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7日，清晨五点，莫斯科以西八十公里，239高地。
寒冷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气温数字，而是一种有质感的、侵入性的存在。它从每一处缝隙钻进“莱茵女儿”内部，在金属表面凝成冰霜，让布料变得像纸板一样硬脆，让每一次呼吸都变成一次小小的折磨。温度计显示零下十八度——如果那支简陋的陆军制式温度计还准确的话。
我是被冻醒的，严格来说，是被身体本能的颤抖唤醒的。蜷缩在车长座位上的姿势让背部肌肉僵硬如铁板，每动一下都伴随着关节的抗议。我看了看表：0507。距离预定启动时间还有二十三分钟。
车内其他成员还在各自的位置上试图睡觉。威廉在驾驶舱，膝盖抵着胸口，裹着所有能找到的布料，但他的睡脸即使在昏暗中也透着不适。埃里希靠在炮手座位，头歪向一侧，年轻的面容在睡梦中依然眉头紧锁。弗兰茨和保罗共享着车体后部那点可怜的空间，像两只要靠彼此体温才能存活的小动物。
我不想叫醒他们。让他们多睡几分钟，哪怕只是几分钟。
我轻轻推开舱盖一条缝。外面的世界是一片死寂的灰蓝。雪停了，但天空依然低沉，仿佛一块巨大的铅板压在头顶。地面上，昨夜的新雪平整得令人不安——没有足迹，没有车辙，仿佛整个世界都冻僵了。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
声音很轻，从东面传来，是那种冰层细微开裂的“噼啪”声，或者是冻土在极端低温下收缩的声音。但多年的战场经验让我警惕起来。我屏住呼吸，仔细聆听。
不是自然的声音。是金属摩擦声，非常轻微，但有节奏。然后是几乎听不见的低语——俄语的音节，被寒风撕碎成碎片。
我立即缩回车内，关闭舱盖。“全员醒来！有情况！”
四双眼睛在几秒内全部睁开，从睡眠到警戒的转换快得惊人。这就是前线生存的本能。
“东面，大约三百米，有动静。”我压低声音，“可能是苏军侦察队。”
威廉已经摸到潜望镜前，调整角度。“看不到……能见度太差。”
“听。”埃里希说，他闭着眼睛，所有注意力集中在听觉上。
我们安静下来。确实，那声音又出现了：靴子踩在压实雪地上的轻微咯吱声，还有金属物件碰撞的轻响——可能是武器，也可能是工具。
“他们在布雷？”弗兰茨猜测，“还是在布置反坦克障碍？”
“不确定。”我小心地再次推开舱盖，只露出眼睛。晨光正在逐渐增强，但雾气也开始从地面升腾。在灰白色的背景中，我看到了几个模糊的影子在移动——不超过五个人，穿着白色伪装服，几乎与雪地融为一体。
“侦察小队，”我判断，“可能是来评估我们的夜间位置和状态。”
“要开火吗？”埃里希的手已经搭在火炮击发装置上。
“不。机枪扫射，警告性射击。我们要保存主炮弹药。”
我操纵车顶机枪，一个短点射，子弹打在那些影子前方五十米的雪地上，溅起一团雪雾。
影子立即趴下，然后快速向后移动，消失在雾气和地形褶皱中。
“他们走了。”威廉报告。
“可能只是暂时退却。全员就位，准备启动。今天有侦察任务。”
启动。这个词在平时如此简单，在零下十八度的清晨却重如千斤。
威廉第一个尝试。他坐进驾驶座，踩下离合器踏板——踏板硬得像石头。他用力踩了三次，才勉强踩到底。
“启动马达。”他说。
保罗切换到启动电路。威廉按下启动按钮。
起初什么声音都没有。然后，启动马达发出一声呻吟般的“呜呜”声，缓慢得令人心焦。转速表指针艰难地爬升，然后停住。
“电池电量不足，”威廉冷静地判断，“寒冷让电池效能减半。”
“二次尝试。”
第二次，启动马达甚至没能转动引擎。只发出一声无力的“咔哒”声，就沉默了。
“电池快没电了。”威廉爬出驾驶舱，“需要外部启动或者手摇启动。”
外部启动意味着需要另一辆坦克或车辆提供电力。但我们的排另外两辆坦克状况更糟——其中一辆昨晚就报告发动机油液冻结。
手摇启动。这个原始得几乎可笑的方案，在1941年冬天的俄罗斯前线，却成了唯一的选择。
“所有人下车。手摇启动。”
