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之战”后，匈奴稍稍消停了一年多时间，期间只循例骚扰了代郡、雁门、定襄，大多数时候都没叩开关门就走了，最严重的两次也仅对边郡造成千人左右的人口损失。大爷镇守的右北平在元朔三年后更在大爷任上再没看见匈奴人的影子。
以司马迁为首的文官宣传是“飞将军”的威名震慑住了匈奴新单于“伊稚邪”。其实，右北平变得太平除了有大爷镇守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河南之地丢失后匈奴的整体战略重心西抬，大鲜卑山、乌桓山以东区域“伊稚邪”册封了乌桓人、鲜卑人“羁縻”治理，而王庭与左右贤王则将重点活动区域放在了阴山·燕山以北、大漠以南的“漠南地区”，为的是不再遭受河南之地那样的偷袭而损失惨重。
同时，在於单携支持者归汉后，大汉开始了对匈奴各部族的外交瓦解。张骞和於单团队都熟悉匈奴的内部情况，加上“伊稚邪”得位不正，内部矛盾重重，“伊稚邪”必须花很多力量用在处理内部矛盾、稳定单于地位上。
但是，匈奴还是会劫掠大汉的，因为失去河南之地和百万牲畜后他们更加贫苦了，到了秋冬，不劫掠不能很好的生活。所以这时再多的内部矛盾也不能阻止匈奴最终因生活所迫继续当强盗。
同时，匈奴在感觉大汉已经不好拿捏之后还把劫掠的重心转向西域。据多年后我获得的情报，元朔四年匈奴曾联合乌孙一起攻伐了大月氏，令其继续西迁至后来的康居、大夏之地。
匈奴的军事压力减缓让刘彻有精力腾出手来处理内政。“推恩令”后第一批被“推恩”的宗室在元朔四年集中出现，这一年刘彻册封了十一个同姓侯，将原来的数个相当于郡级别的藩王国拆解成县级别的诸侯国。因为“推恩令”把嫡长子的蛋糕分给了所有嫡庶子嗣，在人数上得到更多的支持，从此再难有孝景朝那样有实力对抗中央的吴王刘濞、梁王刘武了。
元朔年间，整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就是备战。国家的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了修长城、征兵、征粮、训练、买马养马和每次战役后的嘉奖与抚恤。但是大爷过得并不舒坦，因为朝廷的军费基本上都用在了役兵体系的投入，特别是“柳营军”和“赵边军”。“幽燕军”尤其是李家募兵驻扎的右北平地区靠大爷的威名震慑匈奴就够了，所以朝廷的投入很少，不仅与元光年间无法相比，甚至还不如我刚记事的建元年间。虽然二大爷还是能打到藩国的秋风让李家的家底回些血，但大爷想要的一直就不是私人财富，而是率领精锐之师并以此获封列侯。就像他和张骞喝酒时说的那样：如果张骞可以帮他弄到大宛良马，李家自己出钱去买都可以。
最让大爷憋屈的是骑兵一直没有得到补充。李家嫡系的骑兵战损回补后仅剩四千在二少爷麾下，朝廷给右北平只补充了很少的军马，而且必须没有大宛良马、西极良驹这些好马，连本地良马都少。募兵补充的大都是本土的驽马，数量也不多，勉强够军官骑乘，这让善于骑兵作战的大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几次写“篆体密文”回来让李敢找二大爷帮他去协调。
如果说元朔年的大汉在政治和军事上是高歌猛进，那么在财政上则是山雨欲来。
除了汉匈战场上的直接消耗，内政、外交上为瓦解匈奴所耗费的国帑也相当可观。
元朔元年，彭吴成功说服秽貘归汉建立沧海郡，换来的构想是以这块“飞地”作为东边的桥头堡，教化和武装秽貘人成为威慑匈奴左部的新力量。但是随着匈奴统治中心西抬，沧海郡失去了其战略意义，反而因为这块“飞地”的一切补给要经过卫氏朝鲜，行政开销巨大。元朔三年，刘彻终于决定“弃坑”，放弃对沧海郡的统治，三年时间数亿的行政开销投入都打了水漂，沧海郡也成为大汉历史上最短命的一个郡。
不过刘彻不是没有后手，“推恩令”和迁徙豪强都是加强中央集权为搞钱作铺垫。相比元光年间的处处被掣肘和无人可用，元朔年间的刘彻已经形成了自己稳定的核心政治班底，除了军事有卫青、外交有张骞、司法有张汤，尚书台的小团体也在争取个人表现的竞争中越来越能帮他办事。
