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九月的北满，白桦林开始染上第一抹金黄。清晨的薄雾笼罩着山谷，将抗联第一军的营地掩藏在乳白色的帷幕之后。于凤至裹了裹单薄的军装，站在指挥部外的山坡上，呼出的气息已能看到淡淡的白雾。
“天要冷了。”徐建业走到她身边，递过一份刚刚破译的电文，“苏联人又来信了。”
于凤至接过电文，目光扫过那些俄文字母转化成的汉字：“‘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格罗莫夫将军希望我们在演习期间，‘制造足够的边境摩擦’，以牵制日军兵力。”她轻哼一声，“苏联人在西线被德军压着打，倒是没忘了我们在东边给他们当绊马索。”
“怎么回复？”徐建业问。
“回电：我部将‘酌情采取行动’。”于凤至把电文递回去，“措辞要暧昧。既不让苏联人觉得我们在敷衍，也别真的承诺什么具体动作。”
“重庆方面也有消息。”许亨植从指挥部里走出来，手里拿着另一份文件，“军统东北区站最近活动频繁，我们设在佳木斯的秘密仓库被盯上了。有人报告，仓库周边出现了生面孔，像是在踩点。”
于凤至皱眉：“苏联那批装备？”
“恐怕是。”许亨植点头，“仓库里还存着两百支莫辛-纳甘和二十挺轻机枪，本来是准备下月配发给第三军的。”
三人走进指挥部。木墙上挂着大幅的东北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的图钉标注着各方势力：红色是抗联根据地，蓝色是日军控制区，黄色是苏联边境驻军，还有几处用铅笔淡淡勾出的区域——那是重庆方面地下组织的活动范围。
“蒋介石不放心了。”于凤至坐在简陋的木椅上，手指轻敲桌面，“我们跟苏联走得太近，重庆那边肯定睡不安稳。汉卿那边有什么消息？”
徐建业翻出另一份电文：“张总司令昨日来电，措辞委婉，但意思明确：蒋委员长询问东北战区‘是否悬挂异国旗帜’。张总司令已代为解释，说我们不过是‘利用苏日矛盾，获取抗敌利器’，并保证‘青天白日旗永在心头’。”
“这个答复好。”于凤至难得露出一丝笑意，“汉卿还是懂我。不过光是口头保证不够...许副参谋长，仓库里那些装备，连夜转移。分三批，一批藏进黑龙江南岸的沼泽地，一批运往大兴安岭的废弃金矿，最后一批...”
她顿了顿：“送给王栓柱的第二军，现在就发下去。军统要查，就让他们查到装备已经分发到作战部队，生米煮成熟饭。”
“那苏联人要求的‘边境摩擦’？”徐建业问。
“做，但按我们的方式来。”于凤至站起身，走到地图前，“通知赵尚志，让他从第三军抽调一个连，换上伪满军服。”
许亨植眼睛一亮：“冒充伪军袭击日军哨所？”
“不。”于凤至摇头，“袭击苏联哨所。”
指挥部里静了一瞬。
“让这个连在夜间对苏联边境哨所开火，但只打警告性射击，不伤人。打完之后立刻撤离，沿途故意丢弃几件伪满军服和日制武器。”于凤至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苏联人不是要摩擦吗？我们就给他们摩擦。但摩擦的对象，得是日本人和伪满。”
徐建业迅速领会：“这样一来，苏联人有理由向日本抗议，关东军得花精力去查‘伪军叛乱’，而我们...完全置身事外。”
“还能让苏联人看到，我们在主动制造事端。”许亨植补充，“虽然方式和他们想的不一样。”
“就这么办。”于凤至坐回椅子，“还有，通知我们在伪满军政部里的内线，把‘伪军袭击苏军哨所’的消息，‘无意间’透露给日本顾问。要让他们觉得，伪军内部不稳，有人想挑起日苏冲突。”
命令在当天傍晚下达。三天后的深夜，额尔古纳河畔的苏联边防哨所遭到了不明身份的武装袭击。袭击者穿着伪满军服，使用日制三八式步枪，打了十几枪就消失在夜色中。现场留下了两件带有关东军某部队标志的军大衣，以及几个南部十四式手枪的弹壳。
事件迅速升级。苏联远东军区向关东军司令部提交正式抗议，要求“严惩肇事者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关东军方面则一头雾水——调查显示，那一带根本没有伪军部队调动记录。
就在日本人焦头烂额调查“伪军叛乱”时，徐建业从伪满高层的内线获得了另一份重要情报。
“这是三天前从长春传出来的。”徐建业把密写纸在蜡烛上烘烤，显露出字迹，“关东军航空兵团下属的三个飞行战队，上周秘密转场至台湾。同时，大连、旅顺的港口，有至少二十万吨的燃油储备被装船运往南方。”
于凤至接过纸条，逐字阅读。烛光在她脸上跳跃，映出一片凝重的阴影。
“航空兵南调...燃油南运...”她喃喃自语，“再加上我们之前截获的，日军海军舰艇在吴港、佐世保集结的情报...”
