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榜画卷流转，将万朝时空的视线牢牢锁定在那位八岁登基的幼主身上。
浩渺之音并未急于颂扬其日后“千古一帝”的伟业，而是以冷静而深邃的笔触，细致勾勒出爱新觉罗·玄烨从登基到亲政这八年间的真实图景。
这段岁月，远非后世想象中圣主天生英明、一帆风顺的序曲，而是一个在权臣阴影、宫廷暗斗与帝国隐忧中艰难成长，充满了妥协、隐忍、学习乃至危机的蛰伏期。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九（1661年2月7日），紫禁城太和殿。
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着悲戚与不安。在先帝顺治驾崩的哀痛尚未散去之际，年仅八岁的玄烨身着不合身的龙袍，在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引导下，履行着繁缛的登基大典。
那“康熙”的年号，寄托着“万民康宁，天下熙盛”的宏大愿景，但压在稚嫩肩头的，却是一个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庞大帝国。
南方，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势力盘踞数省，形同独立王国，岁耗天下财赋之半；东南沿海，郑成功虽已于前年收复台湾，但其继承者郑经仍奉明正朔，与清廷对峙；西南，南明永历政权虽已流亡缅甸，余波未息；西北，蒙古准噶尔部在雄主噶尔丹的带领下开始崛起，觊觎漠南；东北，沙俄哥萨克侵入黑龙江流域，筑城雅克萨，威胁龙兴之地。
内部，满汉矛盾深刻，民生凋敝，财政拮据，顺治朝留下的并非一个稳固的基业。
而最直接的威胁，则来自顺治遗诏指定的四位辅政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
辅政之初，四大臣尚能遵循誓言，“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且“不私亲戚，不计怨仇”。
他们鉴于顺治朝前期睿亲王多尔衮专权的教训，以及后期宦官吴良辅的弊政，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废撤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以满洲近臣管理宫廷事务，试图巩固满洲贵族的集体统治，确保皇权（尽管是幼主）的稳定。
然而，权力的平衡极其脆弱。
四人中，索尼虽位望最高，但年老多病，渐趋保守；遏必隆性情庸懦，常首鼠两端；苏克萨哈因原属多尔衮麾下，后反戈一击，根基不固，且与鳌拜素有嫌隙；唯有鳌拜，凭借其“巴图鲁”勇名，军功赫赫，且广植党羽，势力迅速膨胀，专权跋扈之态日益显露。
年幼的康熙帝，早期的主要生活是在繁重的学业中度过的。
孝庄太皇太后深知教养之功关乎国本，为他精心挑选了师傅，教授满、汉、蒙文与儒家经典。
康熙天资聪颖，学习极为刻苦，“日所读书，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五更即起诵读，日暮之后仍复习功课，以致劳咳吐血亦不稍懈。
这种近乎严苛的教育，不仅为他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更磨砺了他的意志。
然而，在这勤奋学习的背后，是宫廷中日益紧张的权力氛围。
鳌拜常常无视君臣礼节，在御前“施威震众，高声喝问”，甚至对康熙亲自选定的翰林院官员横加指责，任意罢黜。
更令康熙与孝庄感到警惕的是，鳌拜开始大肆结党营私，打击异己。
他罗织罪名，冤杀内大臣费扬古及其子，籍没家产，仅因其子倭赫在康熙御前当值时的些许“不敬”；他强行圈换土地，在直隶、山东、河南等地推行“镶黄旗与正白旗换地”政策，虽有其历史缘由，但过程专横，不顾民生，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三人因上疏反对，竟被鳌拜矫旨处以绞刑，家产籍没。
这些事件，赤裸裸地展示了鳌拜藐视皇权、把持朝政的野心。
面对这些，少年康熙表现出超乎年龄的克制与隐忍。
他深知时机未到，羽翼未丰，往往“默然不应”，或仅以温言劝慰，甚至在鳌拜处死苏纳海等人后，还不得不违心地予以认可。
这种隐忍，并非怯懦，而是基于对局势清醒认识的战略蛰伏。
他暗中观察，学习政务，在孝庄太皇太后的指点下，逐渐领悟权力运作的法则。
康熙五年（1666年），一件关乎帝国未来走向的大事发生——康熙大婚。
在孝庄的主持下，四大辅政大臣之首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被册立为皇后。
这桩婚姻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旨在借助索尼及其家族的力量，平衡日益坐大的鳌拜集团。
