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卑斯山脉的晨雾，总是消散得很慢。乳白色的水汽缠绕着墨绿色的冷杉林，如同一条条柔软的绸带，缓缓流淌过山脊，最终沉积在山谷的底部。杨亮推开木屋的门，带着寒意的清新空气立刻涌了进来，驱散了屋内一夜的沉闷。他深吸一口气，肺叶被这凛冽浸得微微发疼，却也让人头脑格外清醒。
院子里已经有了响动。负责牲口的老汉斯正睡眼惺忪地走向牛棚，几只早起的母鸡在栅栏边刨食，发出细碎的咕咕声。远处的铁匠炉还冷着，但学徒已经在清理炉灰，为弗里茨师傅一天的活计做准备。这片隐匿于群山之中的小小领地，正像一个缓慢苏醒的生命，开始它又一天的循环。
杨亮走到屋檐下，拿起靠在墙边的一把铁锹木柄，习惯性地用手指捋过表面，检查是否有毛刺。他的目光越过低矮的栅栏，望向开垦出的那几片坡地。麦苗已经抽出了一指高，绿茸茸的，在灰褐色的土地和深色山岩映衬下，显得格外脆弱，又格外顽强。这就是他们的根，是他们在陌生时代、陌生土地上安身立命的根本。
关于如何治理一个庞大的王国，他和他父亲杨建国，确实知道不少。那些从故土带来的、被视若珍宝的书卷里，蝇头小楷记录着跨越千年的智慧：如何将散落的人烟编入户册，如何丈量田亩划定疆界，如何制定章程收取赋税，又如何打破豪门壁垒，通过看似公允的考试，将天下英才纳入彀中，为王朝效力。那是一整套严密如机器般的体系，目的就是将辽阔疆土上的万千生民与资源，牢牢凝聚于中央权柄之下。
倘若那位法兰克人的查理曼皇帝能有机会坐在这火塘边，喝上一碗他们用山间野葡萄笨拙酿出的、带着涩味的酒浆，听听这些来自东方的古老智慧，他或许会眼前一亮，许多困扰他的统治难题，或许真能找到一条可行的路径。例如，那套完善的户籍制度，能让君主清晰掌握人口与土地的变动，如同看清自己掌心的纹路；那标准化的税收体系，能最大限度减少中间层级的贪墨与耗损，让钱粮实实在在流入国库；而那开科取士的选拔机制，更是能打破世袭贵族对权力的垄断，源源不断地为中央输送新鲜血液，强化集权。
可惜，这终究只是火塘边闲谈时的假想。那位伟大的皇帝正在遥远的亚琛或某处行宫，为他那个庞大而松散的帝国殚精竭虑，他永远不会知道，在这阿尔卑斯山脉深处人迹罕至的褶皱里，隐藏着两个来自神秘赛里斯的遗民，他们的脑海中装着与这片土地格格不入、却又或许能解他燃眉之急的治国之术。
杨亮和杨建国自然也绝无可能主动跑去向查理曼献策。非亲非故，更未曾受其恩惠。冥冥之中，他们更有一种预感，若是历史那沉重的车轮未曾彻底偏离原有的轨迹，将来他们甚至可能站在彼此的对立面——在这种情形下，将中华先贤千百年积淀的政治智慧轻易相授，无异于资敌，是绝大的愚蠢。
这些宏大的讨论，通常只出现在杨家父子一天劳作之后、对坐休息的片刻。夜幕降临，山谷被巨大的黑暗和寂静笼罩，唯有他们木屋窗口透出一点摇曳的火光。塘火燃烧着干燥的松木，噼啪作响，散发出令人安心的松香味。一陶壶自酿的酒，几碟腌渍的野菜或风干肉，父子俩往往就能低声畅谈至深夜。杨建国年轻，脑子里装着更多书本上的东西，喜好引经据典，分析历朝历代的兴衰成败，从秦朝的严刑峻法谈到唐朝的开放包容；杨亮则年纪更长，经历更多，思考问题更倾向于结合脚下的现实，常常泼冷水：“书上说的固然有理，但此地非中土，人非汉唐之民，耕种、习俗、乃至所思所想皆迥异，生搬硬套必然水土不服，需得寻求变通之道。”
这般对话若是被偶然闯入的外人听去，必定会认为这父子二人是失心疯了在吹破天的牛皮——不过是一个管理着五十来人、躲在深山老林里的小小庄园主和他的儿子，竟敢如同国之重臣般，煞有介事地议论查理曼大帝的治国方略？这个庄园规模虽在缓慢扩大（几位孕妇即将为庄园增添新丁，总人口眼看要突破五十），但在广袤的欧陆大地上，类似规模的庄园可谓多如牛毛。从任何角度来看，他们都不过是这乱世之中竭力求存的小人物，谈论帝国层级的治理智慧，确实显得些荒唐可笑，不自量力。
