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烟尚未完全散去，如同缠绵不去的亡灵，在“老教堂”高地的上空盘旋、扭曲。混合着血腥、焦土和碎裂木材的气味，构成了一幅胜利之后独特而刺鼻的画卷。然而，在这片被战火蹂躏的土地上，除了忙碌的医护兵、押送俘虏的士兵和清理战场的工兵，还活跃着另一群身份特殊的人——他们手持相机、笔记本，或紧张，或兴奋地穿梭在弹坑与废墟之间，用他们的笔和镜头，贪婪地捕捉着这里的每一个细节。
他们是随军记者。来自布加勒斯特《时代报》、《罗马尼亚日报》的国内记者，以及幸运地（或者说有先见之明地）被分配到迪米特里耶将军师部的几位外国通讯员，其中就包括英国《泰晤士报》的资深记者，阿瑟·彭伯顿。
彭伯顿是个瘦高个，戴着眼镜，脸上总是带着一种惯有的、略带挑剔的冷静。但此刻，即便是见多识广的他，也无法完全抑制内心的震动。他站在高地顶部，脚下是泥泞与血水混合的土壤，环视着这片刚刚经历了一场闪电般突击的阵地。被炸毁的保加利亚机枪掩体还在冒着缕缕青烟，罗马尼亚士兵正在将一面巨大的三色旗牢牢固定在最高点，旗帜在河畔吹来的寒风中剧烈抖动着，发出猎猎的声响，仿佛在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他的目光，最终定格在了那个被一群军官和侍卫簇拥着的年轻身影上——埃德尔王储。王储殿下没有待在安全的后方指挥所，而是就在这里，在这片刚刚停止厮杀的前线。他身上的军装沾满了泥点和不明显的深色污渍，脸上带着硝烟熏燎的痕迹，疲惫清晰地刻在他的眼角眉梢，但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里面燃烧着一种混合了胜利喜悦、对伤亡的痛惜以及不容置疑的坚定意志的光芒。
“不可思议……”彭伯顿喃喃自语，他快速在笔记本上写下：“公元191x年冬，卡拉奥尔曼地区。罗马尼亚王储埃德尔，于黎明时分亲率其神秘部队‘近卫连’，以大胆至极的侧后渗透战术，突袭并一举攻克保加利亚军坚固据点‘老教堂’高地。此举不仅扭转此间战局，更或预示一种全新战争模式之诞生……”
他没有停下，而是快步向王储的方向走去，其他记者见状也立刻围拢过去。士兵们试图阻拦，但埃德尔看到了他们，微微点了点头，示意放行。
“殿下！《泰晤士报》阿瑟·彭伯顿。”彭伯顿率先开口，语气保持着职业的克制，“能否请您谈谈这次成功的突击？尤其是，您为何会选择亲自带队，执行如此危险的任务？”
埃德尔看着眼前这群眼神热切的记者，他深知他们的力量。舆论，是无形的战场，其重要性有时不亚于真刀真枪的拼杀。他需要借助他们的笔，将这场胜利，将新式军队的理念，传递出去。
他深吸一口气，声音虽然略带沙哑，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危险与否，并非衡量行动的唯一标准，彭伯顿先生。关键在于是否必要。‘老教堂’高地扼守要冲，正面强攻必然代价惨重。近卫连的存在，就是为了在关键时刻，用最小的代价，打开胜利之门。而我作为这支部队的创建者和最高指挥官，在它首次投入实战时，与我的士兵同在，是责任，亦是荣耀。”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周围那些虽然疲惫却挺直脊梁的近卫连士兵。“至于战术，并无太多神秘之处。无非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们利用了黑夜和地形，找到了敌人防御的薄弱点，然后以坚决果断的行动，将其撕裂。这证明了，严格的训练、精良的装备，以及……嗯，一些非传统的思维，能够有效提升部队的战斗力。”
“殿下，您提到的‘非传统思维’是指什么？是否指您推行的军事改革，包括这些，”彭伯顿指了指士兵们手中那些与普通罗马尼亚步兵迥异的武器——带弹鼓的冲锋枪、轻便的麦德森机枪，“新式装备？”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让罗马尼亚军队变得更有效率，更能适应现代战争。”埃德尔避开了直接的政治敏感点，将话题集中在军事层面，“武器是士兵的延伸，合适的武器能让他们更好地完成任务。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让罗马尼亚的士兵，能以更小的牺牲，赢得他们本该赢得的胜利。”
他的话语朴实，却蕴含着强大的力量。记者们飞快地记录着。国内记者脸上洋溢着自豪与兴奋，他们已经构思好了头条标题——《王储神兵天降，卡拉奥尔曼大捷！》、《近卫连初露锋芒，新战术震撼前线！》。而彭伯顿这样的国际观察家，则从中嗅到了更深层的信息：这位年轻的王储，不仅拥有勇气，更拥有清晰的军事思想和改革决心，他正在试图将一支旧式军队，拖入二十世纪的战争模式。
记者们没有停留太久，他们像发现了宝藏的探险家，立刻分散开来，去挖掘更多细节。他们采访普通的近卫连士兵，听他们用仍带着激动颤音的语气描述夜间渗透的紧张、突击时的迅猛、王储殿下如何与他们一同冲锋；他们拍摄被摧毁的保加利亚机枪巢、堆积如山的缴获武器、以及那一长串垂头丧气的俘虏；他们甚至找到了手臂负伤、正在接受包扎的连长安东内斯库上尉。
“我们只是执行了殿下的计划。”安东内斯库面对镜头，显得有些不自在，但语气充满骄傲，“渗透、潜伏、等待信号、然后进攻。一切就像平时演习那样。不同的是，这次子弹是真的。”他顿了顿，补充道，“殿下他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就在我身边不远。看到他，我们就知道，此战必胜！”