但其实，尚书台的这些人背景不一、三观各异，为了争“头牌”的名声和地位更是时常勾心斗角。事后看来，政治上渐渐成熟的刘彻是很享受让下面人勾心斗角的，他也越来越会利用臣子的各种欲望。
臣子们总有欲望：政治主张实现的欲望、扬名立万让自己的学术被认可的欲望、封侯拜相的欲望、享受高薪或贪墨金钱的欲望、位极人臣被人敬仰或恐惧的欲望……只要你有欲望、有用处，刘彻就会很好的利用你的欲望驱使你。但是作为老板，刘彻的心非常狠，只要你不再具备可用性或政治上出现认识偏差，他就会弃之如敝履，比如之前的王恢和以后的一长串名字。但是只要你有用且政治正确，他就会一直用你，用到老、用到死，而你也会成为他手下的中枢权贵，去实现自己的欲望。跟着他打工不用担心过了四十岁得拿N+2然后去跑滴滴、送外卖，因为没有用或者政治不正确的最后都要掉脑袋（至少像后来司马迁一样被阉掉），N+2是什么？在他概念里没有。
在尚书台的一众臣僚里，谁能脱颖而出成为中枢一哥？司马迁其实是最先出局的。当然，资历、能力一般的徐乐、严安也没进决赛圈。
元朔三年司马迁的心情不错，他公费出差去了一趟庐山，好好感受了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原来司马迁向刘彻进言：他要去考察一下“大禹治水”的遗迹，为将来修史积累阅历，刘彻批准了这个出差申请。
回来之后，司马迁贴好差旅报销发票上交后就第一时间来到李家，跟李敢说了旅途见闻，说得在一旁旁听的我心驰神往。但是我很多年后才觉出味道：作为天下最繁忙的尚书台，皇帝刘彻居然可以让司马迁休假去公款旅游，那说明对于尚书台的日常工作，司马迁已经可有可无了。的确，司马迁写文章、讲大道理和说牢骚怪话水平都绝对可以，唯独政务能力差强人意，比那些人中任何一个都不如。从另一个层面讲，刘彻虽然表面上“独尊儒术”，其实宗室、外戚、权贵、官员们思想内核是哪一家的都有。汲黯是道家的拥趸、主父偃是纵横家的信徒、张汤是法家的坚决执行者、刘安则是杂家的粉丝……当然朝堂最多的是儒家，元朔三年刘彻再次下诏要加强太学的儒家思想教育，举有政务能力、品行端正的“贤良方正”，但是就如刘彻醉酒时对自己只能拥有“董老头”不满，刘彻也不会真正喜欢和“董老头”一脉相承的司马迁。他喜欢的儒生是公孙弘，因为公孙弘符合有用、政治正确和可以被欲望利用这三个要素的全部。
其实在朝野上下，除了这几家主流思想，还有两股很重要的势力。其一是墨家，准确的说是游侠之墨，在野以郭解为首领；在朝也有一位实际的首领，这个人其实就是大爷。所以我后来很确定：刘彻明着讨厌游侠领袖郭解，暗地里也讨厌一身游侠习气的大爷。因为在墨家、游侠的骨子里是“无君无上”的，千秋道义、快意恩仇比法律规范更重要，很显然大爷的骨子里就是这样的人，而且和郭解一样在民间深得人心，粉丝众多。
除了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其实还有一位春秋时期的杰出人物也形成了他的独特思想体系，在大汉朝也有很多追随者，他就是“陶朱公”范蠡。这位在朝能助君王称霸，退隐能富甲一方的神仙人物虽然不被“稷下体系”的“百家”接纳，但是从富商大贾到贩夫走卒，凡是靠货殖讨生活的“工商之民”其实都是他的门徒。帮刘彻制定商业、财政政策的桑弘羊、孔仅、东郭咸阳其实都是这一支的代表人物。
在元朔年间，民间的主流意识形态“独尊儒术”已经在刘彻的十几年贯彻下基本成了气候，与儒术对立情绪最严重的游侠就是他最先要下手的。于是虽然没有自己动手、但和很多起命案都有关系的游侠钜子郭解就撞在了枪口上。在刘彻授意、公孙弘、张汤等执行下，郭解被全国通缉，最终被缉捕归案并被判灭族。当然，刘彻不可能杀光所有游侠，游侠武功高、胆子大，真的完全走到对立面对国家暴力机关的执行力是严峻考验。但是这时候恰逢与匈奴对战，民族情绪高涨。同时因为经济萧条，游侠的生计也受到了影响。于是刘彻就利用民族矛盾，打出“既能填饱肚子、又能发挥特长、还全民族大义”的幌子诱惑游侠毅然从军慷慨赴死，做汉匈消耗战的炮灰。这样一来，思想上的异己被“有毒有害废物利用”变成了强力兵源。对于已经在军中的、思想上的游侠领袖李广，刘彻也是这么做的，而且他也在一早就谋划好让气氛很像游侠组织的李家募兵做炮灰。
