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宣讲，如春风化雨，润泽着社会的肌体。
而经济的血脉，则需更加直接和有力的手段来疏通、净化。
绍兴三十六年的春夏之交，一场关乎国计民生根本的金融风暴，在帝国范围内悄然掀起，其核心便是——整顿币制，统一钱法。
“钱荒”与“钱滥”的怪圈，如同跗骨之蛆，困扰南宋经济多年。
一方面，由于铜料短缺、铸钱成本高昂、以及铜钱外流（流向金、夏、日本、南洋）严重，市面上“钱贵物贱”，通货紧缩，民间交易、官府税收、军费开支均感不便，此谓“钱荒”。
另一方面，由于铸造标准不一、私铸猖獗、劣钱充斥，又导致“钱贱物贵”，通货膨胀，百姓手中的钱不断贬值，此谓“钱滥”。
二者并存，矛盾交织，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侵蚀了朝廷信用，也给了豪商巨贾、贪官污吏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的可乘之机。
问题的核心，在于货币本身的混乱。市面上流通的铜钱，五花八门：
官铸“绍兴元宝”、“绍兴通宝”：成色足，分量准，信誉最好，但数量不足，且往往被囤积或熔铸为器。
前朝旧钱：如北宋的“太平通宝”、“熙宁元宝”、“崇宁重宝”等，虽可流通，但磨损严重，轻重不一。
“夹锡钱”：为应对“钱荒”，北宋末及南宋初年铸造的掺入大量铅锡的劣质钱，色泽灰暗，质地酥脆，民间拒收或大幅折价。
私铸钱：民间盗铸的铜钱，成色更低，重量更轻，掺假更多，形制粗糙，是扰乱市场的主因。
“短陌”现象：约定俗成，每贯（一千文）钱实际只支付七百七十文甚至更少，但计价仍按一贯，加剧了混乱。
“会子”（纸币）信誉不稳：虽大力推行，但发行量、准备金、兑换机制等问题，使其价值波动，百姓信心不足，尤其是在偏远地区。
此外，四川等地流通的“铁钱”，与铜钱的比价复杂，跨区交易极为不便。
金、银虽也使用，但主要用于大宗交易和贮藏，日常小额支付仍是铜钱为主。
这种混乱的币制，如同患了“血脉淤塞兼中毒”的恶疾。
商贾交易，需随身携带戥子称量钱重，辨识成色，效率低下，纠纷不断。百姓辛苦所得，可能因收到劣钱或“短陌”而无形中损失大半。
国库收税，也因钱币混乱而折损。统一币制，整顿金融，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赵构与宰执们对此早有共识。
经过长时间酝酿，一项雷厉风行、又考虑周全的“币制改革”方案，于绍兴三十六年四月正式颁行天下。
其核心是：“收劣钱，铸新币，定比价，严私铸，稳会子。”
第一步，也是最具冲击力的一步：“收兑天下恶钱”。
朝廷明发诏令：以三个月为限，民间持有的“夹锡钱”、“前代恶钱”（特指某些劣质旧钱）、以及形制粗劣、重量严重不足的私铸钱，必须限期至各地“钱监”（铸钱局）或指定官仓、官铺，按官府公布的极低比例（如三折、五折）兑换成新铸的标准“绍兴通宝”铜钱，或等值的“会子”。
限期一过，凡市面再流通、贮藏此类恶钱者，一经查获，钱没官，人杖一百，流二千里！举报者赏。
同时，严禁铜钱出境，违者以资敌论处。
为应对可能的挤兑和恐慌，朝廷提前准备了大量新钱和会子，并严令各州县长官亲自主持，确保兑换有序，不得克扣、拖延。
诏令一出，天下震动。市井哗然，人心惶惶。
持有大量劣钱的中小商人、平民百姓忧心忡忡，担心财富缩水。
而囤积良钱、操纵市场的豪商巨贾，以及靠私铸牟利的亡命之徒，则如丧考妣，暗中串联，试图抵制，甚至散布谣言，哄抬物价，扰乱市场。