这些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伴随着电报线的滴滴声，以及信鸽的振翅（在某些通讯不便的地段），以最快的速度飞向后方。
几天后，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日报》以整个头版的篇幅，刊登了巨幅标题和来自前线的详细报道。配图是一张有些模糊，但依然能看清士兵们冲锋姿态和高地上罗马尼亚国旗的照片（由一位胆大的摄影记者在突击开始后不久冒险拍摄）。报道详细描述了近卫连如何像一柄“夜幕下的利刃”，在王储埃德尔的亲自率领下，出其不意地插入敌人心脏，为主力部队打开胜利之门。
报纸一经发出，瞬间被抢购一空。报童们奔走呼号，将“卡拉奥尔曼大捷”和“王储亲征”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
咖啡馆里，绅士们放下手中的咖啡杯，激动地传阅着报纸，高声议论着：“看！我就说埃德尔殿下非同凡响！他创建的近卫连果然成了决定战局的利器！”
“亲自带队冲锋啊！这是何等的勇气！先王卡罗尔一世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
“这些新式武器和战术，看来确实有效！我们终于能在战场上扬眉吐气了！”
街头巷尾，普通市民聚集在张贴报纸的布告栏前，人头攒动。女人们为阵亡的士兵落下眼泪，男人们则用力挥舞着拳头，脸上洋溢着久违的、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国王万岁！王储万岁！”的欢呼声，不时在人群中爆发。
这股热潮迅速席卷全国。从雅西到克拉约瓦，从蒂米什瓦拉到康斯坦察，所有罗马尼亚人的心，都被卡拉奥尔曼的胜利所牵动，被那位勇敢的王储形象所点燃。长期以来笼罩在战局不利阴霾下的民族情绪，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振奋和宣泄。埃德尔王储的名字，一夜之间，从一位颇具争议的改革推动者，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国家英雄和胜利象征。
这股风潮也不可避免地刮进了政治中心。议会中，那些曾经对埃德尔的军事改革和巨额军费开支颇有微词的保守派议员们，此刻大多陷入了尴尬的沉默。面对举国沸腾的民意和铁一般的战果，任何公开的质疑都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可能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他们只能在私下里，酸溜溜地嘀咕着“侥幸”、“冒险成功”，或者担忧王储声望过高会威胁到议会的权力。
而在总参谋部和一些老派将领的俱乐部里，心情则更为复杂。胜利值得庆贺，但胜利的方式，却让他们感到不安甚至威胁。一种他们不熟悉、甚至有些轻视的战术和部队，取得了他们苦战多时未能取得的战果，这动摇了他们固有的军事理念和权威。
“投机取巧！”一位白发苍苍的将军在私人晚宴上愤愤地将报纸拍在桌上，“战争，靠的是正面的勇气和决斗！这种偷偷摸摸的渗透，岂是堂堂正正之师所为？”
“但他确实赢了，而且伤亡极小。”旁边一位相对年轻的参谋低声提醒。
“赢了这一次而已！谁能保证下次还能成功？殿下如此冒险，万一有所闪失……后果不堪设想！”老将军的担忧，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想法。
与此同时，彭伯顿以及其他外国记者的报道，也开始在国际上引发关注。伦敦《泰晤士报》在国际版块刊登了彭伯顿的长篇通讯，标题为《王子与他的“玩具士兵”：罗马尼亚王储以惊人之举重塑前线》。文章详细描述了战斗经过，并评论道：“埃德尔王储此举，不仅展现其个人非凡的勇气与战术眼光，更昭示着罗马尼亚军队正在发生一场静默却深刻的变革。其一手组建的‘近卫连’，在装备、训练和战术思想上，均已明显区别于旧式军队，其表现值得所有欧洲军事观察家密切关注……”
柏林、巴黎、维也纳的军事武官和观察员们，也纷纷收到来自前线的报告。他们开始重新评估罗马尼亚的军事潜力，尤其是那位年轻王储所代表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兴力量。
这一切的喧嚣、赞誉、质疑与震动，都通过电报和信使，断断续续地传回了依旧处于前线紧张氛围中的埃德尔耳中。他对此只是淡然处之。
“名声是把双刃剑，殿下。”亚历山德鲁在他身边，低声提醒。
“我知道。”埃德尔看着远方地平线上若隐若现的“磨坊”村，那是下一个目标，“国内的欢呼能为我们争取更多支持，缓解改革阻力。国际上的关注，则能让我们的敌人和盟友都更加谨慎。但这一切的前提是——”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正在加紧休整、补充弹药的近卫连士兵们。
“——我们得不断地赢下去。一场胜利的余温，很快就会在下一场失败中冷却。舆论今天可以将你捧上天堂，明天就能将你踩入地狱。”
他拿起望远镜，再次望向“磨坊”村的方向。记者的笔已经为他们赢得了后方的第一场胜利，而现在，他和他的士兵们，必须用手中的枪，去赢得下一场真正的、更加艰苦的胜利。战争的节奏，不会因任何人的欢呼而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