果然，大婚之后，康熙对索尼及其子索额图更加倚重。
然而，权力的天平并未因此迅速扭转。
康熙六年（1667年）三月，辅政大臣索尼在病榻上疏，奏请康熙帝遵循顺治十四岁亲政的先例，择吉亲政。
此举无疑是对鳌拜擅权的间接反击。是年七月，康熙帝御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诏告天下。
然而，亲政并非权力的自然交接。
鳌拜集团依然把持着批红大权与部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主导权，许多政令仍需经过他们，亲政在很大程度上徒具形式。
更为激烈的冲突随即爆发。
苏克萨哈深知自身处境危险，在康熙亲政后不久，上疏请求“往守先皇帝陵寝，俾如线余息，得以生全”，意图急流勇退，保全性命。
这本是以退为进之策，意在迫使同样身为辅臣的鳌拜、遏必隆一并辞职，还政于帝。
然而，这触动了鳌拜最敏感的神经。
鳌拜与其党羽大学士班布尔善等罗织苏克萨哈“怀抱奸诈”、“存蓄异心”等二十四条大罪，奏请将苏克萨哈及其子孙、兄弟、族人，无论已否成年，皆凌迟处死。
康熙帝深知此为冤狱，“坚不允所请”。
但鳌拜“攘臂上前，强奏累日”，气势汹汹，最终迫使年轻的皇帝做出了痛苦的妥协。
苏克萨哈被处以绞刑，其子孙等俱斩，家产籍没，族人亦遭牵连。
这是康熙亲政初期遭遇的最沉重打击，他亲眼目睹了辅政大臣的残酷内斗和鳌拜的嚣张气焰，也更加坚定了清除权臣的决心。
苏克萨哈之死，标志着康熙与鳌拜的矛盾已公开化、白热化。
鳌拜更加肆无忌惮，其党羽遍布内外， “一切政事，先于私家议定，然后施行”，甚至有人窥探康熙起居，形同监视。
此时的康熙，表面上对鳌拜更加优容，晋其为太师，其子那摩佛获殊荣，以麻痹其心。
暗地里，一场精心策划的夺权行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他不再依赖原有的满洲权贵体系，而是另辟蹊径，挑选了一批与其年龄相仿、忠诚可靠的满洲上三旗子弟，如索额图、明珠以及佟国维、佟国纲等外戚家族的年轻成员，以在宫中陪伴“扑击之戏”（摔跤）为名，组织起一支只听命于自己的亲信卫队——善扑营。
这些少年侍卫在宫中终日演练布库（摔跤），看似嬉戏，实则为擒拿鳌拜做着最后的准备。
同时，康熙暗中部署，以各种名义将鳌拜的亲信党羽如兵部尚书噶褚哈、工部尚书济世等陆续派往外地，以削弱其朝中羽翼。
他对鳌拜可能掌握的军事力量也进行了周密考量，确保行动时京畿驻军不致生变。
这一切准备，都在鳌拜的眼皮底下进行，因其见康熙年纪尚轻，终日与一群少年嬉戏，愈发轻视，未加防备。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时机成熟。
康熙帝先在宫中单独召见鳌拜。
鳌拜一如往常，坦然入宫。
当其步入武英殿，康熙厉声斥责其结党专权、欺君枉法之罪。
鳌拜尚自倔强，康熙便命早已埋伏好的善扑营少年侍卫一拥而上。
鳌拜虽为沙场宿将，猝不及防之下，终被这群训练有素的少年擒获。
康熙当即下令，命议政王大臣等严勘鳌拜及其党羽之罪。
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定鳌拜大罪三十条，请族诛。
康熙帝考虑到鳌拜往昔战功及其在满洲旧臣中的影响，加之其并无明显的篡逆实据（如调动军队等），展现了政治上的成熟与宽仁，最终裁定：革职，籍没，拘禁，其子那摩佛亦免死拘禁。
其党羽主要人物如班布尔善、济世、噶褚哈等则被处死。
一场看似铁板一块的权臣集团，在少年皇帝精心策划的雷霆一击下，顷刻瓦解。
至此，时年十六岁的康熙帝才真正将最高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结束了长达八年的辅政时期。
天榜画卷清晰展现了这八年的复杂性：它既是康熙在政治风浪中学习、观察、隐忍、成长的八年，也是权臣跋扈、政治冤狱、制度弊端暴露的八年。
康熙的早期教育塑造了他的学识与品格，宫廷的险恶环境磨砺了他的心性与权谋，而最终智擒鳌拜，则初步展现了他果决、周密、善于用人且懂得把握时机的政治手腕。
然而，这段经历也必然在他心中留下了对权臣、对结党、对满洲内部矛盾的深刻警醒，对其日后施政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除鳌拜，只是他漫长帝王生涯的第一个挑战。
摆在这位年轻君主面前的，是依然严峻的帝国局势：三藩、台湾、准噶尔、沙俄......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万朝时空的观者们，目睹这少年天子于深宫之中运筹帷幄、一击制胜的胆略与智慧，无不为之心折，亦更加期待他亲掌权柄后，将如何挥洒其雄才大略，开启那被后世传颂的“康熙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