然而，这种旁人眼中的“不自量力”，恰恰体现了知识穿越时空所带来的巨大优势。杨家人内心深处明白，真正的治国智慧并不在乎统治疆域的辽阔与否，而在于制度本身是否内蕴科学之理，是否具有绵长的可持续性。他们虽然困守于阿尔卑斯山中这偏安一隅，精神上却拥有着超越时代的历史视野和文明积淀，这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也是他们最大的秘密。
尽管杨亮和杨建国深知，他们所秉承的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政治智慧与治理经验——这些知识若能被查理曼所知，或许真能助他打破许多统治困境——但眼下，他们更为关注的并非远方帝国的宏大战略，而是近在眼前、愈发清晰的现实威胁：苏黎世教区的设立与那即将如影随形而来的税收清点。
初夏的山谷，草木丰茂，生机勃勃。溪水因为融雪而变得丰沛湍急，轰鸣着从山谷深处奔流而下。田里的作物长势喜人，铁匠铺里的锤击声日夜不息，新来的流民在老人的指导下，学习着如何用东方式的方法侍弄土地、修缮工具。一切都显得忙碌而充满希望。
但这份宁静，被乔治商队那熟悉而又总是略显急促的马铃声打破了。这一天，乔治的队伍看起来比往常更加疲惫，拉车的马匹皮毛湿漉，沾满泥点，嘴边挂着白沫。乔治本人从领头的骡子背上跳下来时，几乎踉跄了一下，他风尘仆仆，脸上带着难以掩饰的倦容和一丝凝重。
他甚至顾不上像往常一样先开几句玩笑，或者询问这次又有什么新奇的货物，而是径直走向迎出来的杨亮，压低了声音：“杨先生，消息不好。”
他接过杨建国递来的一碗清水，咕咚咕咚一饮而尽，然后用粗糙的手背抹了抹嘴，喘息着说道：“苏黎世那边，新主教已经上任了，名叫格里高利，是个动作很快的人。他派出的税吏已经到了沙夫豪森，正式宣布要开始清点人口与土地，为征收今年的税赋做准备了。”
虽然这个消息早在预料之中，但经过乔治之口确认，仍然像一块冰冷的石头投入院中，让周围忙碌的气氛瞬间凝滞。几个正在附近干活的农户停下了手中的活计，担忧地望过来。从苏黎世到沙夫豪森，传递这道命令就花了近两个月，这本身就已赤裸裸地展现出这个时代行政效率的低下的惊人、以及交通的极度不便。
然而，真正让杨亮心底一沉的是更深层的忧虑：这位新上任、急于展现能力的格里高利主教，他的野心和手会伸多长？他会不会不满足于沙夫豪森这样的交通要点，进一步将触角扩散开来，派出更多人手，像梳子一样梳理阿尔卑斯山麓的各个隐蔽山谷，搜寻像他们这样刻意隐藏起来的定居点，最终强行将他们纳入教区的税收体系，夺走他们辛苦积攒的微薄粮食和物资？
乔治是个精明的商人，察言观色是他的本能。他看着杨亮愈发深锁的眉头，大致猜到了他的担心。他摇了摇头，语气变得更加实际，带着一种底层商人对官府行事规则的洞悉：“照常理看，他应当不会。至少眼下不会。”
他伸手指点着周围层峦叠嶂、云雾缭绕的山峰：“往这种鸟不拉屎的山沟沟里全面铺开人手清点，成本实在太高了，高到难以想象。首先，那位主教老爷手下有没有那么多可靠的人手就是个大问题。就算他勉强派得出，这些人愿不愿意进山？进了山能不能找到路？找到地方后能不能准确评估产出？会不会被野狼叼了去，或者摔下悬崖？更别提……”他压低了声音，几乎是耳语般，“……这山里可不止有野兽，听说还有不少不服管束、逃税避役的硬点子，甚至可能藏着北方来的溃兵。税吏这活计，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
他进一步解释道，征税从来都不是无代价的，这笔“执行成本”高昂得惊人。即便是在法兰克帝国核心区域的富饶平原，税收征收也同样困难重重：税吏需要支付薪酬，丈量土地需要懂行的专业人员（这类人极少且贵），运输和保管征收来的实物税款或银钱需要武装护卫，而更普遍的是，下面的人会想尽一切办法隐瞒田产、少报人口，层层欺瞒。正因为如此，后来法兰克以及更后来的法国君主们，才往往选择将征税权“承包”出去。
