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古都沦陷的噩耗与那份来之不易却充满妥协的“团结”协议,如同冰与火,在每一个关心国运的人心中激烈冲撞。悲愤是共通的,但由此衍生的道路选择,却开始显现出愈发清晰的分野。
辽西的回应最为直接和猛烈。张汉卿下达的“复仇式”全面破袭作战命令,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得到了彻底的执行。孙铭九的挺进支队如同数把尖刀,趁着关东军部分兵力被牵制在南线的机会,多点开花,猛烈袭击了辽西、热河地区的数条铁路线和多个孤立据点。爆炸声此起彼伏,铁轨被掀翻,电线杆被砍倒,运输车队遭遇伏击。虽然未能攻克大型城镇,但这种无处不在的袭扰,极大地破坏了日军的后勤补给和通讯联络,迫使关东军司令部不得不从前线抽调部分兵力回防,加强守备。这是一次带着血性与怒火的宣告:东北的抵抗力量,不仅没有因关内的惨败而消沉,反而更加活跃,更加致命。
而在武汉,那份刚刚达成的脆弱协议,正面临着第一次严峻的考验。协议中承诺的补给,在具体落实层面遭遇了重重阻碍。军政部的官僚们以“运输困难”、“库存不足”、“需统一调配”等各种理由拖延、克扣。拨付给八路军和东北联军新编第一路军的物资,数量远低于协议约定,且多为陈旧不堪之物。
于凤至与伍豪先生再次站到了一起,他们联名向最高国防咨询机构提交了措辞强硬的质询函,并要求面见最高当局陈述利害。
“这不仅仅是几箱弹药、几担粮食的问题!”于凤至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面对几位负责此事的官员,语气前所未有的严厉,“这是信用问题!是态度问题!协议墨迹未干,承诺言犹在耳,转过身就如此行事,岂不让在前线流血牺牲的将士寒心?让全国期盼真正团结的民众失望?这究竟是下面的人阳奉阴违,还是……” 她没有把话说完,但锐利的目光已经说明了一切。
伍豪先生则从更宏观的角度阐述:“倘若连这最基本的、白纸黑字约定的物资都无法保证,那么所谓的团结抗战,岂非成了空中楼阁?这只会亲者痛,仇者快!某些人或许以为这样可以限制我们的发展,殊不知,这是在削弱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力量,是在帮侵略者的忙!”
他们的抗争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巨大的舆论压力和最高当局出于维护表面团结的考虑下,物资拨付的流程有所加快,情况略有改善,但距离公平和足额,依旧遥远。所有人都明白,猜忌和限制的坚冰,并非一纸协议就能融化。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个令人震惊且愤怒的消息,如同瘟疫般在高层小范围秘密传播开来:那位原本位居党国副总裁之尊的汪先生,竟于日前借故离开战时首都,随后彻底失去联络,其核心党羽也一同消失。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并非简单的擅离职守,而是有预谋地出走,其目的地,极有可能是已被日军占领的南方都市。
消息得到初步确认的那一刻,于凤至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仍感到一阵窒息般的恶心与愤怒。在国家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在无数将士平民浴血牺牲、哀鸿遍野之际,这位曾身居高位的任务,竟然选择了可耻的背叛!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堕落,更是对整个抗战阵营士气的沉重一击。
“无耻之尤!”一向沉稳的伍豪先生也难得地拍了桌子,脸上满是鄙夷与痛心,“他这是要将‘汉奸’二字,牢牢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很快,更详细的情报传来。汪氏一行已抵达南方那座沦陷的城市,并正在与侵略者紧密接触,酝酿组织一个所谓的“新政府”,意图瓦解抗战阵营。
武汉方面陷入了短暂的混乱和极大的被动。最高当局震怒异常,一方面严密封锁消息,避免造成恐慌;另一方面,则紧急商讨应对之策。
这场突如其来的高层叛逃事件,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抗战阵营内部的光明与黑暗,坚定与动摇。它也像是一剂猛烈的催化剂,迫使那些尚且犹豫、观望的力量,必须做出更明确的选择。
在于凤至和伍豪先生的极力推动下,最高国防咨询机构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于凤至在会上慷慨陈词:
“汪某人的背叛,固然令人痛心疾首,但也彻底撕开了某些人‘和平妥协’的假面具!这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抗战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唯有坚持到底,才能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与生存!此刻,我们更应坚定团结,清除内部一切悲观动摇的情绪,用实际行动,粉碎投降派的无耻谰言!我建议,立即以联合名义,发表通电,严厉声讨汪某人的叛国行径,昭告天下,我抗战阵营内部,虽有分歧,但抗战到底之决心,绝不动摇!”
她的提议得到了伍豪先生以及桂系、滇系代表的支持。这一次,最高当局也无法再回避。很快,一份由多方联署的、措辞严厉的声讨通电,向全国发出,正式将汪氏钉在了民族的耻辱柱上。
这一事件,在带来混乱与耻辱的同时,客观上也促使原本松散的“团结”向前迈进了一小步。至少在公开层面,各方势力在反对投降、坚持抗战这一根本立场上,达成了空前的一致。
与此同时,在辽西根据地内部,另一场深刻的“铸魂”工程,正在王向阳等人的努力下,悄然进行,并开始结出果实。
挺进支队的试点经验,被系统总结后,开始向其他主力部队推广。政治委员制度逐步建立,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日益凸显,扫盲教育和政治课成为了部队日常的一部分。一种不同于旧式军队的风气,开始在辽西抗日联军中弥漫。士兵们不再仅仅是因为军令或者对长官的个人效忠而战,他们开始懂得“国家”、“民族”、“人民”这些词汇的深刻含义,明白了自己战斗的意义。
张汉卿在一次视察部队时,亲眼看到一个班的士兵在战斗间隙,围坐在一起,讨论如何利用地形更好地打击敌人,如何发动驻地百姓协助侦察。那种积极主动、充满智慧的氛围,是他过去在旧军队中从未见过的。他不得不承认,于凤至坚持引入的这套方法,确实在从根本上改变着这支军队的气质,一种更坚韧、更有信仰的“军魂”正在被铸造。
他给仍在武汉周旋的于凤至发去密电,只有简单几句:“内部整训,成效渐显。汪逆事发,南方震动。吾处一切安好,秣马厉兵,只待时机。盼早日归来。”
电文穿越战火,传递的不仅是信息,更是在这纷乱时局中,夫妻二人彼此支撑、共同前行的坚定信念。外面的世界正在经历裂变与阵痛,而在辽西这片饱经战火的土地上,新的力量、新的希望,正在艰难却顽强地破土生长。
汪逆叛逃的丑闻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水中,涟漪不断扩散。日军利用此事大肆进行政治宣传,企图瓦解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而在全国范围内,声讨汪逆、坚持抗战的浪潮也愈发高涨。与此同时,经过艰苦谈判和多方斡旋,一条极其隐秘的、经华北敌后通往辽西的物资通道,终于试探性地送出了第一批数量有限却意义重大的物资——主要是药品和通讯器材。希望的微光,在黑暗中愈发显得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