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七年的上海，初秋的风已经带了些凉意，卷着法租界梧桐叶的碎影，落在苏曼卿素色的旗袍下摆上。她站在静安寺路的转角，手里捏着半块没吃完的绿豆糕，油纸袋被指尖攥出浅浅的褶皱——方才在沈书言常去的那家书局门口，她看见他正低头给一个穿学生制服的姑娘递书，姑娘仰头笑的时候，辫梢的蓝绸带扫过他的袖口，像极了去年他送她的那方湖蓝手帕。
沈书言是圣约翰大学的助教，讲新文学，也写些没人看懂的诗。苏曼卿第一次见他，是在父亲的寿宴上，他穿了件月白长衫，袖口卷到小臂，露出腕骨上一道浅浅的疤。“北伐时在武汉留下的，”他举着酒杯同她碰了下，酒液晃在玻璃杯里，像他眼里的光，“那时总以为，天亮了就好了。”那天她刚满十七，刚被父亲从北平接回上海，还没学会像姐姐们那样用银钗拨弄鬓角的珍珠，只知道盯着他长衫上绣的墨竹，觉得那竹枝斜斜的，像要从布上长到风里去。
他们真正熟起来，是在四马路的书摊。苏曼卿偷着跑出来买《新青年》，却被掌柜的认作是苏总长家的小姐，非要赊账。沈书言恰好蹲在旁边翻旧书，闻言抬头笑：“这位小姐的账，我替她结。”他掏出的铜板在掌心叮当作响，阳光从书摊的帆布棚漏下来，在他鼻梁上投下一小片阴影。后来他常带她去霞飞路的咖啡馆，那里的侍者认识他，总把靠窗的位置留给他。他教她读泰戈尔的诗，用英文念“生如夏花之绚烂”，她听不懂，却喜欢看他念到动情处，食指在桌面上轻轻叩击的模样，像在敲一段只有他们懂的密码。
苏曼卿的父亲是财政部的总长，家里的红木书架上摆的都是线装的《资治通鉴》，母亲总说：“曼卿，女孩子家读那么多闲书做什么？张督办家的公子下周要来家里吃饭，你可得穿那件孔雀蓝的旗袍。”她把沈书言送的诗集藏在梳妆台的抽屉最底层，上面压着母亲新做的绣鞋。有次沈书言在她窗下吹口琴，吹的是《送别》，她披了件单衣就跑到阳台上，看见他站在月光里，长衫被风掀起一角，像只欲飞的蝶。“书言，”她轻声喊，声音被秋虫的鸣叫声吞了一半，“你说，我们会不会像这曲子里唱的，一转身就散了？”他仰头看她，眼睛亮得惊人：“不会的，曼卿。等我把那篇论文写完，就去跟总长提亲。”
可提亲的话，终究没能说出口。那年冬天，上海的雪下得格外大，沈书言忽然不再来咖啡馆了。苏曼卿去书局问，掌柜的支支吾吾：“沈先生……好像是去南京了，说是跟朋友办报。”她回到家，看见父亲书房的灯亮到后半夜，门缝里漏出“赤党”“通缉”这样的字眼。正月十五那天，她收到一个匿名的包裹，里面是一本《野草》，扉页上用铅笔写着：“若逢江南雪，勿念北平春。”字迹被水洇过，晕成一片模糊的蓝，像她去年丢失在黄浦江畔的那方手帕。
再见到沈书言，是在三年后的夏天。苏曼卿已经嫁给了张督办的公子，住在静安寺附近的洋楼里，每天的日子就是陪婆婆打麻将，给丈夫熨烫军装。那天她去百乐门赴宴，车刚停在门口，就看见一个穿灰色西装的男人从里面出来，袖口别着朵白玫瑰。是沈书言，他比从前清瘦了些，眼角有了细纹，可笑起来的时候，嘴角的梨涡还是老样子。他也看见了她，脚步顿了顿，随即朝她微微颔首，像对一个陌生的贵妇人。她攥着丝帕的手在袖管里抖，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沈先生，别来无恙？”他说：“苏太太安好。”那三个字像针，扎得她眼眶发烫。
后来她才知道，沈书言在南京办的报被查封了，朋友死了两个，他是逃回来的，靠给洋人做翻译糊口。张公子知道了他们的过往，摔碎了她最爱的那只青花瓷瓶，碎片溅在她手背上，留下一道月牙形的疤。“苏曼卿，你别忘了自己是谁的女人！”他掐着她的下巴，酒气喷在她脸上，“沈书言那种乱党，早晚要死无葬身之地！”她没说话，只是看着镜子里自己苍白的脸，忽然想起沈书言曾说，她的眼睛像北平的秋水，可如今，这汪水大概早就结冰了。
民国二十一年，淞沪战事起。炮火连天的夜里，苏曼卿躲在租界的地下室，听着外面的枪声，怀里揣着那本《野草》。张公子带着部队去了前线，临走前给她留了把枪：“若城破了，你自便。”她摸着枪身冰冷的纹路，忽然笑了，笑出泪来。第二天清晨，她冒着炮火跑到四马路，书摊早就被炸成了一片废墟，只有半本烧焦的《呐喊》粘在断墙上，纸页在风里簌簌作响，像谁在低声哭泣。
战事平息后，苏曼卿在红十字会的临时医院做看护。那天她给一个重伤员换药，看见他腕骨上有一道浅浅的疤。“你是……”她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那人缓缓睁开眼，是沈书言，他的一条腿没了，脸上缠着绷带，只露出一双眼睛，还是那么亮。“曼卿，”他艰难地笑了笑，“我没骗你，你看，春天还是来了。”她捂住嘴，眼泪却从指缝里涌出来，滴在他的伤口上，他疼得皱了皱眉，却还在说：“那篇论文……我写完了，在……在霞飞路咖啡馆的墙缝里，你去取出来，烧了吧。”
三天后，沈书言死了。弥留之际，他从怀里掏出半块绿豆糕，油纸已经泛黄，上面还留着齿痕。“去年秋天……在书局门口看见你，想给你，又怕……”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像风中残烛，“曼卿，我总以为，天亮了就好了……”
苏曼卿没去取那篇论文。她穿着素白的旗袍，把那半块绿豆糕和《野草》一起埋在了法租界的梧桐树下。那年秋天，她收到张公子阵亡的电报，没哭，只是坐在窗前，看着梧桐叶一片一片落下来，像极了沈书言长衫上抖落的墨色。后来有人说，看见苏太太常去霞飞路的咖啡馆，点一杯黑咖啡，坐一下午，桌上放着朵白玫瑰，花瓣上总凝着水珠，像谁没干的泪。
民国三十八年，上海解放。苏曼卿已经老了，头发白了大半，住在一间逼仄的阁楼里。有天收废品的人来，她从旧箱子里翻出一个铁皮盒，里面是半块褪色的蓝手帕，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的青年穿着月白长衫，身边的姑娘梳着麻花辫，笑得眉眼弯弯。她用枯瘦的手指摩挲着照片，忽然听见窗外传来口琴声，是《送别》，调子被风吹得七零八落，像一段没讲完的故事。她站起身，走到窗边，看见楼下有个穿蓝布衫的青年，正对着月亮吹奏，长衫的下摆被风掀起，像只欲飞的蝶。苏曼卿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落了下来，滴在照片上，晕开一片模糊的水渍，像那年沈书言写在扉页上的字迹，也像她丢失在岁月里的，再也回不来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