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元年十二月，凛冬已至，大明南北因新政推行而激起的波澜，在掌握军权的朱常洛强硬手腕下，虽然表面渐趋平静，内里却仍在激烈涌动。
南方，湖广布政使李乔府邸书房内，虽然炭火烧得正旺，可却始终驱不散他心头的寒意。
桌上摊开着被朝廷加急退回、并附有严厉朱批申饬的联名奏疏。
那朱红的御笔批语“恪尽职守，全力推行，不得有误，再敢非议，革职查办！”字字如锤，敲打在他的心头。他环视堂下几位心腹，声音带着一丝疲惫与无奈：“天威难测，雷霆雨露，俱是君恩。诸位……各自回衙，依旨行事吧，切莫再行螳臂当车之举。”
皇帝的决心和手段，远超他们的预估。软抵抗的路径被彻底封死，东厂、锦衣卫的触角显然已深入地方，任何阳奉阴违的行为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
然而，上层官员的被迫妥协，并不意味着在底层掌握实权的县太爷们就能安然接受。
新政确实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暗流在县一级的基层衙门中最为汹涌。
山东，某县后衙。县令周正德与他的心腹钱粮师爷钱三立在密室内对坐，愁眉不展。
“东翁，这新政一来，咱们的日子可就难过了。”师爷压低声音，“吏员的俸禄由大明皇家银行直发，他们以后还能听咱们招呼不？税收由银行接管，咱们手里还能剩下几个子儿？这县令今后可就是个空架子了！”
周正德叹了口气：“朝廷严旨，布政使大人都吃了挂落，我等又能如何？”
“明着对抗自然不行，”师爷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但可以暗中掣肘。比如，让下面的人办事拖拉些，收税时‘疏忽’一些，账目做得‘糊涂’一些……让朝廷看到，没了咱们这些熟悉地方情弊的人用心办事，政令就推行不下去！到时候，或许朝廷就会改弦更张。”
周正德有些意动，但又顾虑重重：“这……若是被东厂或锦衣卫察觉……”
“小心些便是，法不责众嘛！”师爷劝道。
浙江，某沿海县城。
县令王焕之则更加直接，他召集了几名掌管关键事务的胥吏头目，试图鼓动他们共同抵制。
“诸位，朝廷这是要断大家的财路啊！”王焕之痛心疾首状，“以往诸位辛苦，本官从不亏待。可如今，你们的俸禄直接由那劳什子大明皇家银行发了，本官想给你们多争取些都无能为力！长此以往，诸位家中老小何以维系？”
他本以为能激起共鸣，不料几名胥吏头目面面相觑，神色各异。一名掌管刑名颇为正直的老典史犹豫了一下，开口道：“县尊，朝廷给的俸禄……虽然比不上以往灰色收入，但也算稳定足额，足以养家糊口。且听说，表现优异者，还可通过考核转入银行或其他新设官署，也算是个前程……”
老典史其实还有话说，那就是在心里暗骂：“呸，什么狗屁玩意儿，老子以后终于不用看你脸色，给你当牛做马了，居然还想要睡我老婆和女儿？”不拿县令的钱，自然就能硬气一些。
另一名自幼读圣贤书长大，却考不上功名的户房书吏也附和：“是啊，县尊，如今东厂、锦衣卫盯得紧，若是……若是出了岔子，恐怕……”
王焕之见鼓动无效，心中恼怒，却也不敢强逼，只得悻悻作罢。他并不知道，他这番“鼓动”的言论，早已被其中一名担心饭碗不保、更向往朝廷稳定俸禄的胥吏悄悄记下，并通过某种渠道递了出去。
陕西，某地处要冲的州府。
知州赵奎与几名亲信幕僚的密谋更为大胆。他们甚至商议，是否可以暗中联络地方士绅和土匪，制造一些小的“民乱”，比如以新政不便、胥吏扰民为借口，聚众围堵即将设立的皇家银行分行，将事情闹大，给朝廷施加压力。
“只要控制好规模，不出人命，朝廷为了稳定，或许就会让步。”赵奎的一名幕僚献策道。
