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康的动作比王泽预想的要快。次日清晨,厚厚几大摞匠人名录与作坊档案便已堆放在了王泽的案头。墨迹新旧不一,纸页也显驳杂,显然是在仓促间汇集而成。
王泽没有假手他人,亲自埋首于这故纸堆中。他翻阅的速度极快,目光锐利如鹰隼,掠过那些密密麻麻的人名、籍贯、年岁与简单的工种标注。他寻找的,并非仅仅是技艺高超者,更是那些记录中透露出“非常规”迹象的匠人——比如,曾因“擅改祖制”被申饬的,或是在完成定额差遣外,还有“私作奇巧”记录的。
一连三日,王泽几乎足不出户,除了必要的点卯和与阎毗就一些常规公务进行简短的交流外,所有时间都耗在了这些档案上。阎毗依旧专注于他的宫室陵寝营造,对王泽的举动不闻不问,仿佛默认了其在自己职权范围内的“折腾”。而赵康等人,则在最初的紧张观望后,见王泽并无立刻发难之意,便也渐渐放松下来,只当这位伯爷是新官上任,例行公事地翻翻旧账,走个过场。
然而,他们低估了王泽的耐心与洞察力。
第三日午后,王泽合上了最后一卷名册,揉了揉发胀的眉心。他面前的纸上,已列出了十几个名字,旁边标注着简短的评语与疑点。这些人,分散在将作监下属的雕版、造纸、织染、金玉等多个作坊,共同点是都曾有过“不安分”的记录,且近年的差遣评价多为“中平”甚至“下等”,显然在现有的评价体系内并不受重视。
“找到了。”王泽低声自语,指尖在其中一个名字上点了点——雕版作坊,大匠,郭槯。记录显示,此人技艺精湛,尤擅微雕,但因“性桀骜,好论是非,屡与上官龃龉”,年近五旬,仍只是个无品级的大匠,常年被派去雕刻一些不甚重要的经卷扉画。
王泽放下名单,并未立刻召见这些人。他转而拿起那些作坊的物料核销与成品记录,开始进行交叉比对。这一次,他看得更加仔细,重点关注物料消耗与实际产出之间的比例,以及不同匠人完成同类工作的效率差异。
数字是冰冷的,却也最能揭示问题。很快,他便发现了几处明显的异常:雕版作坊近三年消耗的上等梨木、枣木数量巨大,但核准入库的雕版数量却与之不成比例,且废版率奇高;造纸作坊用于增白、染色的特殊物料支出频繁,但成品纸张的质量记录却参差不齐,时好时坏;金玉作坊更是离谱,贵金属的损耗记录语焉不详,许多边角料的去向成了谜团……
这些异常,若分散来看,或许可归咎于技艺难度或偶然损耗。但当王泽将这些数据与之前那份“问题匠人”名单,以及赵康等管理官吏的背景联系起来时,一幅清晰的图景便浮现出来——资源被有意无意地倾斜向某些关系户或听话的匠人,而真正有想法、可能触犯既得利益者的匠人则被边缘化,甚至其合理损耗也被夸大记录,成为打压的借口。整个将作监,被一张无形而紧密的关系网笼罩着,效率与公平在人情与利益的侵蚀下,变得千疮百孔。
“水果然很深。”王泽冷笑。他知道,直接拿这些账目问题去质问赵康,对方必有无数借口推脱,打草惊蛇,反而会让那些被排挤的匠人处境更糟。
他需要一种更巧妙的方式,既能打破这无形壁垒,接触到那些被埋没的匠人,又能逐步瓦解赵康等人的控制。
沉吟片刻,王泽有了主意。他提笔写下一份文书,名为《为振兴百工,擢选良才,奏请于将作监设“考功司”疏》。文中,他并未提及任何具体的账目问题或人事不公,而是冠冕堂皇地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激励创新,提升效能”为由,请求在将作监内部设立一个独立的考评机构,由他直接负责,定期对所有匠人的技艺水平、工作效率、创新贡献进行综合评定,并以此作为升迁、赏罚乃至差遣分配的重要依据。
这是一招阳谋。一旦“考功司”成立,赵康等人凭借人情关系掌控匠人命运的权力将被大大削弱,而那些有真才实学却被埋没的匠人,则有了脱颖而出的通道。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开、透明的考评,那些隐藏在账目下的资源错配与效率低下问题,也将无所遁形。
写罢奏疏,王泽将其封好,命人即刻送往宫中。他知道,这道奏疏必然会触动许多人的神经,引来赵康乃至其背后势力的反弹。但他更相信,在蓝田工坊实实在在的成果面前,在李世民对“新政”的期许之下,这道旨在“振兴百工”的奏疏,被核准的可能性极大。
做完这一切,王泽起身,走到窗边。将作监的院落里,几个匠人正懒散地搬运着材料,远处的作坊里传来断续的、缺乏激情的敲打声。这与蓝田工坊那充满活力的轰鸣形成了鲜明对比。
“郭槯…”王泽默念着这个名字,眼神锐利。他知道,要改变这一切,他需要找到像郭槯这样的“火种”。而“考功司”,就是他点燃这些火种,并让星火得以燎原的第一阵风。
无形的壁垒已然清晰,而打破壁垒的锤凿,他已悄然举起。接下来,就看这长安城内的风,将往哪个方向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