“就是包税人，”乔治用最直白的话解释道，“由他们先预付一笔固定的款项给王室或领主，买下在某个地区征税的权利。接下来，他们能从这片地方榨出多少油水，那就全看他们自己的本事和手段了，多出来的全归他们自己。所以这些包税人，一个个都比饿狼还狠。”
“在咱们这种穷山恶水，”乔治叹了口气，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介于庆幸和无奈之间的神情，“征税的难度和成本更要翻上好几倍。除非他们确切地知道某个山谷里藏着一个富矿，或者像传说中那样有流亡贵族藏着金币，否则，通常不会有哪个包税人愿意费这个老鼻子劲，来啃我们这块没什么油水的硬骨头。划不来。”
听了乔治这番基于现实利益的分析，杨亮和旁边静听的杨建国交换了一个眼神，心下稍安。乔治的话有理有据，符合他对这个时代官僚体系和人性贪婪的认知。但他们并未因此完全放松警惕。他们深知，暂时的安全并不意味着永远的安全。即便主教和包税人眼下因为成本收益考量而无暇顾及此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教区统治的日益巩固，他们的控制欲望和触角终有一天会延伸到这里。为此，他们必须争分夺秒，进一步加快自给自足能力的建设，同时将隐蔽工作做得更加完善。
杨亮的思绪尤其停留在乔治提到的“包税人”制度上。这把双刃剑的特性让他陷入深思。一方面，它确实极大地降低了领主直接征税的管理成本和风险，仿佛一劳永逸；但另一方面，它无异于将国家权力核心的税收权力短期出租给了私人。这些包税人为了最大化利润，收回预付的成本并赚取暴利，其征收手段必然会变得极端苛刻甚至残酷，这无异于杀鸡取卵，极易激化社会矛盾，点燃叛乱的烽火。历史上的无数民变，其直接导火索往往就是这类酷吏的暴行。
这场关于税收的深入讨论，让杨亮更深刻地认识到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内在的脆弱性。缺乏深入基层的有效治理网络和精细的财政管理体系，使得即便是查理曼这样强大的军事领袖，其帝国也如同建立在沙滩上的堡垒，难以经受长久的风雨侵蚀。相比之下，远在东方的中华帝国，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户籍制度和税收体系，成为帝国绵延数千年的重要制度支柱之一。
在杨亮和杨建国这两位深受中华中央集权传统影响的人看来，将国家税收权力“承包”给私人的做法，简直是不可理喻的荒唐之举。税收，乃国家权力最核心的体现，是维持官僚体系、军队运转的生命线，岂能如同商品一样出租、转包？这无异于自毁长城，主动放弃中央权威的根基。然而，当他们冷静下来，置身于中世纪欧洲这片具体的现实土壤中，他们也不得不带着一丝苦涩承认，在这种基层治理体系几乎瘫痪、交通极度不便、信息闭塞如同黑暗森林的条件下，除了这种粗糙的、充满弊端的包税制，上位者似乎也确实很难找到更有效率的选择。
如果一个中央政府连一支忠诚可靠、训练有素的基本税吏队伍都无法有效组建、管理和监督，那么所谓的“税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纸空文，是地图上虚妄的线条。与其守着这虚幻的权力颗粒无收，不如将其承包给那些有动机、也有足够残酷手段去压榨出油水的私人。尽管这意味着必须容忍中间层的疯狂盘剥和整体效率的低下，但至少能确保一部分财政收入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库。这种看似荒谬、妥协退让的制度，实际上是在极端落后条件下的一种无奈之举，也是一种扭曲的、基于现实计算的务实策略。想通了这一点，杨亮心中那份来自文明高地的优越感稍稍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历史复杂性的更深理解。
