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墨拆绷带那天，阳光透过医院的窗户，在床沿织了道金线。左臂的伤疤已经结痂，像条淡红色的蜈蚣，趴在皮肉上，却不再发烫——护士说这是好兆头，说明伤口里的“邪祟”被清干净了。
警察送来的账本复印件就放在床头柜上，边角被她摩挲得发卷。最末页那行“姐，等我回家”的字迹，墨迹洇开了些，像滴没干透的泪。
“陈墨同志，有位老人找你。”护士推门进来，身后跟着个拄着拐杖的老汉，粗布褂子上还沾着矿渣，脸上的皱纹里嵌着洗不净的黑灰。
“是……王伯？”陈墨认出他是弟弟矿上的老矿工，当年矿难后第一个找到她家报信的人，后来就失了踪。
王伯把拐杖往地上一顿，浑浊的眼睛红了：“丫头，我对不住你弟啊！”
他从怀里掏出个铁皮盒，打开，里面是枚锈得只剩轮廓的矿灯，灯芯处缠着根头发，黑亮——是弟弟的。“这是他出事前托我保管的，说里面藏着东西，让我万不得已时交给你。”
陈墨的指尖抚过矿灯的锈迹，忽然想起弟弟总爱拆东西，小时候把家里的收音机拆了装不回去，被爹追着打，还梗着脖子说“里面的零件会说话”。她拧开灯座，果然在灯芯底座摸到个夹层，里面藏着卷用油纸包着的细铁丝，弯弯曲曲地折成几个字：“水泵房，砖缝”。
“水泵房是矿上的老据点。”王伯喘着气说，“当年他们把走私的军火拆成零件，藏在水泵的夹层里，趁暴雨天用排水管运出去。你弟发现时，正被他们堵在水泵房……”
陈墨攥紧那卷铁丝，指节泛白。原来弟弟留下的不只是账本，他早就把最关键的证据藏在了最显眼的地方——那水泵房，矿难后被封了，成了谁也不愿靠近的禁地。
“我带你去。”王伯拄着拐杖站起来，“再不去，那片矿就要被推土机平了，建工厂。”
警车停在废弃的矿洞口时，风卷着沙砾打在车身上，像无数双叩门的手。陈墨跟着王伯往水泵房走，脚下的碎石发出“嘎吱”的声响，惊起几只野鼠，窜进黑暗的矿道深处。
水泵房的铁门早已锈死，王伯用斧头劈了三下才打开。里面弥漫着铁锈和机油的味道，墙角的蛛网蒙着厚厚的灰，只有那台老旧的水泵还立在原地，像尊沉默的石像。
“第三块砖，松动的。”王伯指着水泵旁的墙。
陈墨走过去，指尖敲了敲砖面，果然是空的。她抠下砖块，里面露出个黑窟窿，伸手进去摸，掏出个用油布裹着的东西，沉甸甸的——是本厚厚的名册，上面记着近五年通过矿洞走私的军火数量、买家姓名，甚至还有几笔用红笔标注的“活货”，后面跟着日期，正是那些矿工失踪的日子。
“这些‘活货’……”陈墨的声音发颤。
“是被他们拐来的年轻人，不听话的，就被当成‘添头’卖给买家。”王伯抹了把脸，“你弟就是想救其中一个姑娘，才被他们下了死手。”
名册的最后一页，贴着张泛黄的照片，是个梳着马尾辫的姑娘，笑得眼睛弯弯的。旁边写着行小字：“阿芸，等我带她回家”。
陈墨把名册抱在怀里，像抱着团火。她忽然明白弟弟为什么那么犟，不是为了逞能，是为了那些像阿芸一样被困在黑暗里的人，为了那句“回家”的承诺。
走出水泵房时，夕阳正沉进矿洞的方向，把天空染成血红色。陈墨回头看那片废弃的矿场，仿佛看见弟弟举着矿灯，在黑暗里朝她挥手，灯光虽然微弱，却足以照亮前路。
她把名册交给警察时，指尖还残留着矿灯的锈味。警察说这是关键性证据，能把整个走私网络连根拔起。陈墨没说话，只是摸了摸左臂的伤疤，那里的结痂正在脱落，露出粉嫩的新肉。
或许伤痛永远不会消失，就像这片土地上的疤痕，会永远留在那里。但只要还有人记得，还有人愿意举着灯往前走，那些蚀骨的黑暗，总会被一点点照亮。
王伯说得对，矿场很快就要被推平了，建工厂，盖学校。但陈墨知道，在那些新建筑的地基下，埋着的不只是矿渣和秘密，还有弟弟和无数个像他一样的人，用生命点燃的微光。
这光，够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