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人民医院的走廊又长又白。
白墙，白灯，飘忽的白大褂。
消毒水的味道钻进鼻腔，凉飕飕的，和窗外的雪气混在一起。走廊尽头，‘产房’两个红字亮着，在漫无边际的白里，灼得人眼疼。
常松站得离门最近。
他后背靠在墙上，棉袄敞着怀，里面的毛衣领子汗湿了一圈。胡子一夜之间冒出来，青黑一片。眼睛盯着产房的门，眨都不眨。手揣在裤兜里，其实在抖。
大玲挨着英子站着。
她穿了件枣红色的棉袄，领子上的毛有些塌。头发用黑皮筋扎着，有几缕散下来，贴在脖子上。她看看产房，又看看英子，嘴唇抿得紧紧的。
英子没穿外套。
白毛衣，牛仔裤，脚上是那双在家穿的棉拖鞋，鞋面湿了，沾着化了的雪。她两只手绞在一起，肩膀缩着，在抖。
“英子，”大玲轻声说，“你冷不冷啊？姨把袄子脱给你穿。”
英子摇头，头发跟着晃：“不冷。”
声音是哑的。
大玲伸手摸摸她的胳膊，冰的。她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非要给英子披上。英子不肯，推。大玲硬给她裹上。
“你妈不会有事的。”大玲说，声音压得很低，“放心吧，不要担心。女人生孩子都要走这一关，没事的，英子。”
英子没说话。
她盯着产房的门。门是浅绿色的，漆有些剥落，下面有拖把拖过的水渍。门上面有个小玻璃窗，磨砂的，什么也看不见。
突然，里面传出声音。
是红梅的声音。闷闷的，隔着一层，听不清喊什么，但那调子是痛的，撕扯的。
英子的脸一下子白了。
她往前冲了一步，常松伸手拦她。
“妈——”英子喊。
产房的门开了。
出来的是个护士，三十多岁，戴着蓝色的手术帽，口罩拉到下巴。她手里拿着个夹板，扫了他们一眼。
“李红梅家属？”
常松往前一步：“我是她丈夫。”
“情况不太好。”护士言简意赅，语气里没有太多情绪，只是陈述，“胎儿胎心有点弱，产妇出血比较多，宫口开得慢。我们现在需要做决定，必要时可能要手术，但有风险。”她把硬板夹往前递了递，手指点在一处空白的地方，“这里，签字。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走廊里静了。
窗外的雪还在下，簌簌的，声音细细的，钻进耳朵里。
常松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他喉咙动了动，又动了动。
“保大人还是保孩子？”护士又问了一遍，语气里有点不耐烦。
保大保小？这问题就像问饿汉要左腿还是右腿——选哪条都是割自己的肉。区别只在于，割左腿当场疼死，割右腿后半辈子瘸着过。
常松看着护士，又看看那支递过来的笔，黑杆的，很普通的一支圆珠笔。保大人？保孩子？这几个字分开来他都认识，合在一起，变成一把生锈的钝刀，慢悠悠地割着他的五脏六腑。
血缘是未来的赌注，而日夜相伴的恩情，是此刻无法割断的肉身。常松在这一刻才惊觉，自己对那个未谋面孩子的爱，是抽象的、是悬在未来的期待；而对红梅的疼，是具体的、是渗进骨头缝里的怕。怕她疼，怕她走，怕这个家没了她，就散了架。
红梅……孩子……他的孩子，他盼了这么久的孩子，是个儿子吧？大伯临死前抓着他的手，眼巴巴的样子……可红梅，红梅是他的老婆，跟他过了这么多年日子的老婆……
他的手从裤兜里拿出来，手心全是汗。他看看护士，又看看产房的门，眼神是空的，乱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又咽回去。
时间像冻住了。
每一秒都拉得很长，长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
产房是女人最公平的战场，也是最残酷的赌场——赢了的叫母亲，输了的叫病历。
英子突然动了。
她扑到常松面前，抓住他的胳膊。抓得很紧。
“常叔，”她的声音是劈的，带着哭腔，“你赶快签啊。你说保妈妈。我以后给你养老。你不要担心，妈没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不能没有妈妈。我给你磕头了。我求求你了，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你的恩情。求求你签啊！保妈妈！妈不能有事！我求你了！我一辈子记住你的恩情！我一辈子报答你！”
她真的往下跪。
膝盖磕在水磨石地板上，“咚”的一声。
这不是计算，不是权衡，是一个孩子对“母亲”这个词最本能的、倾尽一切的守护。血缘在此刻让位于岁月——那些一口一口喂大的饭，一夜一夜捂热的被，一句一句攒起来的“妈妈”。
大玲赶紧拉她。