我们穿上所有能穿的衣服——秋季制服外套，缴获的苏联毛毯裹在外面，再戴上手套。但这远远不够。当我的靴子踩上地面时，寒冷瞬间穿透鞋底，仿佛直接踏在冰面上。
威廉打开引擎舱盖。柴油发动机暴露在严寒中，金属表面覆盖着霜花。他检查油尺——润滑油已经凝固成半固态的膏状。
“需要预热，”他说，“否则即使启动，也会严重磨损发动机。”
“怎么预热？”
“火。需要小心地在引擎下方生一小堆火。但燃料……”
我们只有少量柴油，那是坦克的血液，一点都不能浪费。但如果不启动坦克，我们就成了固定在雪地中的钢铁棺材。
“用我的启动燃料。”威廉从他的个人物品中取出一个铁皮罐——他一直私藏的少量高度酒精，原本可能用于医疗或最后时刻。
“那是你最后的——”
“总比冻死在这里强。”
我们在发动机下方用石块围出一个小空间，倒入少量酒精，点燃。蓝色的火焰腾起，带来微弱但珍贵的热量。威廉小心地调整火焰位置，让它烘烤油底壳和进气管。
这个过程持续了二十分钟。期间，我们轮流在火边取暖，但火焰太小，只能温暖双手片刻。脚已经冻得失去知觉，手指在手套里僵硬得不听使唤。
“现在尝试手摇启动。”威廉说。
手摇启动柄位于车体右前侧。那是一根沉重的钢杆，需要插入曲轴箱，然后用人力的转动来带动巨大的柴油发动机。
“我来。”弗兰茨说，他体格最强壮。
他握住摇柄，用力转动。第一次，摇柄几乎纹丝不动。他深吸一口气，用尽全力。摇柄艰难地移动了四分之一圈，然后卡住。
“冻结了，”威廉检查后说，“活塞环可能卡在气缸里。”
“加热更久？”
“我们没有更多燃料了。”威廉看着那罐即将耗尽的酒精。
埃里希突然说：“我们可以推车。让坦克移动几米，也许能松动活塞。”
这是个疯狂的想法，但也许有效。五个人，推一辆二十五吨的坦克。
我们在坦克后方站成一排，肩膀抵着冰冷的装甲。威廉在驾驶舱控制方向。
“一、二、三——推！”
我们齐声发力，肌肉绷紧到极限。坦克纹丝不动。履带冻结在地面上，与冻土牢牢粘在一起。
“再来！”
第二次，第三次。到第四次时，我感觉肩膀快要脱臼，肺部像烧着一样疼痛。但坦克移动了——仅仅几厘米，但确实移动了。
“有效果！继续！”
我们推了十分钟，坦克移动了大约半米。每个人都筋疲力尽，呼出的白雾在脸前凝成冰晶。
“现在再试手摇启动。”威廉喘着气说。
这次，弗兰茨转动摇柄时，阻力似乎小了一些。他咬牙坚持，一圈，两圈，三圈……到第十圈时，威廉在驾驶舱里喊道：“有压缩了！继续！”
第十五圈。引擎内部传来一声轻微的“噗嗤”声——燃油喷入气缸的声音。
“准备启动！所有人回到车内！”
我们挣扎着爬回各自的岗位。威廉踩下油门踏板，按下启动按钮。
启动马达再次呻吟，但这次声音更有力。引擎发出几声咳嗽般的爆响，排气管喷出一团黑烟，然后——奇迹般地——持续运转起来。
低沉的轰鸣声在清晨的寒冷空气中回荡，对我们而言，这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
“引擎运转，但怠速不稳，”威廉盯着仪表盘，“油压过低，水温表指针完全不动。”
“让它怠速运转十分钟，预热。”
这十分钟里，我们检查了其他系统。炮塔旋转：液压油太稠，转动缓慢但尚可使用。火炮俯仰：同样困难。电台：电池电量低，只能进行短距离通讯。
最令人担忧的是瞄准镜。埃里希发现瞄准镜内的防冻液出现了微小气泡——低温导致液体收缩，留下了空隙，会影响瞄准精度。
“需要校准，”埃里希说，“但我需要稳定的平台和已知距离的参照物。”
“等天亮些，用远处那棵树作为参照。”我说。
天色渐亮。当我们终于完成所有检查时，已经是上午七点四十分。启动坦克花了我们近两个小时，消耗了宝贵的酒精燃料，以及每个人大量的体力和热量。
“今天还能执行任务吗？”保罗问，他的嘴唇因为寒冷而发紫。
“必须执行。”我说，但内心怀疑。我们每个人都冻得发抖，手指不灵活，反应迟钝。在这样的状态下，面对苏军的防御工事，生存几率会大大降低。
就在这时，营部的命令通过电台传来：“因普遍存在的机械故障和严寒，今日所有进攻行动暂停。各单位进行防御性巡逻和装备维护。”
暂停。这个词在这一刻听起来像赦免。
