等这个案子办完，咱们好好商量一下未来。你是留在云湖，还是调回省里，或者去其他岗位，我都支持你。但我想和你在一起，建立一个家。”
这话说得很朴实，也很动人。苏清越的眼眶有些发热。
“好，等案子办完，我们好好商量。”她说。
挂了视频，苏清越看着天花板，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工作、爱情、家庭、责任……这些在她二十九岁的人生里交织着，有时让她感到充实，有时也让她感到疲惫。
但这就是她选择的路。既然选择了，就要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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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江枫书记飞赴北京。苏清越则回到云湖，继续推进手上的案子。
街道办李副主任的案子已经到了审理阶段，老孙整理了厚厚的卷宗，请她最后审定。
“李副主任交代了所有问题，退赃也比较积极。”老孙说，“他那个在省司法厅事业单位工作的儿子，昨天主动辞职了，说是‘不想给父亲添麻烦’。”
“他儿子本身有没有问题？”
“查了，入职程序确实有瑕疵，但没有发现其他问题。年轻人大学刚毕业，可能确实不知情。”
苏清越翻看着审理报告，心里有些感慨。一个老干部，为了儿子的前途，走上了腐败的道路。结果儿子工作丢了，自己也面临牢狱之灾。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建议怎么处理？”
“鉴于李副主任主动交代、退赃，有立功表现，建议从宽处理。”老孙说，“但虚报征地补偿款，数额较大，造成不良影响，也不能免予处分。综合来看，建议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移送司法机关时建议适用缓刑。”
这个建议比较符合实际。苏清越点点头：“按程序上会研究吧。”
“好。”
处理完李副主任的案子，苏清越又去了趟医院。刘玉芬已经出院回家，但每周还要来医院做透析。她到透析室时，刘玉芬刚做完治疗，脸色有些苍白，但精神很好。
“苏同志，你怎么来了？”刘玉芬看到她，很高兴。
“来看看您。恢复得怎么样？”
“好多了，医生说再治疗一段时间，就能稳定下来。”刘玉芬拉着她的手，“多亏了你，我那八万块钱拿回来了，医疗费也有着落了。我现在啊，浑身是劲，就想做点事。”
“做什么事？”
“我参加了街道办的‘夕阳红维权小组’。”刘玉芬眼睛发亮，“学了点法律知识，帮街坊邻居看看合同，算算账。上周还帮老王家要回了三千块的装修押金呢！”
看着老人焕发的神采，苏清越心里暖暖的。这就是她工作的意义——让受到不公的人得到补偿，让失去希望的人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
“刘阿姨，您要保重身体。维权小组的事，慢慢来，别太累。”
“不累，高兴着呢。”刘玉芬说，“苏同志，我听人说，你办了大案子，抓了很多贪官。好啊，多抓几个，咱们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
离开医院时，苏清越接到老孙的电话。
“苏常委，郑明交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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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置点审讯室，郑明瘫在椅子上，四十多岁的男人，头发凌乱，眼睛布满血丝。和吴天林的沉稳不同，他显得惊慌失措，心理防线很脆弱。
苏清越没有急着问话，而是先放了段录音。
是吴天林的声音：“……老郑，那笔钱转过去了？……郑书记怎么说？……好，好，我知道了……下次还是老规矩……”
录音放完，郑明的脸色煞白。
“郑主任，这段录音是吴天林偷偷录的。”苏清越说，“时间2019年8月15日，内容是关于一百万元转账的事。需要我调取那天的通讯记录吗？”
“我……我说。”郑明的声音发抖，“那笔钱……是我转的。但我是奉命行事，郑书记让我转的。”
“郑书记怎么吩咐的？”
“他……他说吴厅长那边有点‘费用’需要处理，让我帮忙转一下。”郑明回忆道，“我把钱取出来，装在一个旅行袋里，送到郑书记指定的地点。后来……后来郑书记给了我五万块钱，说是‘辛苦费’。”
“这样的‘帮忙’，有几次？”
“六……六次。”郑明低下头，“总共三百八十万，我……我拿了三十万辛苦费。”
“每次都是现金？”
“对，都是现金。郑书记说现金安全，不留痕迹。”
“那你为什么留了记录？”苏清越问得很突然。
郑明一愣，眼神闪烁：“我……我没留记录。”
“没留？”苏清越拿出一本笔记本的复印件，“这是从你办公室搜到的。里面详细记录了每一次转账的时间、金额、经手人。2019年8月15日，转一百万，备注‘吴厅-郑书记-项目’；2020年12月20日，转一百二十万，备注‘吴厅-郑书记-案件’……这些，不是你记的？”
看到笔记本，郑明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他捂着脸，哭起来：“我……我害怕。这么多钱，万一出事了，我说不清。我就记下来了，想着万一……万一能保命……”
和赵立民一样，留后手。这些腐败分子，既贪婪，又多疑，既想捞钱，又怕出事。
“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其他证据？比如录音、录像？”
郑明犹豫了很久，终于说：“有……有一次，我偷偷录了音。是郑书记交代我办事的时候，我……我留了个心眼。”
“录音在哪里？”
“在我家里的保险柜，U盘，加密的。密码是我生日倒过来。”
苏清越立刻安排人去取。然后继续问：“郑国平副书记，还让你办过其他事吗？”
“有……有很多。”郑明断断续续交代，“帮他亲戚安排工作，帮他朋友承揽项目，帮他……帮他处理一些‘麻烦’。他有个外甥开公司，经常接政府工程，都是我去打招呼……”
一条条，一桩桩，触目惊心。一个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把公权力当成了家族牟利的工具。
审讯持续了三个小时。结束时，郑明像一滩烂泥，瘫在椅子上。
“带他去休息，注意监护。”苏清越对工作人员说。
走出审讯室，老孙跟上来，低声说：“苏常委，这个案子越挖越大了。郑明交代的这些问题，涉及面很广，可能牵扯到很多人。”
“我知道。”苏清越说，“但再大也要查。腐败分子织的网再密，我们也要把它撕开。”
“那……什么时候动郑国平？”
“等中央纪委的批复。”苏清越看了看时间，“江书记应该已经到北京了。最迟明天，就会有消息。”
正说着，她的手机响了。是江枫书记从北京打来的。
“清越同志，中央纪委领导听取了汇报，作出了重要批示。”江枫的声音很严肃，“同意对郑国平立案审查，要求我省纪委立即采取措施，彻查此案。同时，中纪委将派工作组赴我省指导办案。”
终于等来了。
苏清越深吸一口气：“江书记，我们随时可以行动。”
“好。我今晚就回来，明天上午召开紧急会议，部署下一步工作。你们做好准备。”
挂了电话，苏清越站在走廊里，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一场更大的战斗，即将开始。
但这一次，她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中央纪委的支持，有省委的决心，有群众的期待，她无所畏惧。
手机震动，是周维发来的信息：“听说中纪委批复了？注意安全，我等你回家。”
回家……
这个词让苏清越心里一暖。是啊，战斗再激烈，也总要有个可以回去的地方。
而她相信，这场战斗的胜利，会让更多人，有更温暖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