临安，御街，大宋皇家银行门前，排起了长龙。
百姓们攥着大把颜色发灰、字迹模糊的“夹锡钱”或轻薄如纸的私铸钱，焦急地等待兑换。
钱庄伙计和户部派来的官吏忙得脚不沾地，验钱、称重、登记、发放新钱或会子。
不时有争执声响起：“我这钱怎就是恶钱了？你看这字迹……”
“对不住，老丈，您看这色泽、这重量，绝对超了‘恶钱式’（官府颁布的劣钱样本）的限，只能按五折算。”
“天杀的！这岂不是抢钱？”
但看到旁边按刀肃立的巡街军士，以及墙上贴着的盖有户部大印的告示，多数人最终还是骂骂咧咧地接受了。
毕竟，总比烂在手里，或者被查没收官强。
也有聪明人，早在风声传出时，就悄悄将劣钱掺杂在好钱中，试图“浑水摸鱼”用出去，或者熔铸成铜器。
对此，官府早有防备。市舶司、各关津要道严查铜钱出境；各级巡检司、厢兵加强巡查，打击私铸窝点；皇城司的探子混迹市井，监听舆情，抓捕散播谣言、囤积居奇者。
一时间，因“坏法钱”而下狱、抄没者，不在少数，起到了强大的震慑作用。
第二步，紧随其后：“开炉鼓铸，颁行新钱”。
朝廷在江州（九江）、饶州（鄱阳）、池州等铜矿产地及临安、建康等要地，增开“永通”、“丰泉”等官炉，采用改进的铜铅锡配比和更严格的铸造工艺，大规模铸造全新的“绍兴通宝”小平钱、折二钱。
新钱铜质精良，钱文清晰，轮廓分明，重量、成色高度统一，并刻有明确的铸造年份和监造官标识，便于追溯。
朝廷严令，新钱通行全国，任何交易不得拒收，且严格“足陌”（每贯一千文足数支付），逐步取代旧钱、铁钱（在非四川地区）的流通地位。
同时，规范“会子”发行，设立“会子务”专管，严格控制发行量，保证铜钱兑付能力，并允许以新钱、金银兑换会子，增强其信誉。
第三步，配套措施：“打击私铸，严惩奸商”。
颁布《私铸钱法》，量刑极重。凡私铸铜钱者，不论主从、数量，皆处死，家产抄没，家人流放。
提供场地、工具、原料者同罪。
知情不报者连坐。鼓励告发，赏格丰厚。
对于趁机哄抬物价、囤积居奇、阻挠新钱流通的奸商巨贾，一经查实，严惩不贷，轻则罚没家产，重则流放充军。
同时，朝廷利用市舶司、榷场等渠道，有限度地进口铜料，并鼓励民间探矿、报矿。
改革之初，阵痛剧烈。
民间财富在兑换中事实上的“缩水”，引发了不少怨言；一些地区因新钱投放不足，出现了短暂的交易困难；豪强奸商的反弹暗流涌动。
但朝廷意志坚定，措施果断，加上新钱本身质量过硬，逐渐赢得了市场的信任。
几个月后，效果开始显现。
市面上劣钱、恶钱迅速减少，交易时不再需要反复验看、称量，效率提高，纠纷减少。
新钱信誉建立后，囤积良钱的现象得到遏制，部分窖藏铜钱开始回流市场，缓解了“钱荒”。
物价在短暂波动后渐趋稳定。
“会子”因有充足新钱和金银支撑，信用提升，使用范围扩大，尤其在跨区域大宗交易中更为便利。
统一的币制，如同给帝国经济打通了任督二脉，货物流通更加顺畅，朝廷税收也因币值稳定而得到保障，为应对未来巨大的军费开支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
当然，币制改革远未彻底完成。
四川铁钱问题、铜料短缺的根本矛盾、会子的长期超发风险等，依然存在。
但第一步已经迈出，并且是坚定而有力的一步。
当临安的市民逐渐习惯使用崭新、规整的“绍兴通宝”进行日常买卖时，当远方的商队携带轻便的会子而非沉重的铜钱穿梭于南北时，一种新的经济秩序正在形成。
这秩序，内可安民富国，外可支撑强军，是帝国应对那即将到来的、最严酷考验的又一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