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三章：盲文里的星光与未拆的信
赵桐权推开1998-行字第091号卷宗时，指腹先触到了封皮上的水渍——浅褐色，像极了茶水泼洒后风干的痕迹。卷宗里夹着张褪色的照片：男人站在“启明书店”的木牌下，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怀里抱着摞书，最上面那本《安徒生童话》的封面都磨卷了边。
“被告人陈望舒，1998年6月因涉嫌销售盗版书籍被查封店铺，涉案书籍共计237本，经鉴定均为非法复制的盗版读物。”赵桐权的声音在空旷的法庭里回荡，目光扫过被告席上的老人——陈望舒头发全白了，背驼得像张弓，手里却紧紧攥着支磨得发亮的盲文笔。
陈望舒没抬头，只是指尖在盲文笔的金属杆上反复摩挲，那动作像是在抚摸某种珍贵的信物。
“反对！”辩护人突然站起来，举起一份泛黄的鉴定报告，“当年的鉴定存在重大疏漏！这些所谓的‘盗版书’，内页根本没有印刷字迹，全是凸起的盲文点！”
法庭里一阵骚动。赵桐权示意书记员投影证据，屏幕上立刻显出书籍内页的扫描图：纸页上没有任何油墨印刷的痕迹，只有密密麻麻、排列整齐的盲文凸点，边缘因长期触摸泛着温润的光泽。
“这是我在仓库找到的样本。”辩护人拿出一本封皮写着《海的女儿》的书，轻轻翻开，“请法庭注意，这些盲文点的密度和间距，完全符合国家盲文标准。”
赵桐权看向陈望舒，老人终于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映着屏幕上的盲文，突然笑了，嘴角的皱纹堆成朵菊花：“那是……我给丫丫刻的。她总说想听《海的女儿》，可村里没有盲文书，我就照着字典一个点一个点凿……”
声音抖得像风中的残烛，却带着股执拗的亮。
原告席上的市文化局代表脸色骤变，慌忙翻找卷宗：“不可能！当年的查封清单上明明写着‘内容与正版出版物一致’！”
“一致？”赵桐权调出两份文件并排放置——左边是正版《安徒生童话》的内页扫描图，印着彩色插画和宋体字；右边是陈望舒的“盗版书”，除了封皮模仿正版，内页全是盲文。“请对比，所谓‘内容一致’，难道是指封皮吗？”
文化局代表的脸涨成了猪肝色：“那……那他没有出版许可，私自刻写就是违法！”
“违法？”辩护人拿出一份村委会证明，上面盖着鲜红的公章，“陈望舒自1987年起为村里的盲童免费教授盲文，这些书是他根据孩子们的需求刻写的教材，从未对外销售，何来‘销售盗版’一说？”
赵桐权补充道：“根据卷宗记录，当年查封时，书店里的书籍均标注‘非卖品——盲童教材’，且有17名盲童的手写证词，证明这些书是陈望舒免费提供的。”
屏幕上随即投影出孩子们的证词，歪歪扭扭的字迹里满是感激：“陈爷爷的书能‘读’出声音”“《海的女儿》里的小人鱼，盲文点摸起来像在游水”……
陈望舒的肩膀突然剧烈颤抖，从怀里掏出个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片干枯的银杏叶，叶脉间还粘着个小小的盲文点：“这是丫丫临走前给我的……她说等她学会刻盲文，就回来帮我……可她十二岁那年，掉进冰窟窿没了……”
老人的声音突然拔高，像根绷断的弦：“我刻这些书，就是想让村里的盲童知道，书里的世界不只有黑暗！他们能‘看’到小人鱼，能‘摸’到阳光，这怎么就违法了？！”
法庭里静得能听见呼吸声。赵桐权想起重生前的某个雪夜，他路过乡下小学，看到陈望舒正坐在教室门口，给几个戴盲镜的孩子“读”书——其实是握着孩子的手，在盲文书上一点点摸过盲文点，嘴里念着：“这里是浪花，丫丫最喜欢的……”
“还有这个。”赵桐权调出一份医疗记录，“1998年5月，陈望舒因长期凿刻盲文，右手食指关节严重变形，无法再从事重体力劳动。他的书店主要收入来自售卖农具，所谓‘销售盗版书籍’，其实是文化局执法人员误将盲文教材当作非法出版物。”
文化局代表还想辩解，却被赵桐权打断：“更关键的是，当年的执法记录显示，查封时你们没收了所有盲文教材，包括孩子们正在使用的37本，导致村里的盲文课中断了整整三年。”
陈望舒突然站起来，手里的盲文笔重重戳在身前的桌子上，每戳一下就说一个字：“我——没——卖——盗——版！”
回声在法庭里撞来撞去，像无数个细小的锤子，敲在每个人心上。
这时，法庭大门被推开，一群拄着盲杖的年轻人鱼贯而入，领头的姑娘眼睛上蒙着白纱布，却径直走到陈望舒面前，深深鞠了一躬：“陈老师，我们是您的学生。现在村里的盲文班又开起来了，用的就是您当年刻的书。”
姑娘从包里拿出本盲文书，封面是手工绘制的太阳，旁边用盲文刻着：“光永远都在”。“这是我们照着您的样子刻的，您看，这太阳的光芒，像不像您当年教我们摸的盲文点？”
陈望舒的手抚过那本书，指尖在“太阳”上停留了很久，突然老泪纵横。
赵桐权拿起法槌，声音比往常沉了许多：“经审理查明，陈望舒刻写盲文教材系公益行为，未涉及任何销售牟利，1998年对其‘销售盗版书籍’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判决如下：撤销原行政处罚决定，恢复‘启明书店’的经营资格，市文化局需在三十日内公开道歉，并返还当年没收的全部盲文教材。”
法槌落下的瞬间，陈望舒颤抖着将那片银杏叶夹回最厚的一本盲文书里。赵桐权注意到，书页边缘写着行极小的汉字：“丫丫，今天教孩子们摸‘太阳’，他们说像爷爷的手。”
闭庭后，赵桐权在走廊遇见那群盲童，他们正围着陈望舒，叽叽喳喳地说要帮老师重新收拾书店。领头的姑娘摸着墙壁往前走，脚步轻快得像只鸟，她说：“陈老师总说，盲文点是黑夜里的星星，摸得多了，心里就亮了。”
赵桐权翻开下一本卷宗，编号2003-民字第114号。照片上的女人站在烧毁的茶厂前，怀里抱着罐茶叶，标签上的“云雾山”三个字被火烤得发黑。他指尖拂过照片，想起这个案子：女人因“故意纵火”被判三年，可重生前他在茶厂遗址捡到过块烧焦的温度计，显示起火时温度高达800c——那是山火特有的高温，绝非人为纵火能达到。
卷宗里掉出张纸条，是用茶叶末拼的三个字：“等我回”。字迹歪歪扭扭，却透着股韧劲，像极了茶厂后山崖上顽强生长的野茶树。赵桐权将纸条夹回卷宗，指尖残留着茶叶的清香，像握着片尚未燃尽的春天。
“下一个。”他轻声说，法槌在阳光下泛着温和的光，仿佛在应和那些藏在时光褶皱里的、未曾熄灭的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