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偏安江南的繁苛赋役
永嘉之乱，中原沦陷。西晋宗室司马氏在江南士族的拥戴下，于建康（今南京）重建晋室，史称东晋。彼时，北方大片土地落入异族之手，大量流民如潮水般涌入相对安稳的江南。
东晋政权虽保有半壁江山，却始终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局势——内部士族门阀关系错综复杂，争权夺利；外部胡族政权虎视眈眈，时刻威胁着这偏安一隅的朝廷。
为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支撑庞大的军政开支，东晋政府不得不将财政压力转嫁给百姓，其赋役之繁杂苛刻，税种之多样，远超此前的曹魏与西晋。
曹魏时期的租调制，已奠定“田租”与“户调”并行的基础，且曹操本人强调“不得再摊派其他实物”，以防止豪强转嫁负担。
然而时过境迁，东晋朝廷对自耕农的剥削，首先体现在田租与户调的加重和混乱上。西晋武帝时曾推行“占田制”，规定男女占田亩数及课田数，田租每亩四升，户调按九品混通制缴纳。东晋建立之初，或许曾想沿袭旧制，但现实的财政困境很快使其突破原有界限。
史载东晋田租征收，初期沿用西晋旧制，即每亩四升。但到咸和五年（公元330年），为应对苏峻之乱后的财政危机，改行“度田收租制”，规定“开始丈量百姓田地，收取十分之一，每亩税米三斗”。
这意味着，田租从每亩四升激增至每亩三斗（即三十升），税率高达百分之十，较曹魏时期增长七倍有余！这对于刚刚经历战乱、土地荒芜、生产力低下的江南地区百姓而言，无疑是沉重负担。“度田收租”需准确丈量土地，这又给地方官吏营私舞弊、敲诈勒索的机会，使小民实际负担更重。
然而，度田收租制触动占有大量土地却想方设法隐瞒田亩的世家大族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抵制。因此，到太元二年（公元377年），东晋政府不得不废除度田收租，改行“王公以下口税米三斛，免除服役之人的税赋”。
这实际上从“计亩征税”倒退到“计口征税”的人头税模式。口税米三斛，对普通百姓家庭而言，负担依然不轻，尤其是家中人口多而土地少的贫户，更是苦不堪言。这种不问土地多寡、资产厚薄的征税方式，表面看似简便，实则更增加无地或少地农民的负担，而对拥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的门阀士族更为有利，因为他们可通过庇荫佃客、部曲等方式，逃避国家赋役。
户调方面，东晋亦承袭西晋之制，征收绢、绵等物。但九品混通的办法依然存在，地方官吏与豪强勾结，将大部分赋役负担转嫁给寒门庶族和平民。
除正额户调外，还有各种名目的“调”，如“调麻”“调布”等，会依据地区特产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东晋的赋役负担极为沉重，更体现在除正税之外，接连不断的苛捐杂税和繁重徭役上。
首先是“杂调”繁多。这是东晋赋税制度中最为混乱且扰民的部分。所谓“杂调”，顾名思义，就是正税之外的各类临时性、地方性摊派，种类繁杂，数不胜数。
例如，为了满足皇室和各级官府的需求，有“赀调”，即依据民户财产（赀产）的多少来征收财物；有“塘丁税”，这是江南地区特有的税种，因江南水多，需修建塘堰以防范水旱灾害，故而征收此税，最初是“计亩收税”，后来演变成无论有无土地，但凡居住在塘堰附近的人都需缴纳的税目，甚至出现了“陂塘之税，亩收十钱”的记载；还有为了应对军事需求而征收的“军粮米”“戎杖”“装具”等，不一而足。
这些杂调往往是临时加派，一事一征，却常常演变成经常性的负担，致使百姓“力役无休，征求日重”。
其次是徭役的繁重。东晋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军队调动、运输粮草、修建城池宫室、治理河道等，都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徭役征发十分频繁，服役期限也常常被无限延长。
当时的徭役种类多样，包括“兵役”“力役”（如筑城、修路、运粮）“匠役”（为官府手工业作坊服役）等。按照制度，男子十六岁至六十岁为正丁，需服徭役。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出现“或征发良民，使其沦为奴婢；或有人在道路上号泣，逃亡叛离”的情况。甚至出现了“冤屈滥征之家，免除徭役过多；愁苦穷困之户，役赋负担更重”的现象。
豪强士族之家的依附人口，如佃客、部曲等，往往能够凭借其主人的势力免除徭役，而普通自耕农则成为徭役的主要承担者。繁重的徭役使得农民无法安心耕种，田园荒芜，家破人亡的情况比比皆是。
除了上述主要税种和徭役外，东晋还有各种名目的“附加税”和“摊派”。例如，买卖田宅、奴婢、牛马等，要缴纳“散估”，税率为百分之四，买卖双方各承担一半，类似于后世的交易税。凡是有市籍的商人，要缴纳“市租”。甚至连渔民在江河湖泊捕鱼，也要缴纳“鱼税”。政府还常常以“和市”“和籴”为名，低价强行购买百姓的粮食和物资，名义上是交易，实际上是掠夺。
东晋赋役制度的繁杂苛重与混乱，根源在于其政权结构的脆弱性和士族门阀的强大。朝廷为了维持统治，不得不对士族做出妥协和让步，将赋役负担尽可能地施加在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身上。
这种竭泽而渔的政策，虽然在短期内或许能够缓解财政危机，但却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加剧了阶级矛盾和社会不公。大量自耕农不堪重负，纷纷破产，或沦为士族豪强的佃客、部曲，或弃家逃亡，成为流民。这又进一步 此举导致国家掌控的户口数量减少，财政收入来源枯竭，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相较于曹魏时期曹操推行屯田制时“佃户亦可免除徭役”“田租并不算重”的政策，东晋的赋役无疑是历史的倒退。这种繁重苛刻的赋役，不仅未能使国家走向强盛，反而让东晋王朝在偏安的时光里，始终笼罩着一股腐朽与衰败的气息，最终也为其覆灭埋下了伏笔。
江南地区本就富庶，然而在这种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压榨下，其发展潜力遭到严重束缚，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这一切，都为后来南朝时期的经济变革与社会动荡埋下了深深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