常松像被烫着了，往后退了一步，又站住。他看着跪在地上的英子，头发乱了，白毛衣的领口歪着，露出细瘦的脖子。脸上都是泪，鼻涕也流出来，她也不擦，就那么仰头看着他，眼睛红的。这眼睛很像红梅，又比红梅更脆弱，更破碎。
红梅……如果红梅真的没了，英子怎么办？这个家怎么办？他忽然想起刚和红梅在一起的时候，英子还是个怯生生的小丫头，这么多年，他没给她多少，她倒是“常叔常叔”地叫着，给他端茶倒水，跟他说话……红梅要是走了，他留个没见过的孩子，有什么用？他下半辈子对着谁过？
“常叔……”她又喊，声音碎了。
常松的喉结滚了滚。
这一刻，没有丈夫，没有父亲，只有一个被推到悬崖边的男人，脚下是万丈深渊，手里攥着两条命的绳索。每一条，都能勒死他的余生。
他转过身，面对着护士。背挺直了，又弯下去。他开口，声音粗嘎：“保大！当然保大！护士，保大人！保我老婆！”
说完这句，他整个人松了一下，肩膀塌下去。
他拿过护士手里的笔，手抖得厉害，签名的地方找了几次才找到。字写得歪歪扭扭，“常松”两个字，像两个在泥沼里挣扎、快要溺毙的虫子。
一个老实男人的成长，有时候就在一笔之间。这一笔，划掉的是传宗接代的执念，接住的是一个女孩全部的恐惧，和一个女人半生的交付。
签完了，他把笔还给护士。
护士看一眼，转身推门进去。门关上，磨砂玻璃窗里人影晃动。
常松转回身，看见英子还跪着。没去扶。
“英子，”他说，声音低低的，“你放心，常叔不会弃你妈不管的。”
英子站起来，腿软，站不住。大玲扶着她。她看着常松，眼泪哗哗地流，说不出话，只是点头，使劲点头。
常松拍拍她的肩，手很重，拍了两下，又收回去。他走到墙边，后背抵着墙，慢慢滑下去，坐在了地上。头埋在膝盖里，肩膀耸动着。
男人的抉择像在悬崖边撒尿，往前一步是深渊，往后一步是裤裆——怎么选都是湿。
大玲扶着英子，走到旁边的长椅上坐下。
椅子是铁的，刷着绿色的漆，坐上去冰得人一激灵。英子没感觉，她盯着产房的门，眼睛一眨不眨。
大玲搂着她的肩，一下一下拍。
她看着产房的门，心里翻腾着。
刚才那一幕，英子跪下去，常松签字，护士进去。她看着，心里那个念头更清楚了：二婚找对象，还是要找有孩子的，千万不能给对方生孩子。这罪，真不是人受的。一脚踏在棺材里，命就攥在别人手上。
这红梅，平时多硬气的一个人，这会儿命不由己。要是没英子这么豁出去地求，常松那一下犹豫再长点……她心里那点对红梅隐约的、说不清的羡慕——羡慕她有个肯为她拼命求情的女儿，羡慕她再难，脊梁骨好像总比旁人硬些。
但转念一想，什么儿女双全，什么老来得子，都是男人脸上的光，是女人拿命搏来的彩头。
女人的子宫是家族的希望工程，男人是项目经理，婆婆是监理，只有躺在床上的那个，是拿命浇筑的农民工。
她手上拍着英子，眼睛却看着坐在地上的常松。
常松的头还埋在膝盖里，一动不动。棉袄的后背蹭在墙上，蹭出一片灰。
常松脑子里嗡嗡的。
他想的是红梅的脸。红梅笑的样子，红梅生气的样子，红梅坐在收银台后面算账的样子。红梅说“常松，这是最后一次”的样子。
他为什么非要这个孩子？
大伯是说过，常家不能绝后。可大伯死了？为了一个死人的话，让活人受罪，他是不是疯了？
要是红梅真没了，他怎么办？
英子怎么办？
这个家怎么办？
他抬起头，眼睛通红，血丝爬满了眼白。他看着产房的门，那扇门关着，关着他的妻子，关着他的半条命。
他真恨不得抽自己耳光。
可是现在抽有什么用？
他只能等。
等那扇门开，等一个结果。
等一个要么把他打进地狱，要么把他拉回人间的结果。
男人总在生死关头才顿悟：传宗接代是远景海报，日夜相伴才是贴身内衣。海报可以换，内衣破了，寒风直接往骨头里钻。
产房里。
无影灯的光惨白惨白的，照得一切都失了颜色。
红梅躺在产床上，身上盖着绿色的无菌布。布下面，她的肚子已经有点瘪下去了，像一个即将泄了气的皮球。血还在流，暗红的，浸透了布，滴到下面的金属桶里，嘀嗒，嘀嗒。
麻醉师站在床头，看着监护仪。血压越来越低。
主刀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戴着眼镜，眼神很稳。她手里拿着手术刀，刀刃上沾着血。她看了一眼监护仪，又看了一眼红梅的脸。
红梅闭着眼睛，脸色白得像纸，嘴唇是灰的。麻药已经上了，她睡着了，呼吸很轻，轻得几乎看不见胸口的起伏。
“血压还在掉。”麻醉师说。
“加快输液。”医生说，声音平静，“准备血。”
护士应声去忙。
医生继续手上的动作。刀划开，止血钳夹住，每一个动作都利落，精准，没有多余。
红梅在做梦。
梦里下的是雨。是1983年的雨，不是窗外2000年这场要人命的雪。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