便在这样不断的思考、讨论和未雨绸缪中，杨家庄园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随着乔治这次带来的几户拖家带口、面黄肌瘦的流民家庭被接纳安置，庄园的总人口正式突破了五十大关，达到了五十五人。这个数字对于来自现代的杨亮而言，或许只是一个班级的人数，微不足道，但在公元八世纪末的中欧山区，这已经算得上是一个相当可观、具有相当自保能力的聚居点了。
更令人欣慰的是，这些新加入的成员，无论是来自溃散的部落、逃离庄园的农奴，还是躲避战乱的自由民，都能以惊人的速度融入庄园那独特的生产和生活体系。这不仅得益于庄园相对公平的分配原则和有效的组织，更得益于那套日益成熟、带有鲜明杨家印记的文化氛围和管理制度。新来者很快发现，这里虽然劳作辛苦，规矩严明，但至少能吃得饱饭，不受任意欺凌，孩子还能学到神奇的文字和知识，这在外部世界是难以想象的。
人口的增长固然带来了管理上的新挑战——需要分配更多的土地、建造更多的屋舍、协调更复杂的人际关系——但更凸显了杨家庄园独特经济模式的巨大成功。他们的产品——无论是弗里茨铁匠铺出产的、比市面常见货色更坚韧耐用的铁制工具和武器，还是用山谷中特殊植物熬制的、色彩鲜艳不易褪色的独特染料，抑或是杨亮父子凭借模糊记忆反复试验酿造出的、清澈猛烈如火焰般的蒸馏烈酒——在乔治所能触及的各处集市和领地间，都拥有着极其抢手的口碑和竞争力。
以至于乔治经常为寻找足够价值、且庄园需要的交换物资而发愁，反倒是庄园方面，几乎从不需要为自己的产品找不到销路而担忧。当金银货币或珍贵矿石等硬通货不足时，乔治往往不得不用大量的小麦、食盐、布匹乃至牲口来填补交易差额。这种以物易物为主的方式，恰恰从侧面印证了庄园经济体系对外部的强大吸引力和自身产出的高价值。
更让杨亮感到满意的，是流民融入的速度和质量。平均每两三个月吸纳一两户新人的节奏，既不会对庄园现有的资源分配和社会结构造成过大的瞬间冲击，又能保持人口的稳定增长和劳动力的持续补充。每一个新家庭加入时，前一个家庭通常已经完全适应了庄园的节奏，成为了“老人”，甚至可以反过来指导和帮助新来者。这种循序渐渐、如同涟漪般扩散的融合方式，极大地保障了社区内部的稳定性和凝聚力。
在文化整合方面，杨家庄园更是取得了堪称奇迹的成效。如今，即便是最早收留的那批本地日耳曼裔居民，日常的交流也完全使用带着某种口音、但足够流利的中文。书写记录、计算账目、乃至晚间休息时讲述的故事和娱乐活动，都日益呈现出鲜明的东方特色。孩子们的教育更是杨建国狠抓从未松懈的领域，这些在山谷里长大的孩子，学习的不仅是方块字的读写，更是一整套源自东方的价值观念、伦理秩序和思维方式。这种文化上的高度统一性和认同感，远比坚固的木栅栏和锋利的武器更为重要，它为庄园的长期生存和发展奠定了最为坚实的思想基础。
除了顺利地将新来的流民吸纳进庄园集体之外，杨亮和杨建国最为重视、投入精力最多的，便是军事训练。这几乎成了一项雷打不动的日常功课。即便经过一整天繁重的田间劳作或作坊里的辛苦挥汗，晚饭后，也常常能看到杨亮召集起庄园里所有青壮年男子，甚至包括一些身体强健的妇女，在火把和月光照亮的空地上进行格斗操练、队形变换和弓箭射击。训练的强度很大，要求极严，常常令这些劳累了一天的农夫工匠们疲惫不堪，背后抱怨叹息之声时有耳闻。
终于，有人忍不住直接向杨亮提出了异议。那是个身材魁梧的铁匠学徒，他擦着额头的汗，语气带着不解和不满：“杨先生，咱们藏得这么隐蔽，这山谷入口狭窄，栅栏和望楼也越修越牢固，就算真有几个不开眼的散兵游勇或者迷路的匪徒摸过来，凭借现在的工事，咱们也足够应付了。何必每晚还要这样往死里操练？大伙白天干活已经累得够呛了。”
更有人私下里低声议论，话语中带着对那种神秘力量的敬畏与依赖：既然杨亮先生和弗里茨师傅已经偷偷造出了那批被称为“赛里斯魔鬼武器”的东西——那几尊沉甸甸的铜火炮和一筐筐黑沉沉的铁壳手雷，试爆时那地动山摇、碎石横飞、声如霹雳的可怕场景，所有人都见识过——有如此威力惊人的神器守护，何必还要我们苦哈哈地练习这些长矛弓箭，练得浑身酸痛？