在后世人看来，刘彻一定是反感工商之民的，因为后来他制定了很多严厉的措施打击这些人，成为史上对工商之民最残暴的帝王。但是其实刘彻不是不喜欢工商之民，而是需要他们的财富充实国库。他一向是“听话的掏钱，不听话的要命”的，对宗室勋贵都是如此，更别说对没有反抗能力的工商之民了。不过刘彻其实是个非常实用主义的君主，对于可用的人、哪怕是商人他也会在有用处又政治正确的基础上大胆使用，给予其实现欲望的机会，于是桑弘羊最终成为他最后用了一辈子的人。但是在元朔年间，朝廷的财政需求还没有那么紧迫，桑弘羊还要沉寂几年。
在这个阶段，还有个企图搅局的商人出现，他就是卜式——一个不入流的畜牧业商人。元朔五年，他找到机会上书表示愿意捐献一半家财帮助国家抵御匈奴。但是其实这“一半家产”折合铜钱也就二十万，刚任宰相的公孙弘用“以情乱法”和“疑似别有用心”为由拦着刘彻拒绝了他的捐赠，也延后了这个人登上大汉政治舞台的时间。刘彻应该是考虑到二十万钱确实也是寒碜，而公孙弘的担忧也不无道理：要买官就买官，搞这些虚头八脑的东西感觉图谋不小的样子，于是支持了公孙弘，但是他也表扬了卜式的“爱国心”，发了个“好人卡”，送出一份“西瓜皮人情”。
最先在权力中枢的政治角逐中出局的大佬是道家思想的拥趸汲黯。这是个确实有思想、有底线、有“贵族精神”的人。汲黯很早就任九卿之一的主爵都尉，他主张与匈奴和亲休养生息，但是他不依附讨好田蚡（早在元光三年，我当差时就曾亲见汲黯因为黄河决堤大骂田蚡）；对公孙弘、主父偃、张汤等与他思想不一致、品德也有问题的人，他不论对方是否得志受宠，都敢于针锋相对；对日渐尊贵的卫青，他也是不卑不亢。因为名声好、出身尊贵，汲黯虽然出局但仍在地方发挥余热，最后也算善终。
相比汲黯，人品糟糕的主父偃就悲惨了点。当把自己的政治智慧全部贡献之后，他还在公孙弘的唆使下干了一件得罪全天下读书人的事情：将之前偷藏的董仲舒写的一份竹简交给了刘彻。那份竹简应该是主父偃发迹之前在拜访董仲舒时偷的，内容是一份叫《灾异之记》的草稿。《灾异之记》以建元年间辽东高庙失火为切入点，检讨刘彻前期施政得失，并想以“天人感应”的道理解释是异相都是“天命”在警告“君王失德”。刘彻当然很生气，判了董仲舒死罪，后经众清流儒生求情赦免外放。公孙弘拿捏好火候递了刀就跑，刘彻拿捏好火候上演“捉放曹”，主父偃就被这样架在火上为天下清流不容了。同时，因为“推恩令”实施，主父偃又在一年内逼死了燕王和齐王，最终被赵王刘彭祖（刘彻的七哥）弹劾，加上主父偃多有贪污受贿的不良品行，最终兔死狗烹被刘彻灭族。
虽然不在尚书台，法家张汤其实也是和公孙弘争夺一哥的有力人选。但是比起公孙弘的阴坏和踏实办事，张汤像个“变异的二杆子”——搞人太明、太疯。虽得皇帝重用，却令群臣难以与他合作。加之他是司法吏，并不能解决全面的政治、经济、人事问题，所以公孙弘最终胜出。
元朔二年，公孙弘接替韩国安升任御史大夫；元朔五年，他获封平津侯并正式接替薛泽任丞相，实现了从布衣到丞相、先拜相再封侯的两大逆袭。
在公孙弘代表儒家夺得中枢权力斗争的最终胜利后，儒生司马迁对他的反感也到达了顶峰。虽然他很清廉——张汤都抓不到把柄的那种，但是司马迁还是很讨厌他，每次来府上和李敢聊天都说公孙弘是“千古第一伪君子”。在司马迁的认知里，“贪钱和贪名一样卑鄙”。
司马迁评价很多人都过于刻板，但是他对公孙弘的评价总体还是中肯的。他说主父偃是个“悲夫”，而公孙弘是个极度可憎的伪君子。不过我倒觉得：公孙弘其实同时也是个“悲夫”，到八十多岁累死在岗位上也没捞到实惠，身后子孙再无杰出人物，儿子还最终失爵并被判“劳教”。而他装逼一辈子最想要的“名”，其实也没捞到，反倒在司马迁的大力传播下成了伪君子的代名词，悲也不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