然而，他们的密谋还未来得及实施，一场雷霆打击便已降临。
紫禁城内，锦衣卫指挥使骆思恭，新任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注：虽然朱常洛一直安排魏忠贤在外面为他挖金矿，可是由于他干活卖力，再加上王安精力有限，所以朱常洛不得不把魏忠贤调回来当东厂提督。而对付这些官员们，魏忠贤自然是行家里手，轻松拿捏。更重要的是长期负债挖金矿的魏忠贤，如今已经看过太多太多的金银了，所以并没有太多贪腐的欲望。）
来自山东、湖广、浙江、陕西等多地的密报不断地被送往京师。
骆思恭与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拿着那些妄图反抗吏员改革的知府和县令们名单，逐条向朱常洛汇报：
“山东济南府下辖林县令，密会师爷，意图消极怠工，对抗新政。”
“湖广周正德，与其钱粮师爷密谋暗中掣肘。”
“浙江王焕之，试图鼓动胥吏联合抵制，未果。”
“陕西赵奎，胆大包天，竟欲煽动民变！”
……
一条条罪证清晰，人证物证俱在。
“动手吧！务必迅雷不及掩耳，以儆效尤！”朱常洛在听到两人的密报后，没有任何犹豫的直接下令，要把动乱趁早扼杀在萌芽阶段。
于是泰昌元年十二月中下旬，一场席卷数省的抓捕行动悄然展开。
东厂番役和锦衣卫缇骑四出，如鹰隼扑兔。山东林县令及其师爷在县衙后宅被直接从被窝中拖出；湖广周正德与钱粮师爷在密室中被堵个正着；浙江王焕之虽未直接行动，但其“鼓动”言行证据确凿，亦被锁拿；陕西赵奎及其核心幕僚更是被一网打尽，连试图传递消息的机会都没有。
这些官员被东厂和锦衣卫迅速押解进京，投入诏狱或刑部大牢。案件依旧交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同锦衣卫、东厂进行审理。在铁证面前，无人能够狡辩。
泰昌二年元月，判决下达。鉴于此事关乎新政推行，皇帝朱常洛对此案异常关注，亲自批示：“新政乃国本，阻挠者，罪同谋逆！”
最终，陕西知州赵奎因罪证最为严重（意图煽动民变），被判斩立决，家产抄没，家眷流放三千里。山东林县令、湖广周正德、浙江王焕之等多名县令、知州，均被革职罢官，判流放充军，遇赦不赦。其参与密谋的师爷、幕僚等，亦受到严惩，或流放或监禁。
朝廷通过邸报明发天下，详列诸人罪状及惩处结果，并再次严申推行新政之决心，警告任何敢于阻挠者，必将严惩不贷！
这场迅疾而残酷的清洗，如同一声惊雷，彻底震醒了所有还在观望或心存侥幸的地方官员。同时也让他们明白自此以后他们手下的吏员将不再是他们的私人奴仆，而是属于大明朝廷的吏员。
此后、虽然吏员们的升迁赏罚在名义上都还是由县太爷们所管辖，但他们已经无权（不需要理由）随意开革任何一名自己手下的吏员，更无权像从前一样把吏员当做自己的奴仆随意的打骂侮辱。（当然不包括那些犯贱主动谄媚上司，甘愿当上司奴仆，想要获得升迁的吏员们。）
在东厂和锦衣卫的严厉打击下，那些手握实权的县太爷们也终于明白，皇帝改革的意志坚如磐石，任何试图挑战的行为，都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他们也不得不开始有所收敛，从明面上的对抗转为暗地里的消极对抗。
不过也有一大批自认为聪明的县令们，他们直接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同他们关系好的师爷和吏员安排进入县衙，让他们领皇家的俸禄，而他们自己则可以省下一大笔发俸禄的费用。
但是朱常洛又怎能让他们如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