然而，杨亮在训练这件事上从未有过半分动摇和妥协。他坚持每晚亲自督操，一丝不苟地纠正每一个人的动作，反复示范长矛突刺的最佳发力姿势、盾牌格挡时最有效的防御角度，甚至将一些关键的战术动作编成简单易记的口诀，让大家在练习时念叨，形成肌肉记忆。杨建国则更多负责思想上的疏导和动员工作，他经常在训练的间隙，对围坐在一起休息的众人谈话，语气平静却充满力量：
“我知道大家很累，觉得我们有工事，有地利，很安全。这些都没错。但是，伙计们，你们要想明白，一旦真正的危机来临，敌人不会等我们睡足了觉、准备万全了才来敲门。到那时，决定生死的，不仅是坚固的栅栏和厉害的火器，更是我们自己的纪律、彼此间的默契，以及手里家伙式运用的熟练程度。没有这些，再好的武器，也可能因为慌乱而打不响、扔不准，到时候，谁来救我们？”
他尤其强调火药武器的双面性：“火炮和手雷威力固然巨大，但它们的限制也多得很：下雨受潮怎么办？大风天点不着火绳怎么办？我们储备的火药和铁壳有限，打一点少一点，制造起来又极慢极危险。而且，一旦敌人冲到眼前，陷入贴身混战，这些大家伙根本派不上用场，难道那时就束手待毙吗？唯有将冷兵器的扎实功夫和火器的突然威力结合起来，正面顶住，出奇制胜，这才是我们在这乱世中长久保命的根本之道。”
就这样，尽管怨声时有，艰苦的军事训练却从未中断过一日。杨亮甚至将青壮年编为三个固定的队列，轮流担任假想敌进行对抗演练，并引入了简单的旗语和鼓点声作为指挥信号，逐步强化队伍的临场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他还从那本被翻得卷了边的《军地两用人才之友》中，小心翼翼地摘抄出关于游击战术、阻击阵地设置和侧翼迂回包抄的章节，结合山谷的实际地形，组织大家进行模拟演练，让每一个人都清楚自己在不同情况下的位置和任务。
时间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劳作、学习、训练和警惕中悄然流逝。山谷里的树叶渐渐染上了秋的黄色和红色，地里的庄稼也到了收获的时节。人们将沉甸甸的麦穗和豆荚收获入库，腌制过冬的肉食蔬菜，修补房屋，储备柴火，空气中弥漫着忙碌而略带丰收喜悦的气氛。刚刚过去的一场秋雨，带来了寒意，也让泥土的道路变得有些泥泞。
就在人们刚刚将最后一捆麦子运进谷仓，准备稍稍喘口气的时候，庄园入口处的望楼突然传来了急促的铜铃声——这是有外人接近的信号。没过多久，熟悉的马蹄声和车轮碾过泥泞的声音再次响起，乔治的商队去而复返，这一次的速度显得格外匆忙和慌乱。
乔治几乎是从还在奔跑的马背上滚下来的，脸色煞白，浑身沾满泥点，也顾不上平日的礼节，气喘吁吁地直接冲到闻讯赶来的杨亮面前，声音因为急促和恐惧而变得尖锐嘶哑：
“杨……杨先生！不好了！北……北边来的那些诺斯人，维京海盗！他们又来了！这次……这次完全不同！”
他猛地咽了口唾沫，胸腔剧烈起伏着，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但眼中的惊恐却无法掩饰：“他们人马多得吓人！不像往年那样抢了河边的村子就走！他们……他们乘着长船，沿着莱茵河支流已经深入内陆了，洗劫了沿河好几个大村子！现在正朝着沙夫豪森的方向推进！”
周围听到这话的人，瞬间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脸上血色褪尽，空气仿佛凝固了。乔治的声音因为极度的紧张而颤抖着，他加重了语气，说出了最令人恐惧的消息：
“他们……他们抢完之后，甚至没有立刻离开！他们在河边占据了有利地形，开始伐木筑墙，修建临时的据点和码头！看那架势，根本不像来抢劫的，倒像是……倒像是要长期驻扎下来，彻底控制住那段水道！”
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了整个庄园院子，只有火把燃烧的噼啪声和乔治粗重急促的喘息声异常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