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潇的目光变得深邃，“这条底线，在资源压力尚可承受的‘和平’或相对‘丰裕’的时期，它确实能作为一种实际的约束和缓冲，维系表面的稳定与最基本的秩序认同，避免过早激化矛盾。
但是，在面对真正的生存绝境时，它必然是第一道被现实压力突破和践踏的防线。”
她顿了顿，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它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其绝对不可突破的‘稳固性’，而恰恰在于它为整个资源分配体系的健康状况设定了一个清晰的‘崩溃阈值’。
这条底线被突破，本身就是一个最强烈的危机信号，标志着现有的分配体系已经临近崩坏，生存将更加艰难。因此，它既是给予弱者的‘心理安慰’，也是一个客观的‘危机预警器’。”
“当然了，还可以换一种更直白的说法。”
柳潇看向静立的水影，“这条底线的约束力，不依赖道德，而依赖于‘维持基本秩序’的需要。彻底或过早地公开抛弃底线，可能引发底层群众大规模的绝望反抗，从而导致秩序彻底瓦解，引发不可控的混乱，这同样会损害群体整体的生存概率。
所以，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只要还存在一丝余地，维持最低份额（哪怕只是名义上），也有它的现实价值。
而且它还不只是安慰。它还是一条被公开划出的‘生存保障红线’。红线之上，是保障的领域；红线之下，则是明确宣告‘不予保障、风险自担’的领域。原则公开，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看清这条线在哪里，理解跌落到线下的明确后果。”
电子屏幕上的文字和模拟图表流动的速度明显加快，像是正在极限压力下测试着柳潇所勾勒体系的韧性与崩溃点。
几分钟后，两个指向制度长期演化宿命的问题出现：
【7、历史经验表明，任何等级制度运行一段时间后，都可能出现权力与资源的世袭、固化，既得利益阶层会扭曲规则以维护自身。
假设此法律运行数代后，群体成功壮大，但“贡献积分”逐渐异化。既得利益阶层利用制定和修改积分细则的权力，巩固自身地位，压低新兴领域的贡献估值，甚至使积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可世袭或交易的隐形特权。系统出现僵化与不公。
你作为立法者，如何看待这套法律必然导致的此类异化？】
【8、你是否在立法之初，就为修正这种异化预留了制度性的纠错或修复程序（如定期重置、革命权）？
如果预见到但无法完全避免，你如何衡量“整体生存发展”与“系统内部正义损耗”之间的关系？】
柳潇凝视着这两个问题，沉默的时间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长。一时间，环形空间内只剩下墙上的代码在无声地闪烁。
“我能预见到这种异化，并且，我认为在长期尺度上，这是一种近乎必然的制度演化趋势。”
她终于开口，遵从内心真正的想法回答，“任何以‘效率’、‘贡献’为标尺，并赋予其巨大资源分配权力的体系，都难以完全杜绝路径依赖与权力寻租。
既得利益者会将‘维护体系’与‘维护自身特权’悄然等同，通过将‘贡献’标准模糊化、复杂化、特权化，甚至将‘管理’与‘仲裁’成本转化为新的统治与剥削工具。
这不是单纯的制度缺陷，而是人性在权力与资源诱惑下的某种常态。”
“但我不会预留‘革命权’那种暴力的纠错方式，那等于是在制度内部安装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引爆的炸弹，会导致周期性的合法性崩溃、大规模暴力内耗和现有文明成果的断崖式倒退，其代价远超它要纠正的现象。”
“我倾向于设计出几种相对温和，也相对复杂的修正机制。”
柳潇开始阐述自己的构想：
“第一，建立‘贡献标准定期强制重审机制’。设立明确的法律条款，规定每五年，或每当群体技术、生存环境发生重大变革时，必须启动由广泛代表组成的‘标准审议委员会’。委员会需包含不同领域的专家、不同积分层级的代表以及按一定比例随机抽选出来的普通成员。旧标准享有一定的延续性保护，但新标准如果能在委员会中获得足够共识，就有权对旧体系进行迭代更新，打破话语权的长期被垄断。
第二，建立‘非常规贡献申诉与评估特别通道’。允许个人或团体，对其无法被现有积分体系衡量的特殊贡献（可能是技术突破、风险预警、文化凝聚力等）提出申诉。申诉由更高级别、更具独立性且成员临时随机组成的‘特别评估庭’进行个案审理。成功的案例不仅能惠及申诉者，其评估逻辑与结果还可以作为未来修订通用积分标准的重要参考，保持体系对新价值的吸纳能力。
第三，设计针对性的‘制度代谢’方案。例如：贡献积分可设定‘代际递减系数’，直系后代继承的积分价值随代数或时间打折，防止优势永久性世袭；设定个人或家族贡献积分累积的‘软性上限’，超出部分可按一定比例强制转化为对公共设施、基础研究或教育基金的捐赠，变相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定期（如每十年或二十年）由完全独立、与当前利益网络高度隔离的评审团，对整套‘贡献’评估标准进行审视与再校准，打破解释权的垄断。同时，始终保持底层上升通道在理论上的绝对畅通，哪怕这一点在实践中会有重重阻碍。”
最后，她坦然承认了自己设计的局限性：“我承认，这些机制本身也可能被侵蚀、规避或形式化。但它们至少增加了个别群体优势固化的成本和难度，为内生的变革力量提供了合法的表达与博弈渠道，从而延缓彻底固化到来的时间。”