许亨植压低声音：“日本人的重心，要转向南方了。”
“太平洋。”于凤至吐出三个字。
她走到那幅包含了整个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地图前，目光从东北移到东南亚，再越过广阔的海洋，落在夏威夷群岛的位置上。记忆的碎片在脑海中拼凑——另一段时空中，那个改变世界历史的星期天早晨。
“徐参谋长，给美国方面发第二封预警信。”于凤至转过身，语速很快，“措辞要升级。就说‘根据多方情报综合分析，日本海军联合舰队近期极有可能对美在太平洋的关键基地发动突然袭击，时间可能在年底前’。不要提具体地点，但可以暗示‘远离本土的岛屿基地尤为危险’。”
“他们会信吗？”徐建业苦笑，“上一封信石沉大海，连个回音都没有。”
“尽人事。”于凤至说，“我们把该做的做了，剩下的...交给历史。”
她停顿片刻，又补充：“信从上海发，用商业电台，伪装成侨胞的担忧。不要用我们的密码，用普通的民用码——要让美国人觉得，这是民间有识之士的提醒，而不是军事情报。”
九月的最后一天，那封预警信从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处商用电台发出，以明码电报的形式发往旧金山一家华裔商会的地址。信中措辞恳切，充满对“祖国同胞在美安危”的担忧，并“基于对日本军国主义行事风格的了解”，提醒美国注意太平洋基地的安全。
这封信几经辗转，最终在十月中旬出现在美国海军情报处的办公桌上。负责东亚事务的麦考尔中校看了译文，在报告上批注：“华侨的过度担忧。日本目前深陷中国战场，无力开辟新战线。”报告被归档，编号1941-097，存入“非紧急情报”类档案柜。
同一时间，在小兴安岭的指挥部里，于凤至收到了重庆方面的正式回电。
电文是张汉卿亲自草拟的，通过陕北转来：“蒋公已明示，东北战区一切行动，以抗敌为第一要务。与外邦交往，须恪守国家立场，勿失民族大节。所需物资，中枢当尽力筹措，然山河阻隔，运输维艰，尚赖就地取给...”
“翻译过来就是，”于凤至把电文递给徐建业，“蒋介石默许我们拿苏联装备，但要求我们记住自己是中国人。重庆给不了实际支援，让我们自己想办法。”
“也算不错的结果了。”徐建业说，“至少明面上，我们没有被指责‘通苏’。”
“维持这个平衡。”于凤至望向窗外，秋日的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在苏联人、重庆、日本人之间走钢丝...走错一步，就是万丈深渊。”
许亨植拿着最新的侦察报告进来：“日军‘关特演’开始了。关东军出动二十万人，在牡丹江至佳木斯一线举行大规模演习。但有意思的是——”他翻开报告，“参演部队中，新兵比例超过四成。很多联队只有骨架，缺编严重。”
“精锐调走了。”于凤至立即反应过来，“调去南方，准备打美国了。留下的这些，是充门面的。”
她走到地图前，手指点在日军演习区域：“这是我们的机会。通知各军：日军演习期间，不要大规模出击，但可以小股部队渗透，摸清他们的实际战斗力。特别是那些新编部队的驻地、装备、训练程度...我要详细报告。”
“另外，”她转身，“告诉冯仲云政委，政治工作的重点要调整。接下来几个月，我们的宣传口号加上一条：‘日本要南下，东北空虚，反攻时机将至’。”
“会不会太早？”徐建业谨慎地问。
“不早。”于凤至摇头，“珍珠港一响，全世界都会知道日本南下了。我们要在那之前，就让战士们、让老百姓有心理准备。”
十月的北满，山色层林尽染。抗联的各个根据地里，新一轮的冬储备战已经开始。而在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历史的齿轮正无声地咬合。
于凤至偶尔会站在高处，望向东南方的天空。她知道，在那个方向，越过大海，一场风暴正在酝酿。而当风暴真正降临时，东北战场、中国战场、乃至整个世界的战局，都将被彻底改变。
她现在能做的，只有等待——以及为风暴过后的一切，做好准备。
暗流在平静的表面下涌动。秋天过后，将是严冬。而严冬之后...或许是黎明，或许是更大的黑暗。
于凤至紧了紧衣领，转身走下山坡。指挥部里，还有无数电报要处理，无数决策要做。在这个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每个人都走在历史的钢丝上。
而她手中的平衡杆，必须握得稳，握得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