但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休息。施密特上尉补充命令：“利用停火时间，所有装甲单位必须完成防冻措施：更换冬季润滑油，检查防冻液，确保至少三分之二的车辆处于可随时启动状态。”
这意味着工作，在严寒中的艰苦工作。
我们排的三辆坦克中，只有“莱茵女儿”成功启动。另一辆四号F2的电池完全失效，需要从我们这里借用备用电池——如果我们有的话。第三辆三号坦克的情况更糟：它的变速箱油完全凝固，需要拆卸加热，这在前线条件下几乎不可能完成。
上午，威廉带领我们进行维护。我们从后勤部门领到了少量冬季润滑油——远不够三辆坦克使用。我们决定优先保证“莱茵女儿”，因为它是我们排唯一的长管火炮坦克。
更换润滑油的过程是另一种折磨。金属工具在零下十几度中像冰块一样粘手，拧开油底壳螺栓时，威廉的手指因为长时间暴露而变得苍白僵硬。当黑色的夏季润滑油流出时，它稠得几乎像沥青。
“这种东西在冬天就是毒药，”威廉说，他的声音因为寒冷而发颤，“它会堵塞油路，磨损轴承，最后让整台发动机报废。”
我们灌入冬季润滑油——颜色更浅，质地更稀薄。然后检查冷却系统：防冻液浓度不足，有冻结风险，但我们没有更多的防冻剂可以添加。
“如果发动机过热怎么办？”弗兰茨问。
“那就祈祷吧，”威廉面无表情地说，“祈祷我们在发动机冻结之前先找到暖和的地方。”
中午，我们得到了一顿热食——如果“热”这个词还适用的话。汤在从炊事点送到我们位置的过程中已经半凉，表面的油脂凝结成白色斑点。但至少它是液体，能暂时温暖内脏。
吃饭时，我们围在坦克引擎舱盖旁，利用排气管的余温。埃里希盯着东方——莫斯科的方向。
“你们说，”他轻声问，“苏联人的坦克也会这样吗？在早上启动不了？”
“他们的坦克设计考虑了俄罗斯的冬天，”威廉回答，“t-34有更大的间隙，更适合低温。而且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有更好的后勤。”
“所以不公平。”弗兰茨嘟囔。
“战争什么时候公平过？”威廉反问。
下午，我们进行了瞄准镜校准。埃里希选择了八百米外一棵孤立的桦树作为参照，用火炮进行试射——昂贵的校准方式，但唯一可靠的方法。三发炮弹后，他满意地点头：“现在可以了。误差在半米内。”
代价：消耗三发高爆弹，我们的弹药储备又减少了。
傍晚，气温开始再次下降。天气预报说今夜可能降至零下二十度。我们收到了第二批冬装——每人一件薄棉袄，质量粗糙，但总比没有强。没有手套，没有毛皮靴，没有适合坦克乘员的连体防寒服。
“这是给步兵的，”威廉检查着他的棉袄，“在坦克里没用。一出汗就会结冰，反而更糟。”
但我们还是穿上了。薄薄的棉花提供的心理安慰大于实际保暖效果。
夜幕降临前，我检查了全排状况：一辆坦克完全无法使用，一辆勉强可用，只有“莱茵女儿”处于战备状态。人员方面，三人出现轻度冻伤——包括威廉的右手食指和我的左耳。医疗兵给了我们一点药膏，但警告说如果继续暴露，情况会恶化。
那天夜里，我在冰冷的笔记本上写道：
“1941年11月7日，239高地。今天没有与敌人交火，但我们输掉了一场与自然的战斗。启动坦克花了两个小时，消耗了宝贵资源，几乎耗尽我们的体力。寒冷不再是环境，而是主动的敌人，它让机械失效，让身体僵硬，让意志消磨。我们穿着不合适的冬装，守着半瘫痪的装备，面对一个已经做好冬季战争准备的敌人。莫斯科的灯光在寒夜中仿佛更远了，不是因为距离，而是因为我们越来越难以向它移动。今天唯一的教训是：在俄罗斯的冬天，生存本身就成了战斗。而我们才刚刚进入十一月。”
写完最后一个字，我抬头看向车外。威廉正在用冻伤的手指小心翼翼地点燃最后一支烟。火光短暂照亮他的脸，那张脸上没有抱怨，没有恐惧，只有一种深沉的、听天由命的平静。
我们互相对视一眼，没有言语。在零下二十度的寒夜中，在莫斯科外围的冻土上，在拒绝苏醒的钢铁怪兽体内，有些东西不需要语言。
我们活着。今天，这已经足够了。
至于明天——明天会有新的寒冷，新的故障，新的战斗。但那是明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